五
略一浏览文化群，就发现許多有待完成的工作。十九世紀时，历史研究受自然科学的指导，而历史思想則受巴罗克时代的观念的指导，这个世紀仅仅把我們带到一座高峰之上，从那里我們俯視脚下的新世界。我們将能否掌握那个新世界呢？
甚至在今天，对这些伟大的生活过程的統一处理，也还有无限的困难，因为那些較遙远的范围根本还没有切实地研究过。再者，西方——欧洲人士的貴族气派的眼光使他只注意那种从任何一个古代通过一个中世紀的正式的和郑重的途径接近他的事物，而那种自行进展的事物則很少引起他的注意。这样一来，中国世界和印度世界的某些类事物现在虽正开始动手解决，如艺术、宗敎和哲学，但对政治史，即或不是根本没有着手研究，也是“空言”塞責。还没有见到任何人，以蒙森致力于奥古斯都元首政治的研究的那种彻底精神，去探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的宪政問題，这些問題有：厉王的霍亨斯陶棻家族式的命运（公元前842年）、第一次諸侯大会（公元前659年）、公元前500年到300年間“罗馬式”的秦国的帝国主义（連横）原則和国际联盟思想（合纵）原則之間的斗爭、中国的奥古斯都秦始皇的兴起（公元前221年）。印度的情况，也是这样；不論印度人自己已經怎样完全忘記了他們的国家历史，关于佛陀时期我們可利用的材料毕竟比我們关于公元前第九世紀和第八世紀的古典历史所占有的要多一些，可是直到今天我們在行动时，还好象“这”印度人完全在他的哲学中度日似的，正如雅典人（我們的古典学者想要我們这样相信）在伊里撒斯河岸上在美的哲理探討中消磨他們的岁月那样。但是，連埃及的政治也很少受到深思的注意。晚近的埃及史学者在“海克索人时期”这个名目下所隐匿的危机，是和中国人在“战国时期”这个名目下所論述的危机一样——这也是至今尚未研究过的問題。对阿拉伯世界的研究兴趣，也仅达到了古典語言的疆界，没有更进一步。我們曾以何等孜孜不倦的精神叙述戴克里先的宪法，并且为小亚細亚諸省的毫不重要的行政史搜集了資料——因为这种資料是用希腊文写成的。但是，薩薩尼国家，戴克里先的国家的先例和各方面的模型，却只是偶尔受到人們的注意，并且就在那时侯也是作为与罗馬交战的对手受到注意的。这个国家自己的行政史和法律史是怎样了呢？我們关于埃及、印度以及中国的法律和經济所搜集的資料的总和，〔26〕与我們关于希腊和罗馬法律所已經做出的研究成續比較，是何等的可怜！
公元前3000年左右，〔27〕在漫长的，在埃及仍显而易见的“墨洛溫王朝”时代〔28〕以后，两种最古老的文化在尼罗河下游和幼发拉底河下游极端狹窄的地区肇始了。在这两种情况下，早期和晚期之間的那些区别早已标志为古王国和中王国、苏末和阿卡德。以一个世袭貴族阶級的建立和旧王权的衰落（自第六王朝起）为特征的埃及封建时期的結果，同自懿王（公元前934—909年）开始的中国文化的靑春时期和自皇帝亨利六世（公元1056—1106年）开始的西方文化的靑春时期的事件发展过程，是十分惊人的相似，从而对所有这三种文化的統一的比較的研究，大可冒险一試。在巴比伦尼亚的“巴罗克时代”〔29〕的初期，我們看到伟大的薩貢这个人物（公元前2500年），他推进到地中海沿岸，征服了塞浦路斯，并和查士丁尼一世及查理五世一样自称为“世界四方之王”。不久，公元前1800年左右在尼罗河流域并更早一些时候在苏末一阿卡德，我們看到最早的一批文明开始了。这二者中的亚細亚文明显示了莫大的扩张威力。“巴比伦文明的許多成就”（如书籍所說的），許多同測量、計数以及計算有关的事物和看法，或許一直流传到北海和黄海。許多印刻在工具上的巴比伦商标可能曾在日耳曼的原野那边被尊崇为一种有奇异魔力的象征，因之，可能产生了某种“早期日耳曼”的装飾品。但是，这时巴比伦尼亚的国土本身却一再易主。喀西特人、亚述人、迦勒底人、米太人、波斯人、馬其頓人所有这些在精干的領袖統御下的规模不大的〔30〕战士集团，在这个地区的首府相继代替，此起彼伏，而未受到它的居民方面的任何严重的抵抗。
这是“罗馬帝国”型式的第一个例証——不久在埃及即有相似的例証。在喀西特人統治时期，統治者是由禁卫軍拥立和撤換的；亚述人和晚期的罗馬軍人皇帝（康莫都斯以后）一样，維持旧的法制形式；波斯王居魯士和东哥特王提奥德里克把他們自己看作帝国的管理者，米太人和伦巴第人的战士集团，則把自己看作异族环境的統治民族。但这些都是法制上的而非事实上的区别；实际上，塞普提姆·塞弗茹斯統率的非洲人軍团和阿拉里克統率的西哥特人并没有区别，而在亚得里亚堡战役时〔31〕“罗馬人”和“蛮族”已經变得几乎难以辨别了。
公元前1500年以后，三种新文化开始了——首先是上旁遮普的印度文化；其次是一百年以后发生的黄河中游的中国文化；再次是公元前1100年左右发生的爱琴海上的古典文化。中国史学家对夏、商、周三大朝代的論述，同拿破仑把自己看作是继墨洛溫王朝、加洛林王朝和加貝王朝之后的第四王朝，情况大致是相同的。实际上，在每一場合，第三朝都是一直和文化共存的。当公元前441年名存实亡的周王成了“东周公”的一个受国家供奉者时，〔32〕以及当公元1793年“路易·加貝”被处死刑时，在这两种情况的每一种情况下，文化都变成了文明。有一些极古的銅器从商朝晚期保存下来，它們对后日的艺术的关系，与迈錫尼时期的陶器对古典时代早期的陶器、以及加洛林王朝时期的艺术对罗馬式艺术的关系，完全相同。在吠陀的、荷馬的和中国的靑春时期〔33〕及其“行宮”和“城堡”、騎士制度和封建統治权中，可以看到我們的哥特时期〔34〕的全部影象；“大护国者时期”（盟主，公元前685—591年）則恰恰相当于克伦威尔、瓦楞斯泰因和黎塞留的时期，并相当于希腊世界的第一次僭主政治。〔35〕
公元前480年到230年这段时期被中国史学家称为“战国时期”；这个时期发展到最后，是一世紀之久的群众大軍之間的連年战爭以及可怕的社会騷乱，并由此产生了“罗馬式”的秦国，作为中华帝国的創建者。埃及在公元前1780年到1580年經历了这个阶段，它的最后一个世紀是“海克索人”統治时期。古典世界从喀罗尼亚战役（公元前338年）以后經历了这个阶段，并在革拉古兄弟改革（公元前133年）到亚克兴战役（公元前31年）这段时間达到了恐怖的頂点。这也是西方欧美世界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所必有的命运。
在这个时期，重心轉移了——古典世界从亚狄加轉移到拉丁姆，中国則从黄河（在河南）轉移到揚子江（今湖北省）。西江对于那个时期的中国学者是有如易北河对亚历山大里亚的地理学者一样的模糊，至于印度的存在則到那时为止他們还不知道。
在地球的那一边出现了朱理烏斯——喀劳狄烏斯家族的元首；在中国这里則出现了秦王政这个强有力的人物，他領导秦国，通过决定性的斗爭，独霸了中国，并在公元前221年采用了“始”（在字义上等于“奥古斯都”）的称号〔36〕和“皇帝”的名号。他建立了“中国和平”（我們可以这样称它），在疲敝的帝国中实行了规模宏大的改革，并象罗馬那样迅速地〔37〕开始建筑他的“边界”，即有名的万里长城，为此他在公元前214年吞并了蒙古的一部分領土。他也是第一个在一系列的大规模战役中征服了揚子江以南的蛮族的人，随后又以軍用大道、堡垒和殖民地把自己的版图巩固起来。但是他的家族的历史也是“罗馬式的”，在其中呂不韦（丞相、又是皇帝母亲的第一个丈夫）和伟大的政治家李斯（那个时代的阿格利巴和中国文字的統一者）占了重要地位，并且它很快地就在尼祿似的恐怖中結束了。继之而起的是两汉（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23年；东汉，公元25—220年），这时中国的疆界日益扩张，而在京都中宦官大臣、将軍以及軍人团体却任意拥立和废黜統治者。在某些罕见的时刻，如在武帝（公元前140—86年）和明帝（公元58—76年）时，中国的儒家、印度的佛敎徒和古典的斯多噶主义者等几种世界势力在里海地区彼此非常接近，以致它們很可能已經发生了实际的接触。〔38〕
机会注定了：匈奴人对中国“边界”的猛烈攻击必然自行瓦解，毫无成就，这个“边界”每遇危急之际总有一位强有力的皇帝去防守它。决定性地击退匈奴，是在公元前124—119年中国的图拉眞，武帝在位时期发生的。抱着获得一条通往印度的路綫的目的，最后把中国南部并入帝国的，也是他；他还建筑了一条通往塔里木的有城垜的大道。因此，匈奴轉向西方，不久就驅迫着一群日耳曼部落，出现在罗馬世界的边界前面。这一次他們成功了。罗馬帝国瓦解了，于是三个帝国中就只有两个还继續存在，并至今还作为連續不断的不同强权的合意的掠夺品而继續存在。今天，西方的“紅发蛮族”在非常文明的婆罗門和淸朝官吏的眼前扮演了蒙古人和滿洲人昔日曾經扮演过的角色，扮演得旣不比他們更好，也不更坏，并必然象他們那样不久将被其他的演員所代替，但是另一方面，在崩潰中的罗馬的拓殖范围以内，未来的西方文化正在西北方暗地成长着，而在东方，阿拉伯文化已經达到了兴盛的状态。
阿拉伯文化〔39〕是一种发现。它的統一性为后来的阿拉伯人多少感觉到，但是它却完全从西方的历史研究中漏掉了，以致都不能給它找到一个合适的名称。根据主导的語言，原始文化和靑春时期可以称作阿拉米时期，晚期可以称作阿拉伯时期，然而眞正适用的名称是没有的。在这个地区，各种文化互相密接，相应的各种文明的扩张也导致了許多的重叠。我們在波斯人和犹太人的历史中能够查明的阿拉伯的前文化时期，完全处于古巴比伦世界的范围以内，但它的靑春时期則是在古典文明的强大的魔力控制之下，这种文明挾其方臻于成熟的全部威力从西方侵入了这个地区；埃及文明和印度文明也使它們自己发生了显著的影响。然后，阿拉伯精神——多半在晚期古典的伪装下——也順次把它的魔力投到初生的西方文化上面。在西班牙南部、普罗溫斯和西西里的民众心灵中，阿拉伯文明层叠在依然残存的古典文明之上，并成为哥特心灵借以培育自己的軌范。这种文化的固有景色是非常扩张的而又隔裂的。假定某人置身于帕尔迈拉或忒息丰，而后，沉思默想，环顾四方。在北方是奥茲尔欧尼；〔40〕以得撒已成为阿拉伯靑春时期的佛罗棱薩。西方是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新約圣經和犹太人的米示納篇的产生地，以及作为固定的前哨的亚历山大里亚。在东方，馬茲达敎經历了一次非凡的革新，相当于耶穌在犹太人中的降生，阿維斯塔經文的残缺不全的情况使我們关于这次革新只能說发生过那样的事。〔41〕他勒目法典和摩尼的宗敎也是在这里产生的。在最南方，伊斯兰敎的未来故乡，一个騎士时代能够发展得象在薩薩尼帝国中那样的圓滿；甚至到今天，那里还有若干未曾探查过的堡垒和要塞的废墟，就是在这里，位于紅海两岸的阿克苏姆的基督敎国家和希姆雅尔人的犹太国家之間，由于罗馬和波斯外交人員的煽风点火，进行了决定性的战爭。在极北方是拜占廷帝国，它是凋萎的、文明的、古典的形式和靑春的、豪俠的形式的奇异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尤其表现在拜占廷軍队制度的合人迷惑的历史上。最后，而且到了很晚的时侯，伊斯兰敎才产生了一种統一的意識，这就說明了它的胜利的前进的当然性，也說明了基督徒、犹太人和波斯人为什么几乎没有抵抗地就归附了。不久，阿拉伯文明从伊斯兰敎中出现了，当来自西方的蛮族暫时侵入并逼近耶路撒冷的时候，这种文明正达到它的智力方面的完善的頂峰。我們可以自問，当时有敎养的阿拉伯人是怎样看待这种侵犯的呢？或許是某种和布尔什維主义差不多的东西？对于阿拉伯世界的治国才略来說，“法兰克斯坦”的那些政治关系是水平較低的东西。即使在我們的三十年战爭——从那种观点来看是“远西”的一出戏剧——中，当一个英国使臣〔42〕力图鼓动土耳其政府反对哈布斯堡家族时，那个掌握着从摩洛哥直到印度这一地带的政策的政治家显然判断，他視野中的那些以掠夺为事的小国是不値得考虑的。甚至当拿破仑在埃及登陆时，还有許多人对前途一点預觉都没有。
这时，又一种新文化在墨西哥发展起来了。这种文化距离其他文化过于遙远，以致它們之間絲毫不通声气。因此，它的发展与古典文化的发展的类似，就愈发令人惊奇了。站在一座古墨西哥神庙前的考古学家，当他联想到他的多里斯式的神庙时，无疑地要大吃一惊；然而，古墨西哥神庙确实完全具有一种古典的特征，即表现在技术方面的权力意志的薄弱，这种特征使阿茲特克人的武装始終很差，从而使他們的灾难成为可能。
因为，这正是一种由于横死而結束的文化的唯一的例証。它不是枯萎而死的、被压制的或被遏抑的，而是在它的全盛时期被杀害的，象一顆向日葵的头被一个过路人打掉那样地摧毁了。所有这些国家，包括一个世界强国和不止一个联邦，它們的疆土和資源远远超过了汉尼拔时代的許多希腊国家和罗馬国家的疆土与資源，都具有一种綜合的政策、一种愼重地整飭有序的財政制度、以及一种高度发展的法制；都具有查理五世的大臣們从未能想象到的施政思想和經济传統；都具有丰富的用几种語言写成的著述，在各大城市还都有一种在智力上光輝燦烂而且文雅的、在西方无与伦比的社会。这一切都不是在某次决战中毁掉的，而是被一小撮匪徒在短短数年中剷除的，并且剷除得十分干淨，以致残存的居民連一点对它的記忆也没有保留下来。大城市登諾支鉄特兰〔43〕在地面上連一块石头都没有留下。在犹嘎旦的原始林中，馬雅的大城市群很快就屈服于植物的攻击，因而我們連这些城市中的任何一个的旧名称都不晓得了。在著述方面，只有三本书残存下来，但今天没有一个人能看懂它們。
这出悲剧的最駭人的特征是，它之所以发生絲毫不是西方文化所必需的。它是冒险家的私事，而且那时在德国、法国或英国沒有一个人晓得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这个事例比其他任何事例都更好地指明：人类的历史没有任何意义，深奥的意义仅寓于个别文化的生活历程中。它們的相互关系是不重要的和偶发的。在这里，这无妄之灾是如此地极无意义，如此地极端荒謬，就是在最胡鬧的蠢事中也是不可容忍的。这出戏是由不多的几門大炮和几十支手枪开始的，也是由不多的几門大炮和几十支手枪收場的。〔44〕
甚至关于这个世界的极梗概的历史的确凿知識，也是永远不可能得到的。象我們的十字軍和宗敎改革一样重要的事件完全湮没无聞了。只在近年中，研究工作才設法无論如何要弄淸这种文化的晚期发展过程的輪廓，依靠这类資料，比較形态学或可試图利用其他文化的图景把这种文化的图景加宽和加深。〔45〕据此，这种文化的轉折点比阿拉伯文化的轉折点約晚二百年，比我們自己文化的轉折点約早七百年。馬雅文化也有一个前文化时期，这个时期，象在中国和埃及的情形一样，发展了文字和日历，但是对于这个时期我們是毫无所知的。时間計算从一个远在基督誕生以后的日期开始，但是现在要把有关那个事件的发生时日确切地予以规定，是办不到的。〔46〕无論如何，这总表现出墨西哥人的一种发展得非常强烈的历史感。
“希腊式的”馬雅各国的靑春时期，已由科班（在南方）、提卡尔、以及稍后的契辰·伊特撒（在北方）、那兰賀和塞巴尔〔47〕等古城的刻有时日的石柱浮雕得到証明了——約在公元160—450年。在这个时期的末期，契辰·伊特撒成了以后許多世紀所效法的建筑术的典范。帕楞揆和佩德拉斯·内格拉斯（在西方）的全盛时期可能相当于我們的哥特时代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公元450—600年＝欧洲的1250—1400年？）。在巴罗克时期（或称晚期〔48〕），錢浦敦作为风格形成的中心出现了，并且阿那瓦克高原上的“意大利式的”那瓦諸族在这时也开始受到文化的影响。在艺术方面和精神方面，这些民族只是承受者，但在政治本能方面他們却远远超过了馬雅人（公元600—960年左右，＝古典文化的公元前750—400年；＝西方文化的1400—1750年？）。这时，馬雅人进入了“希腊化的”阶段。〔49〕公元960年前后，烏施馬尔建立起来了，不久就成为一座头等的世界都市，一个亚历山大里亚或巴格达，并同这类的城市一样是在文明开始时建立起来的。与这座城市同时，我們看到一系列的光輝燦烂的城市，如拉布那、馬雅潘、察克莫尔敦和一个复兴的契辰·伊特撒。这些座城市标志了一种宏伟的建筑型式的頂点，此后这种建筑型式不再产生新的型式，只是把旧的精神以及趣味和特征运用到巨大的形式中。从政治方面来看，这是有名的馬雅潘联盟——三个主要国家組成的同盟——的时代。尽管这期間发生了几次大的战爭，并屡次发生了革命，联盟似乎仍然成功地維持了局势，纵或不免有些造作和勉强（公元960—1165年＝古典文化的公元前350—150年＝西方文化的1800—2000年）。
这个时代的終結以一次大革命为标志，随同这次大革命一起发生的是，（“罗馬式”的）那瓦族諸强国断然地干与了馬雅人的事务。靠了那瓦族諸强国的援助，胡奈克·希尔掀起了一次广泛的顚复运动，并摧毁了馬雅潘城（約在1190年＝古典文化的公元前150年）。这种結局是过度成熟的文明的历史所特有的，在这种历史里面不同的民族竞爭軍事的霸权。那些馬雅人的大城市象罗馬时代的雅典和亚历山大里亚那样地沉溺在安适的滿足中，但是在那瓦族的疆界上这些民族中的最后一个，阿茲特克族却正在发展壮大——这个民族是年輕的、生气勃勃的、野蛮的，并充滿了一种无厌足的追求权力的意志。公元1325年（＝奥古斯都时期），他們建立了登諾支敎特兰，这座城市不久就成了整个墨西哥世界的最高的首府。公元1400年左右，軍事扩张大规模地开始了。被征服地区为軍事殖民地和軍用道路网所巩固起来，而高超的外交策略則更使各附属国俯首貼耳，且彼此隔离。帝国首都登諾支鉄特兰变成了巨大的城市，住在这里的是一种操着这个世界帝国的各种語言的国际居民。〔50〕那瓦族各省区在政治和軍事上是万全无失的，向南的推进正在迅速地展开，且即将染指于馬雅人的各个国家；以后几个世紀的趋势如何，我們无从得知。而后，終局突然到来了。
在那个时候，西方正处在馬雅人在公元700年左右已經越过的一种水平上；能够成熟到領会馬雅潘联盟的政策的时代，不是别的，正是腓特烈大帝的时代；而公元1500年的阿茲特克人正在創建着的事物，对我們来說則当在遙远的将来。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浮士德文化的人和任何其他文化的人的区别，也正在于他的不可抑制的向远方发展的冲动。作为最后的手段，把墨西哥文化和秘魯文化扼杀、甚至消灭掉的就是这种冲动——那随时可供在一切領域中使用的、无匹的冲动。誠然，爱奥尼亚式的建筑型式在迦太基和波斯玻里斯受到摹仿，希腊化时代的体裁在印度的犍陀罗艺术中也找到了一些贊賞者。未来的研究或将在原始日耳曼的木造建筑物中找到若干中国型式的建筑。回敎寺院的建筑型式从后印度一直流行到北俄罗斯、到西非、到西班牙。但所有这些如和西方型式的扩张能力比較起来，都没有什么价値。几乎用不着說，西方的眞正的型式历史只是在本土上自行完成的，但是它所产生的影响却不受任何限制。在登諾支鉄特兰的故址，西班牙人建起了一座巴罗克式的大敎堂，飾以西班牙繪画和雕塑的杰作。在那个时期，葡萄牙人已經着手經营前印度，而巴罗克时代晚期的建筑师也从西班牙和意大利到波兰和俄罗斯的内地来工作。英国的罗可可式，尤其是法兰西帝国型式，在北美的各殖民州中为它們自己开辟了一个广闊的領域，它們的形状奇异的房屋和家俱在德国却并未获得应有的重視。古典风格已經在加拿大和好望角发生作用，不久就全无限制了。在每一其他的形式領域中，情况也完全一样；这个年輕有力的文明与那些依然残存的古老文明之間的关系是，它以西方一欧洲一美洲的各种生活形式的日益加厚的层积把它們統通地复盖起来，在这种掩蔽之下，本地的古老形式慢慢地絕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