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一切有效的历史都是从那原始的阶級，即貴族与僧侶开始的，这两个阶級是自行形成的，把自己这样提高到了农民之上。大貫族与小貴族之間的对立、国王和臣属之間的对立、世俗力量和精神力量之間的对立是一切原始政治的基本形式，荷馬时期的、中国的、或哥特时期的政治都是这样，一直到城市、市民第三等級出现时，历史才改变了它的型式。但历史的整个意义是完全包含在这两个阶級及其阶級意識中的。农民是无历史的。农村处在世界历史以外，从“特洛耶”战爭到密司立对提战爭，从薩克逊諸帝到1914年的世界大战的全部演变都是通过这些景色上的小点进行的，有时把它們毁灭了，耗費了它們的血，但从来絲毫沒有触动它們的精神。

农民是永恒的人，不倚頼于安身在城市中的每一种文化。它比文化出现得早，生存得久，它是一种无言的动物，一代又一代地使自己繁殖下去，局限于受土地束縛的职业和技能，它是一种神秘的心灵，是一种死釘着实际事务的枯燥而敏捷的悟性，是創造城市中的世界历史的血液的来源和不息的源泉。

无論城市中的文化在国家形式、經济习慣、信条、工具、知識、艺术等方面有什么想法，他都是狐疑地、躊躇地加以接受的；虽則最后他可能把这些东西接受下来，但作为一种类别他是永远不会因此有所改变的。所以西欧农民表面上接受了从有名的拉特兰宗敎会議到特棱特宗敎会議的全部敎义，如同他接受了机械工程的产品及法国革命的結果一样——但他仍旧是他的老样子，仍旧是他在查理曼时代已有的样子。农民今天所奉的信仰比基督敎还老；他的神比任何高級宗敎的神更古老。給他消除大城市的压力以后，他就会回复自然的状态，不会觉得有什么損失。他的眞正的伦理、他的眞正的形而上学是处于全部宗敎的和精神的历史之外的，还没有一个城市中的学者认为是値得研究的，事实上，它們根本沒有历史。

城市是才智。大城市是“自由的”才智。由于反抗血統和传統的“封建”势力，市民或資产阶級这一才智的阶級才开始意識到自己的单独存在。它用理性的名义，尤其是用“人民”的名义，推翻王位，限制旧特权，从此以后人民的意思就专指城市中的人。民主是城里人的世界观要求农民也具有同一世界观的一种政治形式。城市中的才智之士改造了靑春时期的伟大宗敎，在貴族和僧侶的旧宗敎以外建立起第三等級的新宗敎，即自由科学。城市在經济史中居于首位并控制了經济史，以不同于物品的金錢的絕对观念代替了和农村生活、思想永远分不开的土地的原始价値。用来表示物物交換的古已有之的乡村所用的詞是“以物易物”；即使被交換的东西是珍貴的金属，交換过程中的基本观念还不是金錢——就是說，它并没有从貨物中把价値抽象出来，把金属的或杜撰的量固定下来，企图用“商品”去衡量貨物。在靑春时期中，沙漠商队的远行和北欧海盜的航行是在乡村居民区之間进行的，含有以物易物或掠夺之意，而在晚期則是在城市之間进行的，意味着“金錢”。这是十字軍远征以前的諾曼人和十字軍远征以后的汉薩和威尼斯人之間的区别，〔19〕是迈錫尼时代的水手和希腊晚期拓殖时期的水手之間的区别。城市不但意味着才智，而且意味着金錢。〔20〕

很快地一种新的时期来到了，这时城市发展到了这样一种有力的地步，以致它无須再去抵御乡村和武士精神，相反地，它变成了一种专制，乡村及其基本等級对它在作絕望的自卫斗爭——这种斗爭在精神方面反对民族主义，在政治方面反对民主，在經济方面反对金錢。在这个时期，历史上眞正具有支配力量的城市的数目已經变成很少了。因此，在天城市和小城市或市鎮之間出现了深刻的差别——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差别。后者非常有意义地被叫做乡村市鎭，它是不再共同起作用的乡村的一部分。在这种市鎭中，城里人和乡下人之間的差别并不是减少了，不过这种差别比起它們和大城市之間的新差别是微不足道的。乡村的不露声色的敏捷性和大城市的智慧是醒觉意識的两种形式，两者之間的相互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这里又很明显，起作用的不是居民的数目而是精神。还有很明显的是，在一切大城市中，还有某些角落拥有一些差不多是农村的人类，他們住在它們的側路中就象住在乡村一样，并且街道两旁的人們的关系几乎和两个村子中的人一样。事实上，这是一种上升的市民精神的金字塔，数目愈少，視野愈远，它从那种近似农村的因素开始，逐层縮小，上升到頂点上的少数眞正的大城市市民，哪里能使他們的精神条件得到滿足，他們就会在哪里感到舒适自在。

这样一来，金錢的概念就获得了充分的抽象性。它不再只为經济交往的协商服务，而且使物品的交換服从它自己的演变。它对物品的估价已經不再是物品双方的事，而是参照它自己来估价了。它和土地的关系，和土地的居民的关系完全消失了，以至在領导城市——“金融市場”——的經济思想中，这种关系是被忽視的。这时金錢已經变成了一种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完全是智性的，仅仅表现在它所用的金属上，这种力量的现实性存在于經济上活跃的上层居民的醒觉意識中，这种力量使有关的人要依頼它，就象农民要依頼土地一样。正象世間有数学思想或法学思想一样，我們也有金融思想。

但是土地是实在的和自然的，而金錢則是抽象的、人为的，它只是一种“范畴”——如同启蒙时期所想象的“美德”一样。所以，每一种原始的、前市民时期的經济都依頼于宇宙的力量、土地、气候、人的类型，并且是和它們連結在一起的，而金錢作为醒觉意識中的經济交往的純粹形式，在可能发生作用的范围内并不比数学世界和邏輯世界的数量更受现实的限制。象没有什么关于事实的见解能妨碍我們随意造出多种非欧几何学一样，在发展了的大城市市民經济中对于增加“貨币”或按金錢的其他方面去思考也不再有任何固有的异議。这和手头所有的黄金或任何实际价値毫无关系。没有一种标准或一种物品可以使波斯战爭时期的塔伦〔21〕的价値和庞培在埃及所掠得的塔伦的价値相比。由于人是一种經济的动物，金錢变成了醒觉意識的活动的一种形式，在存在中不再具有任何根源。这就是它对每一种刚开始的文明所具有的巨大力量的基础，文明总是一种无条件的金綫独霸，虽則在不同的文化中所采取的形式不同。但，这也是金錢缺乏牢固性的原因，結果就使它失去了它的力量和意义，以至最后，象在戴克里先时代一样，它在終結时期的文明的思想中消失了，土地的原始价値重新归来，取而代之。

最后，完全解放了的才智的巨大象征和容器，即世界城市兴起了，它是世界历史的进程自行結束的中心。在每一种文明中，一小撮大地方把自己的文化的整个大地輕蔑地呼之为“行省”（provinces），这样去剝夺其权利，并貶低其价値。所謂“行省”现在是无所不指的——乡村、市鎭和城市——除了这两三个点以外。再也没有貴族与資产阶級、自由民与奴隶、希腊人与蛮人、信徒与非信徒之分，而只有世界市民（Cosmopolitans）和行省居民（provincials）之分。其他一切对比在这一对比前都黯然失色，它支配一切事件、一切生活习慣、一切世界观。

在所有的世界城市中，最古老的是巴比伦和新帝国的底比斯——克里特的米諾世界尽管有其光輝的成就，仍然属于埃及的“行省”。在古典世界中，亚历山大里亚是第一个例子，它一举而将古希腊降低到行省的水平，甚至于罗馬、甚至于重新定居后的迦太基、甚至于拜占廷都不能超过它。在印度，优禅那、曲女城、特别是华氏城等大城市甚至在中国和爪哇都是聞名的；每个人都知道在神話中負有声誉的巴格达和西方的哥拉那达。在墨西哥世界，烏茲馬尔（建于950年）似乎是馬雅帝国的第一个世界城市，但是由于托尔特克人的世界城市退斯庫科和登諾支鉄特兰的兴起，它却下降到行省的水平。

我們不可忘記“行省”这个詞的最初出现，是作为一种宪法上的名称由罗馬人給予西西里的；事实上，西西里的征服是一处昔日著名的文化景观下降为一个絕对的对象的第一个例子。古典世界中第一个眞正的大城市叙拉古，当罗馬还是一个不重要的乡村市鎭时，就已經昌盛起来了，但是以后，面对着罗馬，它变成了一个地方性的城市。同样，哈布斯堡家族的馬德里和敎皇的罗馬在十七世紀的欧洲是領导城市，但到十八世紀的开端被世界城市巴黎和伦敦压低到了地方性的水平。紐約在1861—1865年内战期中上升到世界城市的地位也許是十九世紀中意义最重大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