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我們认識到研究种族核心的重大困难时，作为种族表现的家屋的实际重要性就开始被重視。我并不是指它的内在实质，它的心灵——关于这方面，感觉已經充分淸晰地告訴了我們，我們看见一个种族的人，一个“純血种的人”时，我們都知道那是一个种族的人或純血种的人。但是什么是我們借以认識和区别种族的感觉的、特别是我們的眼所见的特征呢？这无疑地属于体相的領域，正如語言的分类属于体系的領域一样。但是需要的材料多么多，多么变化多端啊！这些材料由于被破坏，更由于訛誤而无法挽回地丧失了多么大一部分啊！在最良好的情况下，关于史前的人类，我們所能得到的是他們的骨胳，但有多少事情是骨胳所不能告訴我們的！差不多是所有的事情。史前研究以其純朴的热情，准备从一块顎骨或一块臂骨去推論出不可置信的事情。但是想想法国北部的一个集体墓地吧，在那里，我們知道各种种族的人，白种人和有色人，农民和市鎭居民，靑年人和壮年人埋在一起。如果将来没有关于他們的性质的間接証据，人类学的研究必然不能給予什么說明。換句話說，种族的巨大戏剧会在其墓地骨胳考察者絲毫得不到綫索的情况下在大地上通过。表现十分之九靠活生生的身体——不是靠肢体的关节而是靠其关节的运动；不是靠面部的骨头而是靠容貌。关于这件事有多少可能得到說明的种族表现被最敏感的同时代人眞正看出过？我們多么不善于看，也不善于听！我們——不同于許多兽类——对之缺乏感官的是什么呢？

达尔文时代的科学用一种輕易的自信对待这个問題。它的行动所根据的概念多么肤浅、多么善辯、多么机械！首先，这种概念把那些在解剖发现物时所能观察出来的粗略可知的特性——即，一具尸体也能表现的特性——汇集在一起。至于观察活的实体，問題却没有提出。其次，它仅仅考察那些不需要多大敏銳性去发现的征候，同时只在这些征候可以測量、可以計算的范围内去研究它們。是显微鏡而不是节奏感作决定。当語言被当作一种区别素来用的时候，它不是按种族說話的方式而是按言語的文法构造去把种族分类的，这恰恰是另一种方式的解剖和体系。还没有人看出过，对于这类言語种族的考察是研究工作所能从事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日常經驗的实际中，我們都知道得非常淸楚，說話的方式是现今人們的最鮮明的特征之一——例子是众多的；我們每个人都知道很多。在亚历山大里亚，同样的希腊文是用最不同的种族方式来說的，这种情形甚至今天我們还能从原文的书写中看出来。在北美洲，土生的人不管說英語也好、德語也好、或者說印第安語也好，是完全說得一样的。在东欧犹太人的言語中，什么是同样表现在俄語中的地方种族特质呢？在一切犹太人中，当他們說任何欧洲“祖国”語言时，他們不受住处与宿主影响的血統中的共同种族特质又是什么呢？語音的形成、重音和詞的安置，其中的詳細关系是什么呢？

但是科学完全没有注意到生根的植物种族和流动的动物种族不是一样的；随同生活的小宇宙方面一起，一类新鮮的特性出现了；对于动物世界来說这类特性是具有决定性的。科学也没有理会到当“种族”这个詞表示整个“人类”种族的分枝时，“种族”必然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当科学談到适应和遺传的时候，它建立了一种关于表面的特性的无心灵的因果联系，并且抹杀了下面这件事实，就是，有时血統在表现自己，有时蓋过血統的土地的力量在表现自己——这是一种不能被考察、被測量，只能活生生地从眼到眼地被經驗、被感觉的秘密。

关于这些表面特性間的相对地位，科学家們的意见也不一致。布卢門巴哈按顱骨的形式去把人种分类，腓特烈·米勒（象一个眞正的德国人一样）按毛发和語言构造去分类，托平納（象一个眞正的法国人一样）按肤色和鼻形去分类，赫胥黎（象一个眞正的英国人一样）按运动的特征去分类。最后这一种分法其本身无疑地是一种非常适宜的标准，但任何馬匹的評判員都会告訴他，品种的特征是不能用科学术語恰当地表达出来的。对于种族的这种种“描写”毫无例外地是无价値的，这和警察运用他們对于人的理論知識去描繪“寻找中的”人没有价値是一样的。

显然，关于人类身体的整个表现的混乱状态一点也没有被认識到。除了嗅觉（举例說，它对中国人是一种最有代表性的种族特征）和声音（語言的声音、唱歌的声音，特别是笑的声音，它使我們得以准确地感到科学方法所不能得到的各种深刻的差别）以外，呈现在眼前的影象是很多的，无論是实际上看得见的或内心視觉所能感到的，其細节之丰富多采，眞是令人眼花繚乱，要把它們整理成为几个方面簡直是不可想象的。图景的这种种方面，构成图景的这种种特质是彼此独立的，各有自己的历史。有时骨胳构造（特别是顱形）完全改变了而肌肉部分——即面部——的表现并没有变得不同。同一家庭中的兄弟姊妹可能几乎全部表现出布卢門巴哈、米勒和赫胥黎所假定的每一种种差，但是他們的同样活生生的种族表现对于见到他們的每一个人可能是显而易见的。更常见的是，体型相似而活生生的表现完全不同——我只要举出眞正的农民种如佛里斯兰人或布勒塔尼人和眞正的城市种之間的无限差别就够了。〔16〕但是除了血統的力量——若干世紀以来，它一再塑造出相同的活生生的特征（“家族”特质）——和土地的力量——表现在其人类的烙印上——以外，还有人类亲密关系的共振的神秘宇宙力。所謂妊娠妇女的“錯觉”（Versehen）〔17〕只是一切种族方面所固有的非常深刻而有力的形成原則的作用的一个特殊例子，而不是非常重要的例子。年长的夫妇变得彼此間相似得出奇，这是一件常见的事，虽則科学用它的測量仪器可能得到正相反的“題明”。这种活生生的脉息的形成力量，这种强烈地感到自己的类型的完善的内部感情是不致被夸大的。种族美的感情——跟成熟的市鎭居民对美的智性与个人特质的有意識的兴味十分相反——在原始人中是非常强烈的，因此，它永远不在他們的意識中出现。但这样一种感情是形成种族的。它无疑地愈来愈确切地根据一种体型的理想塑造了游牧部落的武士与英雄类型，以致我們談到罗馬人或东哥特人的种族形象时，是不会含糊不淸的。任何古代貴族也是一样——它对本身的一致性具有一种强烈的和深刻的感觉。因而形成了一种体型的理想。伙伴感产生了种族。法兰西的貴族（noblesse）和普魯士的乡紳（Landadel）是眞正的种族称号。但产生具有巨大的种族力量、千余年来过着犹太生活的各类欧洲犹太人的，也正是这种感情；这种感情經常把一种居民鑄造成为一个种族，只要这些人长时期在精神上坚实地呆在一起，并在其命运前是团結的。在文化的早期——吠陀时代、荷馬时代、霍亨斯陶棻的武士时代——当种族理想超乎一切地存在时，統治阶級对这种理想的渴望，它要成为这样而不成为另外一个样子的意态，就向实现这种理想的方向前进（这与选择妻子无关）并終于达到目的。此外，关于这件事情的統計方面更远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視。今天，每一个活着的人甚至在公元1300年时就有一百万个祖先，在公元1000年时就有一千万个祖先。这意味着每一个现在活着的德国人毫无例外地是十字軍远征时代的每一个欧洲人的有血統关系的亲属，同时，当我們縮小这种关系的范围时，这种关系就千百倍地更加亲近起来，因而在二十个世代或更少的时間内，一块土地上的人口就共同长成为一个单一的家族；这种情况及世代相传的血統的选择与希望，驅使同类的人彼此紧密联系，拆散一些婚姻关系，避开一切风俗障碍或把一切风俗障碍强加于人，这样就导致了在絕对的无意識中滿足种族意志的不可胜数的生殖。

最初，这种情形适用于植物性的种族特征，适用于和能动的东西的运动不同的“位置的体相”——也就是一切在活的和死的动物体中没有什么不同的东西，一切只能在僵死的成員中表现出来的东西。无疑地，在一种冬靑植物或一棵伦巴第白楊树的生长和一个人的生长中有些性质相同的东西——“矮胖的”、“細长的”、“萎靡的”、等等。同样，一头独峰駱駝的背脊或者一张老虎皮或斑馬皮的条紋的外形是一种植物性的种族标志。所以，自然的动作对生物的影响及和生物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同样随风搖晃的一顆赤楊或一个体质柔弱的孩子、一棵戴着破裂的花冠的橡树，和那在风暴中平稳地翔繞或被惊鼓翅的鳥儿，都是属于种族的植物性方面的。但是当血統和土壤为“被移植的物种”、人或动物的內在形式而发生竞爭时，这类特性是站在哪一方面的呢？心灵的結构、社会礼法和房屋有多少是属于这一类的呢？

当我們調整我們自己去接受純动物性的印象时，出现的图景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植物性存在和动物性醒觉存在之間的差别（淸回忆一下前面所已說过的話）是我們在这里所关心的，我們关心的不仅是醒觉存在的本身及其語言，而且是宇宙与小宇宙結合起来去形成一种自由运动的实体，是一种与大宇宙相对的小宇宙，这个小宇宙的独立的生活活动具有它所特有的一种表现，它在部分器官中利用醒觉意識，同时，——象珊瑚虫一样——当可动性停止以后，它就大部分重新消失了。

如果植物的种族表现主要在于位置的体相，那么，动物的表现就在于一种运动的体相——即在于具有运动的形式，在于运动本身，在于那一套表现运动的四肢。在睡眠时的动物身上，这种种族表现出现得不多，在科学家所探究的死动物身上就更少了；关于脊椎动物的骨胳，现在我們实际上没有弄淸楚什么。所以在脊椎动物中，四肢比骨胳更富表现性。所以，四肢和肋骨及顱骨相比是表现性的眞正中心——顎是一个例外，因为它的构造表现出动物食料的特性，而植物的营养則是一种单純的自然程序。所以，遮蓋身体的昆虫骨胳比被身体遮蓋的鳥类骨胳更富于表现。各种外鞘器官显然愈来愈有力地集中了种族表现——眼不是作为一种有形有色的东西，而是作为瞥視和有表现力的面貌；嘴通过言語的运用成为悟性的表现；头（不是头骨）由于肌肉所形成的輪廓成为生活的非植物方面的眞正宝座。想一想，一方面我們是怎样繁殖兰花和玫瑰的，另方面我們是怎样繁殖馬和狗的——我們就会希望也去繁殖人。但是，我重复地說，表示这种体相的不是看得见的各部分的数学形式，而只是运动的表现。当我們瞥见一个不动的人的种族表现时，那是因为我們的富有經驗的眼睛看到了已經潜伏于四肢中的相应的运动。一头野牛、一条鱘魚、一只金鷹的眞正的种族表现不能通过計算这些动物的平面的和立体的容积复现出来；它們对富有創造性的艺术家所具有的深刻吸引力恰恰来自这样一件事实，就是，种族的秘密能够通过心灵，不能仅仅通过对看得见的东西的任何模仿而表现在画面上。我們必須看到而且在看中去感到这种生活的巨大力量是怎样集中在头部和預部的，它是怎样通过充血的眼、通过短而坚的触角和通过猛禽的“弯曲如鈎”的嘴和外形而表现出来的——这里只举出无数点中的一两点，这是不能用詞来表达，只能用一种艺术的語言由我表达給你的。

但是应用上面所引的这些代表最高等动物的特性的特征，我們就得到了很近于种族的概念，这种概念使我們有可能在“人类”的类型中看到比植物或动物更高級的差别——这类差别是精神的，其本身是科学方法所較难接触到的。骨胳結构的粗糙特性已經不具有独立的重要性了。勒齐烏斯（死于1860年）已經結束了布卢門巴哈所謂种族与顱骨构造一致的信念。兰克用这样一些話来概括他的学說，〔18〕他說：“一般人类所表现的顱骨构造方面的差异，在較小的范围内也由每一个部落（Volksstamm），甚至由許多中等大小的社会表现出来——这是由一个极端通过极細微地分級的中間形式到另一极端的各种顱骨形式所組成的一个联合体。”寻找理想的基本形式是合理的这一点，是誰也不会否认的，但是研究者不应該看不见这样一件事实，就是，这类形式是理想的，不論他的測量具有多大的客观性，实际上固定他的范围和分类的是他的爱好。比发现一种整理原則的任何企图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件事实，就是，所有这类形式都出现在“人类”这个单位中，而且从最早的冰期以来就已經出现了，它們没有发生过显著的差异，甚至在同一家族中它們可以无区别地被找到。科学的一个可靠的結果是兰克所观察到的，就是，当顱骨形式根据变化程度依次被排列起来的时候，某些平均数就出现了，这些平均数不是“种族”所特有的而是土地所特有的。

实际上，一个人的头部的种族表现能和任何想象得到的头顱形式联系起来，决定性的因素不是骨头而是肉、是模样、是容貌的作用。从浪漫主义时代以来，我們就談到过一种“印欧”种族。但是有没有象雅利安人的或塞姆人的头顱这种东西呢？我們能不能区别克勒特人的和法兰克人的头顱，甚至能不能区别布尔人的和卡斐人的头顱呢？如果不能的話，在我們所不知道的历史过程中，大地能在这种除了骨胳以外連一点点証据也没有留下的历史中証明什么呢！这些东西对于我們称之为高級人类的种族多么不重要是可以通过一种严峻的实驗演示出来的。可以找一組具有每一种想象得到的种族差异的人，心理上把他們当作“种族”看待，同时在X光机器中去观察他們。結果只会是一場笑話。光綫一通过，“种族”立刻就突然地全部地不见了。

并且，不妨重复地指出，骨胳結构所眞能說明的一点点事情是景色的一种产物，决不是血統的一种功能。伊里奥·斯密司在埃及，丰·陆岑在克里特考察了从石器时代到现代墓地上所有的大量材料。从公元前二千年代中期的“航海民族”到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一个人类之流接着一个人类之流經过了这个地区，但一般骨胳結构却没有什么变化。說“种族”象肌肉一样在土地的固定的骨胳形式上旅行，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19〕今日的阿尔卑斯地区有起源极不相同的“民族”——有条頓族、有拉丁族、有斯拉夫族——我們只要往后看看还可以在那里发现埃特魯里亚人和匈奴人。一个部落跟随着一个部落。但是这个地区的人类骨胳結构一般說来向来是一样的，只是在这个地区的边緣、接近平原的地带，它才逐漸地不见了，那里出现了骨胳結构的各种其他形式，而它們本身也是固定不变的。所以，关于种族，关于原始人的种族流浪，从尼安得忒人到欧里納克〔20〕人的史前骨胳的有名发见，什么也不能証明。除了某些从顎骨得出的关于食物种类的結論以外，它們仅仅指出了那直到今天还能找到的基本的土地形式。

再說一遍，这是土壤的神秘力量，当我們发现一种不依頼达尔文时代的迟鈍手法的标准时，它就可以馬上在每一个活物身上表明出来。罗馬人从南方把蔔葡藤带到萊因河；它在那里当然没有发生明显可见的——即植物学的——变化。但是在这个例子中，“种族”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确定。不仅在南方与北方的美酒之間、在萊因河与摩塞耳河的美酒之間有根源于土壤的差别，甚至每个不同山坡的每个不同場所的产物之間也有这种差别；所有其他高級植物的“种族”，例如烟茶，情形也一样。芳香是一种眞正的地方产物，是一种眞正的种族特征，（因为它是不可測量的，所以更加重要）。但高貴的人类种族也象高貴的酒一样，通过同一智性的方式进行分化。有一种只有最精細的知觉才能感到的类似的因素，一种形形色色的微薄的芳香在一切高級文化下面把埃特魯里亚人和托斯堪尼的文艺复兴联系起来，〔21〕把苏末人，公元前五世紀的波斯人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伊斯兰敎的波斯人联系起来。

这都不是用衡量的科学所能接触到的。它是为感情而存在的——乍看一眼就能明白肯定——但不是为学者的論述而存在的。我所得到的結論是：种族象时間和宿命一样，是一切生活問題中的一种决定性因素，只要不用理性的——即，无心灵的——解剖和安排去理解它，每一个人都淸楚地确切地知道它。种族、时間和宿命同其归属。但是当科学思維接近它們的时候，“时間”这个詞便获得了一种空間的意义，“宿命”这个詞就获得了因果联系的意义，而那甚至在科学探索的阶段我們对它仍有一种非常确切的感觉的种族，就变成了許多无联系的庞杂的特性的不可理解的一团混乱，这些特性（在土地、时期、文化、族系的标題下）旣无止境又无规律地相互渗透。有些特性强韌地、永久地附着于一个族系，而且是可以传递的，另一些特性則純如云影一样从一种居民上面滑过去，許多特性仿佛是土地上的恶魔，人們在那里住多久，它就把每一个人纏住多久。有些特性相互排斥，有些特性相互搜寻。种族的严格分类——这是一切人种学的野心——是不可能的。这种企图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注定了，因为它违背了种族的这种本质，每一种成系統的計划总是而且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对其主題性质的一种歪曲和誤解。种族和言語不同，它彻头彻尾是无体系的。最后，每个个别的人及他生存时的每个个别时刻均有其自己的种族。所以唯一研究图騰方面的方式不是分类而是体相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