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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想洞察語言的本质，他就必須从放弃語言学家的一切仪器入手，并观察一个猎人怎样对他的狗說話。狗跟随伸出的手指。它紧张地傾听說話的声音，但它搖头——它不了解这种人类的言語。随后狗說出一两个句子来表示它的意思；它站着吠叫——按狗的語言，这是包含一个問題的一个句子，就是，“主人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然后它仍用狗的語言表示它因它做对了而感到高兴。两个人实际上一个共同的詞也没有而想彼此得到了解时的情形正是这样。当一个乡村牧师向一个农妇說明什么的时候，他銳利地注視着她，并且无意識地把在讲道的表达方式中她所必然无法理解的要点納进他的注視中。今天，各种語法一无例外地，只有与其他言語方式联系起来的时候才能被理解——語法本身不够，而且向来不够。

如果狗要什么，它就搖摆它的尾巴；它由于不能忍受主人愚蠢得不了解这种完全淸晰而富有表现力的言語，它就加上一种有声的表达——它吠叫——最后又加上一种态度的表达——它作模仿动作或作出各种表示。在这里，人是还未学全談話的迟鈍的一方。

最后，某种很値得注意的事情发生了。当狗用尽了其他一切方法还不了解主人的各种言語的时候，它突然笔直站起来，它的眼神钻向人的眼睛。这里发生着一件极其神秘的事情——即我与你的直接接触。注視从醒觉意識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了。存在不通过符号了解了它自己。这里狗成了人的一个“評判員”，它直接以眼注視对方，而且在言語的背后了解說話的人。

我們慣于应用这类語言而没有意識到这件事实。嬰儿早在学会它的第一个詞之前就說話了。成人同它談話甚至用不着考虑他或她所用的詞的日常意义——就是說，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声音形式帮助了那不是詞的語言的詞言。这类語言也有它們的类别和語調；它們也是可以习得、可以掌握、同时也是可能被誤解的，而且对我們是如此不可缺少的，以致如果我們企图不借音調語言和姿势語言的帮助而要求詞的語言完成所有的任务，詞的語言就会不听指揮。甚至我們的文字（供眼看的詞的語言），如果不是由于得到了标点形式的姿势語言的帮助就会几乎是不可理解的。

語言科学的根本錯誤在于它把一般語言和人类的詞的語言混淆起来——不仅在理論上是这样，而且在它进行一切研究工作的实际中也常是这样。結果，語言科学对于动物与人所共同习用的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言語方式仍然知道得很少。跟語言学者所看到的相比，言語的領域，整个看起来，要广闊得多，而詞的言語由于不能单独存在（这种不能单独存在的情况甚至现在还没有完全消除），实际上在言語的領域中的地位要小得多。至于“人类言語的起源”，这是对問題的一种錯誤提法。詞的言語——按其含义說来——决没有这里所假定的什么起源。它不是原始的，它也不是单一的。从人类历史的一定时期以来，它所获得的巨大重要性不应使我們对于它在自由运动的实体的历史中的地位受到欺騙。关于言語的研究当然不应該从人开始。

但是关于动物語言有一个开始的想法也是錯誤的。說話和动物的活生生的存在（跟植物的单純存在相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一个不具有任何感官的单細胞动物也不能认为是无言語的。成为一个大宇宙中的小宇宙和具有自己同他方交往的能力是一件事。談論什么动物历史中的言語起源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小宇宙生存在复数中，这簡直是不辨自明的。考虑其他可能性簡直是浪費时間。即使关于一个原始世代和第一对祖先的达尔文式的想象是維多利亚时代的殿軍，应当任其存在，但这一事实仍旧不变，就是，蜂群也觉醒到、知晓到、内在地和活生生地感觉到一种“我們”，并且由于醒觉意識的連結而互相接近。

醒觉存在是外扩的活动；而且它是有意志的活动。这就是一个小宇宙的运动和植物的、动物的和人在植物状态中——即睡眠中——的机械能动性的差别。我們可以想想动物的营养、生殖、防御、进攻等活动——它的一个方面經常在于通过感觉和大宇宙发生接触，不論这种感觉是单細胞动物的未分化的感受性或是某种高度发达的眼的視觉。这里有一种确切的接受印象的意志；我們把这叫做朝向。但是，此外从一开始又有一种在别人身上产生印象的意志——我們称之为表现——随之我們立即就有作为动物醒觉意識的一种活动的說話。从此以后，就没有什么基本上是新的东西增加进去。各种高級文明的世界語言不过是某些潜力的极精細的暴露，这些潜力全都暗中包合在单細胞动物的有意相互产生印象这一事实中。

但是这一事实的基础是原始的恐惧情感。醒觉意識在宇宙的事物中造成裂罅，在个别的事物間伸张空間，并疏通它們。感到自己孤独是一个人在日常觉醒状态中的第一个印象，因而产生了一种原始的冲动，想在这个生疏的世界中群集在一起，想保証自己感到是和别人靠近的，想取得同别人的有意識的联系。“你”是从怕孤独的恐惧中产生出来的。那种你的发见，那种从陌生世界中有机地、精神上地分解出来的另一自我的感觉，是动物早期历史中的伟大时刻。这就是动物之所以成为动物。我們只要在显微鏡下长时間地仔細地观察一滴水珠的小小世界，就可以相信“你”的发见及与之俱来的“我”的发见在这里正以它的最簡单的可以想象得到的形式进行着。这些小小的东西不仅知道有对方，而且还知道有許多对方；它們不仅具有醒觉意識，而且也具有醒觉意識之間的关系，同时不仅有表现，而且有表现言語的各种因素。

在这里，最好回忆一下两大言語类别之間的差异。表现言語把对方当作见証，目的純在对他产生影响，而交往言語則把他当作一个对話者，期望他作出回答。了解意味着按自己所感到的印象的意义去接受印象，人类的表现言語的最高形式、艺术的效力就靠这一点。〔22〕得到了解、进行談話就得假定对方所感到的意义和自己所感到的是一样的。在见証前的表现言語的基本单位叫做主旨。掌握主旨是一切表现技术的基础。另一方面，为了領悟的目的而产生的印象叫做符号，它是一切交往技术——因此在最高阶段上包括人类的言語——的基本单位。

关于人类醒觉意識中的这两种言語世界的广泛性，我們今天还很难形成一种观念。表现言語最早是和禁忌的全部宗敎严肃性一同出现的，它不仅包括重要的和严格的装飾——这种装飾在开始时是完全和艺术的观念一致的，它使每一件僵死的、惰性的事物变成表现的工具——而且也包括神圣的礼节——它的信条的网絡遍布在整个公共生活上，甚至遍布在家庭生活上〔23〕——同时还包括具有同样意义的衣服、文身、及个人修飾的服装語言。十九世紀的研究者徒劳无益地企图把穿衣服的起源远溯到羞耻的情感或实用的动机。事实上，它只能作为一种表现言語的手段才能被理解。因此，在包括我們自己今天的文明在内的一切高級文明中，它发展到了一种堂皇的程度。我們只要想想在我們的整个公共生活和活动中“方式”所起的支配作用，在重要場合中正规的华服，在不同社会典礼中穿著佩戴的精細变化、婚礼服、丧礼服；想想軍队的制服、僧侶的法袍、勛章和紀念章、法冠和光头、假发和辮子、脂粉、戒指、发式；想想人們的一切意味深长的虛飾和掩飾、淸朝官吏和議員、女奴和尼姑的服装；想想尼禒、薩拉丁和梦提組馬的宮廷华盖就够了——至于农民服装的細节、花卉、旗帜和宝石的語言就更不必提了。至于宗敎的語言，提它是多余的，因为所有这些就是宗敎。

在交往語言中，每种設想得到的感官印象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在内，这种語言逐漸产生了（就高級文化的民族而諭）三种突出的符号——即，图画、声音和姿势，它們在西方文明的文字言語中凝結成为一种字母、詞和标点符号的单位。

在这种长期演化的过程中，最后发生了說話从言語中分离出来的现象。在語言历史的全部过程中没有一种过程比这个变化具有更大的意义。最初，所有的主旨和符号没有間題都是当时的产物，只对积极的醒觉意識的单个行动有意义。它們的实际意义和它們的被感到的和被願望的意义是同一的。但当一定的符号儲备为运用符号的活生生的行动而尽力的时候，情况便不同了，因为这时不仅活动从它的手段分化出来了，而且手段也从它們的意义分化出来了。二者的統一不但不再是一件当然的事情，甚至也不是一种可能了。意义的感觉是一种活的感觉，而且也象其他任何属于时間和宿命的东西一样，它只出现一次而不重复出现。没有一种符号，不論它是怎样熟悉和常用，曾以完全相同的含义重复出现；因此，最初没有一种符号曾經以同一形式再现过。僵死的符号的領域无条件地是一种純粹外扩的已成的事物；它不是一种有机体，而是一种体系，它具有它自己的因果邏輯，并把空間和时間、理智和感情之間的不可調和的对抗，也带进两种存在的醒觉联系中去。

如果一个人想要归属于他所属的醒觉意識的团体，这种符号和主旨的固定儲备及其表面上的固定意义就必須通过学习和实践去获得。从說話中分离出来的言語的必然的伴随物是学习的概念。在高等动物中，学习的概念是十分发达的；在每一种独立的宗敎中，在每一种艺术中，在每一个社会里，它都被預先假定为信徒、艺术家、“有敎养的”人的背景。从这一点看来，每一个团体有它自己严格规定的界綫；一个人要想成为一个成員，他就必須知道这个团体的語言——即，它的信条、它的伦理和它的规則。在对位学中也和公敎敎义中一样，幸福不是凭单純的感情和善意所能获得的。文化意味着各部門中的形式語言的深度与严格性的迄未被想象过的强化；对于每个属于这种文化的个人，它——作为他的个人的，即宗敎的、伦理的、社会的、美术的文化——是为了这种生活而进行敎育与訓练的終身过程。結果，在一切伟大的艺术中，在伟大的敎会、密仪和敎团中，对形式的掌握达到了一种使人类自己感到惊奇的地步，最后，在自身的危机的压力下以自行破坏而告結束——因此，在每一种文化中同样提出了（明白地或緘默地）“回归自然”的口号。这种技巧也扩展到了詞的語言当中。和僭主政治时期或抒情詩人时期的社会光澤在一起的，和巴哈的賦格曲及厄謝基亚斯的瓶画〔24〕在一起的，我們有雅典的雄辯艺术和法語的对話艺术，象其他任何艺术一样，二者都是以一种严格的和苦心焦虑地培养成功的程式及个人的长期的和艰苦的訓练为前提的。

从形而上方面看，一种凝固語言的这种分裂的意义是不能估計过高的。用旣定形式进行的日常交际及通过这类形式对于整个醒觉意識的掌握，——这些形式的形成过程不再被人感觉到了，它們本来就有，它們要求最严格意义的理解——引起了醒觉意識中理解与感觉的愈来愈尖銳的区别。一种初兴的語言是被理解地感觉的；說話的实践要求一个人首先感知那已知的言語媒介，其次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放进言語媒介中的意向。因此，一切訓练的核心在于知識因素的获得。每个敎会都毫不迟疑地宣称导向救世的道路不是感情而是知識；一切眞正的艺术品都建立在关于形式的确切知識上，这类知識个人不是要去发现而是要去学习。“理解”是被設想成作为一种存在的知識。它是完全不同于血統、种族、时間的东西；从僵死的言語与流动的血和发展着的历史的对立中，产生了絕对、永恒、普遍有效的东西的消极理想——即敎会和学校的理想。

但是，分析到最后，恰恰就是这种情形使得語言成为不完全的，并且导致了实际所說的和說者所願望或所要表达的东西之間的永恒的矛盾。我們很可以这样說，由于言語从說話分离出来，世界上便产生了謊言。符号是固定的，但它們的意义不是如此——最初，我們觉得事情是这样的，然后对它有所认識，最后我們就用我們的知識去估計。这是一种很老很老的經驗：当一个人意欲說些什么的时候，詞却出了毛病（versagen，說錯了）；一个人不能“正确地表达自己”，事实上說的跟想要說的不一样；一个人可能說得准确，而被了解得不准确。因此，最后我們就获得了那种“用言詞来掩盖思想”的艺术——这种艺术甚至在动物界中（例如猫）也是广泛流行的。一个人并不說出一切，他說的大不相同，他正式地什么也不說，他活泼地談語，为的是去遮掩他已說了一些什么。否則，他就模仿别人的言語。紅背的伯劳鳥（Lanius collurio）模仿小歌鳥的歌唱，为的是要去引誘它們。这是一种人所熟知的猎人的巧計，但这种技巧也是以公认的主旨和符号为前提的，正如它們是伪造古董或假冒签字的一种条件一样。所有这些能在态度和容貌及书写和发音中同样遇到的特征，在每一种宗敎、每一种艺术、每一个社会的語言中重复出现——我們只要指出“伪君子”、“正敎的”、“异敎徒”、英文的“口头禅”等詞的含义，“外交家”、“耶穌会人”、“演員”等詞的副义，〔25〕上层社会的托辞和謹愼，及那不再有任何誠实的东西并在每个展览館里用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形式对眼睛提供不眞实的东西的现代繪画，这就够了。

說不好一种語言的人不能当外交家。但在眞正掌握一种語言的时候有一种危险，就是手段与意义之間的关系可能变成一种新的手段。那里产生出一种亚历山大里亚句法和浪漫派所实行的玩弄表达的智性艺术——忒奥克里托斯〔26〕和布伦塔諾〔27〕用之于抒情詩，雷哲尔〔28〕用之于音乐，基尔喀加德〔29〕用之于宗敎。

最后，言語和眞理是相互排斥的。〔30〕事实上，正是这种情形在固定的語言的时期中培养了典型的“人的鉴識者”，这种鉴識者是純种族的，他知道怎样去看待說話的人。銳利地去看人們的眼睛，在政論演說或哲学談話的后面去了解說話的人，在祈祷詞的后面去洞察衷情，在普通善良声音的后面去洞察具有社会重要性的更本质的标准——即时地、直接地、并怀着一切宇宙的事物所特有的不言而喩的必然性去做到这一切——这是眞正的禁忌方面的人所做不到的，对这种人說来，一种語言无論如何带有說服的作用。一个同时又是外交家的僧侶不能算是一个眞正的僧侶。一个康德类型的伦理哲学家决不是一个“人的評判員”。

一个在言談中說謊的人不知不觉地在举止上泄露他自己。一个用举止去掩飾的人則在語調上泄露他自己。正是因为僵死的言語把手段和意思分开了，因而在敏銳的鉴别者面前，言語决不能用手段来騙人。一个老手当他看见一个人走路或书写的时候，他立刻能从字里行間看出言外之意和了解他。精神上的交往愈深刻，愈亲密，通过醒觉意識的符号和連結就愈无用。眞正的情誼用几句話就可以被了解，眞正的信仰是完全沉默无言的。从語言以外获得的了解在农民老夫妻中有最純粹的象征，他們傍晚时坐在自己的茅舍前，一句話不說地心心相印，每一方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和感到什么。話語只会破坏那种和諧。从这种相互了解的情境中，某些超出高級动物世界的集体生活的、深藏在自由运动的生活的原始历史中的东西恢复过来了。在这里，醒觉意識所作的表达有时是很接近于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