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公元前第二千年代的中叶,爱琴海上有两个对立的世界。一个是迈錫尼世界,它在黑暗中摸索、怀着巨大的希望、沉醉于功續和灾难、靜靜地向自己的未来成熟。另一个是克里特的米諾世界,它是愉快而滿足的、舒适地安身于一种古文化的宝藏中、优美、光輝、把它的所有重大問題都远远抛在身后。

我們永远不会眞正理解这种今天正在成为研究兴趣的中心的现象,除非我們重視那区分两种心灵的深刻的对立。当时的人一定已經深刻地感到这种对立,但并不“认識”这种对立。我在面前看到了泰麟茲和迈錫尼的居民面对那达不到的諾薩斯的生活精神所表现出来的謙逊,看到了那些受过良好敎育的諾薩斯人对于小首領們及其随从的蔑視,看到了健康的野蛮人的秘密的优越感,如同日耳曼軍人在年长的罗馬貴人面前的优越感一样。

我們怎能够知道这种情形呢?两种文化中的人好几次彼此面面相觑。我們知道不只一种“中介文化”(Inter-Culture),在其中人类心灵的某些最重要的傾向自行显示出来了。

我們敢于有信心地說:諾薩斯和迈錫尼之間的关系,正如拜占廷宮廷和与它締姻的德意志首領(如鄂图二世)之間的关系——武士和伯爵方面毫不掩飾地感到奇怪,而一种高雅的、多少有些显得暗然疲乏的文明对于德意志土地上的那种組野的朝气則报之以輕蔑的惊异,这种朝气是瑟斐尔在其《厄克哈特》〔1〕一书中所曾描写过的。

在查理曼身上,明显地出现了一种开始醒觉的原始人类的精神和一种置干其上的晚期智性相混合的情形。查理曼統治的某些特征使我們得以称他为法兰克斯坦的哈里发,但是在他的另一方面,他不过是一个日耳曼部落的首領;二者的混合使他具有象征性,正如亚亨的宮廷礼拜堂的形式一样——已經不是一个回敎寺院,但又还不是一个基督敎敎堂。同时,日耳曼-西方的前文化正在不断发展,但发展得很緩慢,而且是在暗中发展的,因为那种我們不恰当地称之为加洛林文艺复兴的突然出现的光輝是来自巴格达的一綫光明。不容忽視的是:查理大帝的时代是一个表面的插曲,它象偶然事故的終局一样,其終局是没有結果的。在900年以后,在一种新的深刻的萧条以后,一件眞正新的事件、一件具有一种宿命的效驗和具有能够保証持續的深度的事件开始了。但是在800年时,則是阿拉伯文明的太阳从东方的世界城市照到西方的乡村。恰是这样,希腊化文化的阳光也传播到了遙远的印度河流域。〔2〕

建立在泰麟茲和迈錫尼山丘上的是在根源上属于日耳曼型的行宮和城堡。克里特的宮殿——它們不是国王的城堡而是为一群男女祭司建立的巨大祀拜建筑——装飾着大城市的、的的确确是晚期罗馬的奢侈品。这些山丘脚下充滿着自耕农和附庸的茅舍,但在克里特(各尔尼亚、哈基亚·屈里亚达),从市鎭和别墅的挖掘中发现,当时的需要是属于高度文明的,建筑技术是具有长期經驗的,习慣于使家俱和壁飾具有最奢侈的风味,熟悉照明、上下水道、梯道之类的問題。〔3〕在前一种建筑中,房子的图形是一种严格的生活象征;在后一种建筑中則表现了一种精致的功利主义。把卡馬雷斯的瓶子〔4〕和光滑灰泥上的壁画跟各种眞正迈錫尼的东西比較一下吧——它們完全是一种聪敏而空虛的工艺产品,不是任何沉重、笨拙但富有象征性的伟大而深刻的艺术,如向几何风格成熟的迈錫尼艺术的产品。一句話,它不是一种风格而是一种趣味。〔5〕在迈錫尼,住的是一种原始的种族,它是按土壤的效用和自卫的便利去选择住址的,而米諾的居民却住在商业中心,这可以很淸楚地从弥罗斯島的菲拉柯皮观察出来,它是为了輸出黑曜石而建立起来的。一座迈錫尼的宮殿是一种希望,一座米諾的建筑則是一种結局。但是,800年左右的西方的情形正是一模一样的——法兰克人和西哥特人的农場和領主乡宅从罗亚尔一直延伸到厄波罗,而在它們的南边則有摩尔人的城堡、别墅和哥多瓦与格兰那达的伊斯兰敎寺院。

断非偶然的是:这种米諾文化的奢侈的高峰和伟大的埃及革命时代、特别和海克索人时代(公元前1780—1580年)是吻合的。〔6〕埃及的工匠当时可能曾經逃到那些和平的島屿上去,甚至达到大陆的堡垒中去,如同拜占廷的学者們逃到意大利去的情形一样。因为大家公认,米諾文化是埃及文化的一部分,如果不是那在这方面会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一部分埃及艺术宝藏——即西三角洲上所产生的艺术宝藏——由于潮湿的关系已經損失了的話,我們对于这一点是会认識得更充分的。我們所知道的埃及文化只是在南方的干燥土壤上繁荣昌盛的埃及文化,但人們久已确信,它的发展中心另有所在。

要在晚期米諾艺术和早期迈錫尼艺术之間划一道严格的界綫是不可能的。在整个埃及——克里特世界中,我們能看到人們对于异邦的和原始的东西具有一种高度现代的好奇心,反之,大陆堡垒中的軍人国王則盜窃或收买克里特的艺术品,不論是在什么地方遇到的或怎样遇到的,弄去賞玩和模仿——正如曾被认为是原始日耳曼的、曾被賞識为原始日耳曼的大迁徙的风格,它的全部形式語言都是从东方借来的一样。〔7〕他們利用俘虏来的或聘請来的工匠修建了并装飾了他們的宮殿和坟墓。所以,迈錫尼的亚特魯斯王的“宝屋”(坟墓)和拉溫那地方的提奥德里克坟墓是完全相似的。

在这方面,拜占廷本身就是一种奇迹。这里,应該一层一层地加以仔細的区分。326年,君士坦丁在被塞普提姆·塞弗茹斯所毁灭的大城市的废墟上重新建筑,創造了一座第一流的晚期古典世界都市,从西方来的古老的阿波罗精神和从东方来的年輕的枚斋精神立刻汇合到了这座都市里面。很久以后,在1096年,它是一个晚期枚斋的世界都市,它在它的晚秋的日子里遇到了表现为布雍的高弗雷的十字軍的靑春。对于高弗雷的十字軍,聪明的公主安娜·昆尼娜曾加以輕蔑的描写。〔8〕作为古典西方的最东端,这座城市迷惑了哥特人;一千年以后,作为阿拉伯世界的最北端,它又迷惑了俄罗斯人。莫斯科的惊人的瓦西里·布刺申尼(1554年),〔9〕俄罗斯前文化的先驅,是位于“风格之間”的,正如两千多年以前所罗門的寺院是界于世界都市巴比伦和早期基督敎之間的情形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