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格勒在具体歪曲历史时所散布的反动观点
我們以下集中談四个問題：
（一）斯宾格勒捏造了一部由各个文化构成的历史，并企图利用这部捏造的历史为德国帝国主义提供征服世界的理論根据。在說明本問題以前，我們首先应当注意一点，即斯宾格勒关于各个文化所作的具体歪曲，都是从西方帝国主义的利益出发的。他甚至公然承认，“自己的哲学只能表现和反映西方的心灵”。〔56〕据此，我們在下面将主要批判最能反映他思想实质的有关西欧历史的看法，因为他关于其他文化的各种看法，都不过是他在歪曲西欧各国历史〔57〕以后随意拼凑而成的。
斯宾格勒认为，所有文化都要經历三个大阶段——前文化（pre-oulture）阶段，文化（oulture）阶段和文明（civilization）阶段，周而复始，重新回到原始的状态。我們在这里不准备討論斯宾格勒所划分的各个文化能否成立，我們只想揭露出他在这种历史循环論里面所隐藏的极其反动的黑帮思想。
文化是一个被他看作正在成长的、創造的、上升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又可以作两个时期：早期与晚期。以他所謂的西方文化为例，这个阶段起自900年，止于1800年（早期为900—1500年，晚期为1500—1800年）。斯宾格勒最为称贊的这个“文化”阶段，实际上正是西欧历史上的封建主义时代（“文化”的最后一段时期，即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所称的資产阶級革命时期，在他看来已露衰微的征兆）。仅此一点，我們已可看出斯宾格勒思想中的貴族主义实质了。文化的早期，斯宾格勒也称之为封建主义。但在他笔下的封建主义，却有着如下的特点。封建剝削制度不存在了，封建关系成了一种基于高尚荣誉和忠义的伦理关系。封建貴族成了一个“最优秀的”等級，它是民族的代表，阶級国家的世界历史趋势的代表，是活生生的传統的負荷者。凡是貴族或貴族所形成的传統为了公共目的服务的国家就是最巩固的国家。我們已經知道，斯宾格勒是十分賤視人民群众的。在一切劳动人民中，他认为农民比較还算是有一点价値，因为它是一个“滋养性等級”，它用自己的血液去供养貴族，維持高級的生活。以上这些論点，充分反映了斯宾格勒的貴族地主的反动立場。这位容克地主的御用文僕所以如此百般地美化封建制度，无非是想以超經济的强制手段来补充資本主义的剝削，把資本主义的与前資本主义的各种剝削方式混合使用，以便达到最大限度地剝削劳动人民的目的。同时，封建制度下的那种人身依附关系，严格的等級制度，在他看来，也是远較資产阶級民主（甚至这一点假民主，斯宾格勒也是不能容忍的，见后）更为理想的統治形式。文化早期瀕临結束的时候，是貴族国家的出现，然后就过渡到了文化的第二个时期，即晚期。
斯宾格勒认为这个时期是具有严格形式的国家，即专制国家出现的时期，是城市兴起、第三等級兴起、金錢战胜土地財产的时期。他对于这个时期的分析，有这样几点値得注意。一是抹杀国家的阶級性，把欧洲专制国家〔58〕的出现歪曲地說成是国家观念終于超越等級之上的一种表现，并且认为这是国家形式所能达到的最高的高度，旣不能超越，也不能长久保持。这样一来，各国专制君主在新兴資产阶級的帮助下同地方貴族展开的一場阶級斗爭，也就被他曲解为国家在非等級者（Non-estate）的援助下向等級——貴族和僧侶——进行的斗爭。二是盛贊这个时期的内閣政治，把它描写为在巧妙和文雅方面是稀有的、彬彬有礼的。在軍事方面，他說此时的战爭规模不大，而且遵守严格的规則，具有俠义的精神。这种不顾历史事实的說法純粹是为了陪衬下一个时期，即“战国时期”而虛构出来的。
斯宾格勒着重分析的是晚期的結束阶段，亦即文化向文明的过渡阶段。西方文化的这个阶段是十八世紀末叶和十九世紀初叶。对于这个实质上是欧美資产阶級革命的时期，他作了許多别有用心的解释，他认为这个时期的总特征是：国家形式的破坏（革命和拿破仑主义）；城市战胜乡村（“人民”战胜特权者，知識界战胜传統，金錢战胜政治）。牢固地站在貴族政治立場的斯宾格勒甚至对于資产阶級革命也是怀有敌意的。“每一次的資产阶級革命都是以大城市为舞台，以不理解古老的象征为标志的……但是这样被剝夺了一种在本质上是有象征性的，在作为上是形而上学的形式的崇高地位以后，民族生活在历史的存在川流中就失去了昂首自若的力量。……在1787年味眞茲逝世以后……法国就在欧洲的政治結合中多年消失，不见踪影了。”〔59〕对于这时在历史上还起着一定进步作用的資产阶級，他也是很輕視的。“第三等級已是‘非等級者’，是余数，是一种杂乱的、多样的堆集，这种堆集，除了在政治性抗議时以外，意义很少。”〔60〕总之，封建主义，貴族政治是不应反对的，誰要反对，誰就是不要历史和传統，誰就是民族的罪人。奇怪的是，1787年以后，法国怎么竟然会在欧洲的政治結合中多年不见了呢？1789年的法国資产阶級革命难道不是开辟了欧洲历史的一个新阶段，“以至整个十九世紀，即給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紀，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61〕嗎？无視历史事实达到了如此主观武断的地步，眞可以說是罕见了。如果斯宾格勒对于資产阶級只是看不太起的話（这并无碍于他为当代的資产阶級主子效劳），那么对于人民群众他就是切齿痛恨，极尽辱駡之能事了。对于在这次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的城市平民，他认为就是那些以各种被蔑視的名目——社会渣滓、群氓、暴民、賤民——出现的人們，他們全不尊重秩序，使法国革命具有破坏性，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在反对封建主义中起过积极作用的唯理主义也受到了斯宾格勒的攻击。他站在僧侶主义的立場，硬說知識归根結底仍然不能不以信仰为依归，从而揶揄地把唯理主义叫做“有敎养的人的宗敎”、“新的无秘密的宗敎”。〔62〕最后，他就談到了結束文化晚期的“拿破仑主义”。拿破仑的兴起，在他看来，是由于稳妥可靠的貴族政治传統在革命中被破坏得一干二淨，群众在紀律方面失去了約束，从而为偶然的領袖的統治开辟了道路。因此，他把“拿破仑主义”叫做一种“无形式的統治”。〔63〕我們面前的这个地道的容克奴才在这样对于封建主义和貴族政治的没落再三表示惋惜之后，就以先知的身份，为讀者鈎画了一幅人类历史末日的图景，并且为他心目中的选民提供了一种得救的方案。
斯宾格勒把各个文化的結束阶段叫做文明。他是在一种貶抑的意义下使用文明这个詞的，它的含义是已成、僵化、結束、死亡等等。文明的第一个时期大約历时两世紀左右，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西方的十九世紀与二十世紀。“战国时期”的特点是連綿不絕的大战——通过普遍兵役制把整个民族的力量都送上战場——和革命，一个文化区内的各个国家經过互相攻伐以后，最后合并于一个大帝国的統治之下。这是一个向着不可挽回的历史的无形式（historical formlessness）过渡的时期。在文化阶段，各种力量都有严格的形式以为約束，此时則不然，形式被破坏，体现于貴族身上的传統被消灭，于是便由具有严格传統的型式和节奏的政府过渡到了无拘无束的个人統治。个人野心家为了爭夺非正式的权力，不顾一切，战爭手段亦极残酷，消灭敌国是势在必行之举，前一阶段的騎士精神完全消失不见了。斯宾格勒在詳尽地描述了战国时期的特征以后，接着就提出了一个带有关鍵性的論点，就是，其他各个文化的“战国时期”都已經过去了，只有西方文化还处在这个阶段，从拿破仑的統治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文化的“战国时期”的序幕，二十世紀則是眞正战国的世紀。到这里，斯宾格勒捏造各国历史的眞正目的，可以說全部暴露出来了。下面这两段話，关系异常重大，让我們不吝笔墨地把它們摘引出来。第一段話是斯宾格勒关于“眞正战国的世紀”的形势所作的分析以及他认为西方人所应持的态度：“各个大陆将被孤注一擲。印度、中国、南非、俄罗斯、伊斯兰将被召集，……主要的世界都市的权力中心将随意处置較小的国家——它們的領土、它們的經济以及它們的人民。……在这些血和恐怖的灾难中，一再响起了要求民族和解、世界和平的呼声。……我們可以尊重追求这一切的願望，但是我們必須有勇气面对事实的眞相……生活如果要成为伟大的，应是坚强的；它只允許在胜利与毁灭之間进行选择，而不允許在战爭与和平之間进行选择，胜利的牺牲品是属于胜利的。”〔64〕第二段話是斯宾格勒給他的德国主子貢献的致胜方案：“一种旧君主政治的传統、一种旧貴族政治的传統、一种旧上流社会的传統，当它們仍然健康到足以避开职业政治或敎授政治时，当它們保有荣誉、克己、紀律、对伟大使命的眞正意識（即种族品质和訓练）、責任感和牺牲精神时，就能成为一种中心，把整个民族的存在川流团結在一起，使它比这个时代活得更久，并使它在将来有所归宿。”〔65〕同时，我們还須知道，斯宾格勒是把德国民族看作西方最后一个民族的，它是負有完成西方历史最后一个阶段的伟大使命的。〔66〕把这几点联系起来以后，斯宾格勒著书立說的根本目的，便十分淸楚了。《西方的没落》这部洋洋一百万言的巨著，其实完全可以归納成一个要点，就是，“在二十世紀爭夺世界霸权的斗爭中，德国垄断資产阶級，应当联合并依靠容克，共同建立一个德意志帝国統治下的世界新秩序。”这也就是希特勒匪帮的政治網領。斯宾格勒自称他所发现的“眞理”，不过就是这种最反动、最下流、最黑暗的思想而已。
在为帝国主义主子出謀划策的同时，斯宾格勒再一次恶毒地誣蔑了人民群众。他认为在这个时期的世界城市中，出现了一个第四等級，即群众，他們一心只想破坏文化及其成熟了的一切形式，把任何一点残余的秩序都消灭干淨。这种一味破坏的冲动及其結果，使他們做了領袖野心的无意志的工具，从而为愷撒主义（caesarism）扫淸了道路。因此，1 871年巴黎无产阶級的伟大起义，在这个反革命的小丑文人的笔下，也被丑化成了一次消极的破坏行动。
斯宾格勒在分析这个时期时，也曾对資产阶級民主，議会政治做了許多攻击。但是，这种攻击，正如他以后的法西斯分子所作的攻击一样，是来自右面的攻击，不是因为它不是眞的民主，而是因为它太“民主”了，在鎭压工人阶級时太不够有力了。
继“战国时期”以后出现的一个阶段，是斯宾格勒所謂的“帝国时期”，这时战国对峙的局面結束，大一統的帝国出现。帝国主义是任何一种文明都必需經历的阶段，在此阶段，一个民族不为主人，就为奴隶。其他各个文化的这个时期都已过去，西方文化的这个时期則尚未到来，約在2000—2200年間。斯宾格勒还給这个时期的政治組織形式，起了一个名称——“愷撒主义”。“愷撒主义”完全是一种个人的权力，是向彻底的无形式的倒退。世界和平的时代出现了，但是世界和平时代的战爭，却要比以前的战爭更为可怕，因为它純粹是一种私人战爭，无所顾忌。我們在前面已經談到，斯宾格勒是把德意志民族看作西方最年輕的一个民族的，而且他又认为其他各个文化的帝国阶段已經过去，因此，在二十世紀建立世界大帝国的使命显然就非德意志民族莫属了。在《普魯士主义与社会主义》这本书中，斯宾格勒的这种帝国主义野心更进一步地暴露了出来。他认为德意志帝国应同时向西方資本主义与俄国布尔什維主义挑战；普魯士是一个負有特殊历史使命的国家，这种历史使命就是領导白种人征服有色人种和劣等的社会等級。帝国时代結束以后，人类的历史亦随之告終，重新回到原始的状态。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在斯宾格勒的这种历史循环論中有两条首尾一貫的黑綫。一条是把貴族看作历史的主人，文化之兴由于貴族，封建时代就是人类文化极盛的时代，而貴族統治的推翻則意味着文化生机的断絕，此后人类历史便失去了传統、形式，一团混乱，徒有物质的成就而无精神的伟大。另一条黑綫是把人民群众看作历史的罪人，他們只知反对，只知破坏，結果便消灭了文化及其一切最可宝貴的传統，使历史重新回到原始的状态。西方有些資产阶級学者只从表面现象出发，由于看到斯宾格勒断言人类将回到原始状态，甚至断言西方文化也不能逃此命运，便把他說成了一个十足的悲观論者。〔67〕这当然是錯誤的。但另外有些人由于看到斯宾格勒的学說的反动性，就认为在他的著作中并不存在悲观的因素，这种看法也不够全面。确切地說，斯宾格勒的历史循环論所反映的是垂死的資产阶級的疯狂掙扎情緒。列宁在分析帝国主义时代时，曾經一再指出資产阶級的没落以及它作为一个没落阶級所特有的絕望情緒。但同时，他又一再敎导我們，資产阶級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它要进行最猛烈、最疯狂的掙扎。尼采、斯宾格勒、希特勒分子的法西斯“哲学”就是垂死的資产阶級的这种疯狂的掙扎的最好証明。納粹匪徒說：“虽然我們可能是没有希望的，然而我們却具有劫数已定的人們的希望”；“充分意識到摆在我們面前的文化和文明的没落，我們仍然要求每一个驕傲的战士的权利——为了一个目的去战斗，尽管那个目的似乎是失去了。”〔68〕这两段話的前半段都不得不承认資本主义制度已經接近死亡这一无法掩盖的事实，后半段則都反映了垂死的資产阶級的疯狂掙扎情緒。斯宾格勒的思想也完全是这样。它一方面承认西方（实即資本主义制度）的没落，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一面）却一再强調西方文化的寿命尚未結束，并百般企图打动德国讀者去为建立德意志世界帝国而效命。
（二）斯宾格勒以研究历史为名，狂热地鼓吹唯实政治（realpolitik）。斯宾格勒认为，“眞正的历史……是以男人和女人、家族、民族、等級、国家的形式，在伟大事实的波浪起伏中相互防御相互攻击的种族的历史、战爭的历史、外交的历史，存在川流的历史。”〔69〕侵略战爭至上，这是他观察一切政治問題的出发点。因此，他把国家看作是“男子的事情，它是对保护整体（包括称为荣誉和自尊的精神自卫在内）、抵御侵略、預见危险的关切，特别是对积极的进攻的关切，这种积极的进攻对于每一业已开始上升的生活都是当然的和自明的”。〔70〕斯宾格勒在这里虽然把国家粉飾为对于全体的关切，但另一方面却也暴露了他的狂热鼓吹侵略战爭的立場。斯宾格勒旣然把战爭看作人类最高貴的事业，把进行侵略战爭作为国家的主要职能，因而也就把政治看作“战爭的智性手段的继續”〔71〕（借用克劳塞維茨的名言而加以倒置）。从这种观点出发，他特别强調对外政策的高于对内政策：“对内政策全然是为对外政策而存在的，而非相反。……一个民族在世界上不是孤另另的，它的前途将由它对其他民族和强国的力量对比，而非由它的純粹内部安排来决定。”〔72〕不为刀俎，必为魚肉，要想不作魚肉，必須先发制人，这就是斯宾格勒的結論。按照这种帝国主义的邏輯，人民的幸福，甚至生命都是不値一顾的，請看下面这段話：“眞正有意义的，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民族……营养充足和多产，而是为了什么他或它是这样的；……只有随着文明的到来，当整个的形式世界开始衰落时，单純的生命保存才开始赤裸裸地、坚持不懈地自行表现出来——这是……生活不意味着从事事业的精力增强，而意味着‘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安逸、舒适、‘食物和娛乐’的时代；也是我們把經济政策本身当作一种目的去代替庄严的政治的时代。”〔73〕斯宾格勒这里所极力貶低的經济其实就是人民的生活和幸福，所极力抬高的政治其实就是剝削阶級的侵略战爭，当然这种战爭給老爷們带来的还是經济（眞正意义的）的利益，而老爷們在从事“庄严的”政治时，眞正希望的也正是这种利益，不过問題如果这样赤裸裸地說出来，不就太不象一个“哲学家”的口吻，更重要的是，戏法不就一下被戳穿了嗎？
（三）斯宾格勒打着反对“西欧中心論”的幌子，但販卖的却是一种最彻底、最反动的“西欧中心論”，更确切些說，是“德意志中心論”。上面两个問題談过以后，这个問題就很容易明了了。这里，只再作一点重要的补充說明。斯宾格勒确实比有些資产阶級学者狡猾，他首先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对一切文化一視同仁的公正学者。請看下面这段話說得多么冠冕堂皇：“这种使各大文化都把我們当作全部世界事变的假定中心，繞着我們旋轉的流行的西欧历史体系的最恰当的名称可以叫做历史的托勒密体系。这本书里用来代替它的体系，我认为可以叫做历史領域中的哥白尼发现，因为它不承认古典文化或西方文化比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墨西哥文化等占有任何优越地位。”〔74〕不仅此也，斯宾格勒不是还承认西方文化也有寿命告終的一日嗎？但是，我們上面已經談到，《西方的没落》一书所要强調的不是西方的没落，而是德意志帝国在现阶段所負的征服世界的使命。其次，我們还須注意，斯宾格勒宣传西方文化特殊优越的手法是表面上不談各个文化之間孰优孰劣的問題，而是借强調各个文化的特殊精神来达到他的目的。斯宾格勒关于西方文化的“浮士德精神”的說法，同样是为了替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征服世界制造理論根据的。伟大的德国詩人歌德写了一部永垂不朽的詩剧《浮士德》，創造了浮士德这样一个追求眞理、追求宇宙意义而又热爱人生的人物。这部詩剧是西欧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三百年历史的高度的艺术概括，它反映了資产阶級进步思想与反动的、蒙昧的中世紀封建意識的斗爭，甚至还展望了新时代的远景。浮士德在临死前面对着改造大自然的劳动人民說：“我願意看见这样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自由的土地上住着自由的国民。”〔75〕这是眞正的浮士德精神。但是，这种眞正意义的浮士德精神，經过斯宾格勒的有意曲解以后，却完全起了质变。他认为西方文化的“浮士德精神的基本象征是純粹的和无限的空間”。〔76〕因此，它的地理眼界异常广大，“祖国的广袤是一个个人很少看到它的边界、可是要保卫它并为它而死的地区，它的象征性深度和力量是其他各个文化的人类所永远不能理解的”。〔77〕这种荒唐无稽的神話的实质，在斯宾格勒把它用来解释具体历史問題时就全部暴露出来了。西班牙、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对于美洲人民的血腥屠杀，对于墨西哥和秘魯的征服，在他看来，不是西欧資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产物，而是由于“浮士德文化的人的不可抑制的向远方发展的冲动”。〔78〕旣然这种“浮士德精神”是西方文化所特有的，是一定要表现于外的，那么整个世界在二十世紀行将归并于德意志帝国之下，不也就成了必然的历史“宿命”了嗎？这就是这种軍国主义式的“浮士德精神”的妙用所在。至于他所謂的其他各个文化的特殊精神及其在各个方面的表现，不是为了陪衬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而强加于别人身上的，就是把某一历史发展阶段的现象当作了一个文化的特点。假借各个文化的比較研究，販卖另一种形式的“大日耳曼主义”，《西方的没落》一书的主旨实在于此。
（四）斯宾格勒是馬克思主义的最凶恶的敌人，是反苏反共的急先鋒。斯宾格勒在侈論各項历史問題时，还在某些地方联系談到了馬克思主义，这些地方虽然不多，但其内容却极为反动，論辯的态度也极为恶劣，破口漫馬，造謠誣蔑，簡直是无所不用其极。他攻击的中心是馬克思主义关于阶級斗爭的学說，认为这完全是馬克思主义者别有用心的捏造，因为根本就沒有工人阶級这样一个阶級的存在：“在經济方面并没有工人阶級；那是一些专門注視着英国——一个处于过渡状态的、工业发达的、无农民的国家——的工厂工人的地位的理論家的一种捏造，随后他們又信心百倍地把这种捏造的体系扩展到一切文化和一切时代，使政客們得以采用这种体系，把它当作自己建立政党的一种手段。实际上，在工場和帐房里，在办公室和貨仓里……都有几乎数不胜数的純粹服务性的活动。这种記数、看門、跑腿、錘击……往往缺乏那种因素，它将生活提高到勉强維持的水平以上，并使工作具有官吏和学者的身份中或工程师、經理和商人的个人胜利中的尊严和快乐——但是，即使抛开这点不談，这类事情彼此之間也是很难相比的。工作是用头脑或用膂力，是在乡村或在大城市，从事工作的持續时間和强度，都使农业劳动者、銀行职員和成衣匠过着完全不同的經济生活”。〔79〕斯宾格勒眞是太自作聪明了，但是这种詭辯的伎俩也太不中用了。馬克思主义明明是根据对于生产資料的占有关系来划分阶級的，斯宾格勒却避开問題的实质不談，妄想用什么工作时間、劳动强度、工作种类的差别来把作为一个阶級的工人拆得四分五裂，可是又提不出任何一个論据能够反駁这个鉄的事实：尽管工人阶級的各个組成部分在工作时間、劳动强度等等方面有所不同，但却都不占有生产資料，都共同受着資产阶級的剝削。这种詭辯的手法本来也不足奇怪，因为象斯宾格勒一流的帝国主义文棍在妄图“消灭”馬克思主义的时候从来就是使用这种手法的。其实，斯宾格勒不承认工人阶級的存在的眞正目的，还在于要消灭工人阶級的阶級意識，使他們不再自觉地进行解放自己的阶級斗爭，死心塌地地忍受資本家老爷的残酷剝削。他在后来的一部著作《决定的时刻》中，干脆就把工人阶級叫做“人类的寄生虫”，主张他們每日至少应当劳动十二小时，如同在資本主义制度早期那样。〔80〕更为无耻的是：他还凭空捏造（这个詞用来說明斯宾格勒本人的全部体系及其反对馬克思主义的手法倒是再确切不过了）了許多“事实”，用来丑化工人运动、社会主义、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領袖。他一口咬定“工人运动是它的領袖們制造出来的”，〔81〕誹謗“群众領袖中百分之五十是可以用金錢、职位或‘从底层进来’的机会加以收买的”，〔82〕議諷社会主义者虽然反对宗敎，但实际上自己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也是一种宗敎的迷信。〔83〕到最后，当刻骨的阶級仇恨把他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84〕完全刺激起来的时候，斯宾格勒甚至顚倒黑白、信口雌黄到了如此的地步，竟把共产主义运动辱馬做“大資本的忠实随从”，〔85〕把工人运动列入了“資本主义的范围”，〔86〕把馬克思主义政党恶毒地称作“本质上是中等阶級的”政党。〔87〕这样下流的伎俩只有后来的希特勒能够同他不相上下，斯宾格勒的这些恶毒的咒駡如果不說明是他写出来的，其会让人以为是出自《我的奋斗》一书的。〔88〕此外，斯宾格勒还提出了一种他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他給这种社会主义所下的界說是：“……一种超越所有阶級利益的伟大政治經济制度在人生中实现的意志……这是一个具有高尚思想和責任感的体系，它使整个社会为它的历史的决战保持良好状态……”〔89〕斯宾格勒在此处所提出的这种社会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貨色，在其《普魯士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中就完全暴露出来了。原来，他认为社会主义与普魯士主义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社会主义的眞正意义是个人对于国家的彻底服从和效忠。眞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軍事化的国家，在其中每一工人与每一企业家均在严格的紀律下为整个民族的利益工作。因此，普魯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在他的心目中便成了第一个自觉的社会主义者。他还梦想，他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一旦实现，就能結束阶級斗爭和馬克思主义。我們都很淸楚，这样的社会主义不正就是后来希特勒匪徒所标榜的国家社会主义嗎？历史已經完全証明，这种国家社会主义不是别的，正是“最反动、最主张民族侵略主义、最抱帝国主义野心的財政資本家的公开的、恐怖的专政”。〔90〕
对于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斯宾格勒自然也是怀着刻骨的阶級仇恨的。他对苏联的誹謗极其恶毒，所用的手法也极为奇特，而且这种手法至今仍在湯因比之流的西方帝国主义学者中間流行着。
斯宾格勒认为俄罗斯文化由于一种“历史的假晶现象（historical pseudomorphosis）”〔91〕的緣故，它的固有发展一再受到了挫折。彼得大帝在位的时期，俄罗斯文化本来正处在它的“前文化”阶段，但是由于彼得大帝的西方化政策，一种原始人群的历史傾向被歪曲了两个世紀之久。这是第一次的假晶现象。1917年的革命（他始終不用十月社会主义这个名称，因为根本不承认它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則是第二次假晶现象。1917年的俄罗斯所处的眞正历史阶段是俄罗斯文化的封建时代，但是布尔什維克却继承大彼得的西方化政策，引入了外来的西方文明。因此，他把大彼得主义和布尔什維克主义都誣蔑作是西方的、非俄罗斯的。那么，在他的反动捏造中，“眞正的”俄罗斯文化又是一种什么样子呢？这是一种乡村的、无城市的农民文化，陀思妥耶夫斯基最能代表它的精神。正如斯宾格勒对于每一历史事件的捏造都有它的反动政治目的一样，他对于苏联历史的这些恶毒的歪曲和肆无忌憚的捏造也同样有着它們的反动政治目的，这种目的表现在他以下的几个結論中：（1）“莫斯科的原始沙皇制度在今天也还是适合于俄罗斯世界的唯一形式”；〔92〕（2）“俄国要在日后才能发展出一种眞正的貴族和僧侶”；〔93〕（3）“下层的俄国人，今天正在誕生一个第三种基督敎……这是这个新俄国所眞正关心的唯一事情”。〔94〕消灭馬克思主义，消灭苏联，消灭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这就是斯宾格勒妄图实现的三个反动目标。
綜上所述，我們认为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是一种代表德国垄断資产阶級和容克利益的、軍国主义性质的历史哲学，它以結合宿命論的唯意志論构成其思想体系的核心，以文化周期論作为这种思想体系的外壳，并以直觉主义作为它的方法論的基础。斯宾格勒从建立德意志世界帝国的反动政治目的出发，盲信德国統治阶級的权力意志定能达此目的，而为了論証这种权力意志的必然胜利，还需要以神秘的、似乎不可抗拒的宿命論来增强它的力量，再輔以文化周期論这个虛拟的历史框子，以便从全世界范围内給它找出历史“事实”的根据。这一套鬼話是如此的令人难以置信，便不能不在研究方法上强調直觉，而貶斥理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