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再說一遍，每个存在物只是就对它本身的关系来活生生地体驗每个其他存在物及其命运。一群鴿子落足的那块田野的主人对它的注視，是同大街上的自然爱好者和空中的老鷹对它的注視完全不同的。农民看他的儿子是后嗣和继承人，但邻居則看他是一个农民，軍官看他是一个士兵，游历者看他是一个土著。作为皇帝的拿破仑和作为中尉的拿破仑，对人和事物的体驗是大不相同的。把一个人放在一种新的局面下，使革命家成为一个大臣，士兵成为一个将軍，然后历史和历史上的关鍵人物对他来說立刻就变成某种与它們原来不同的东西了。塔里兰看透了他的时代的人物，因为他同他們有关系，但是設若他突然跳入克拉苏、愷撒、喀提林以及西塞褖的队伍中，他关于那些人的措施和见解的理解一定不是没有价値的，就是錯誤的。没有历史本身。一个家族的每一成貝对該家族的历史各有不同的理解，每一政党对一个国家的历史各有不同的理解。每一民族对当代的历史也各有不同的理解。德国人对世界大战的看法和英国人不同，工人对經济史的看法和雇主不同，西方史学家眼中的世界史也与卓越的阿拉伯史学家和中国史学家的世界史全然不同。一个时代的历史，只有当它在时間上是相隔很远的，而历史家也根本和它无利害关系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客观的論述；我們还发见，我們优秀的史学家們甚至在評判或描述伯罗奔尼撒战爭和亚克兴战役时，都不能不或多或少地受当前的利害关系的影响。

評价者一定要通过自己的有色眼鏡去看事物，这与对于人类的深刻认識是并不矛盾的，反而是必須的。誠然，这种认議恰恰就是我們看出在那些概括中所缺少的成分，那些概括把最重要的事实，即历史中的組成事件的独特性〔3〕歪曲了或全然忽略了。这种概括的最坏的例子就是“唯物”史观，关于这种史观，当我們称之为相术的貧乏时，我們就已經差不多把話說尽了。但是，不顾这种概括而又由于这种概括，〔4〕对每个人来說，因为他属于一个阶級、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都有一幅应当按照同他自己的关系出现的典型的历史图景；同时，作为时代或阶級或文化，同样地还有該时代、該阶級或該文化特有的典型的历史图景。对于作为一种主要的存在物的每一文化所可能有的最高度的概括，是关于它自己的作为历史的世界的原始影象，并且对它来說也是象征的影象；个人的一切自我調节——都是与那种影象有关的。每当我們称另一个人的观念是深刻的或肤浅的、独具见解的或无价値的、錯誤的或陈腐的时候，我們正在不知不觉地参照一幅图景来判断它們，这幅图景在此刻涌现出来，以保証我們的时代和我們的人物的持續不断的功用的价値。〔5〕

因此，显然，浮士德文化的每一个人都具有自己的历史图景，此外还有自他幼年以来的无数的其他图景，它們随着每天每年的經驗而不断地变动和改易。而且，不同时代和阶級的人們的典型的历史心象、鄂图大帝的世界和格列高里七世的世界，一位威尼斯总督的世界和一位貧穷的圣地朝参者的世界，又是何等不同！罗仑索、美第奇、瓦楞斯泰因、克伦威尔、馬拉以及俾斯麦、一个哥特时代的农奴、一个巴罗克时代的学者、三十年战爭的軍官、七年战爭的軍官、解放战爭的軍官，他們各自生存的世界是何等的不同！或者，只就我們自己的时代而論，一个现实生活只限于他自己的乡野和它的同族人的佛里斯兰的农民、一个汉堡的大商人和一位物理学敎授，他們各自生存的世界也是何等的不同！然而，对所有这些人，不拘各个的年龄、身份和时代如何，却有一种共同的标准、把这些人物的总体、他們的原始影象，同一切其他文化的原始影象区别开来。

但是，还有另一种差别，它把古典的、印度的历史图景同中国的、阿拉伯的、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历史图景区别开来——这就是前二者的狹隘的眼界。不論希腊人是否（而实际上一定）通晓古代埃及的历史，他們从未容許它渗入他們特有的历史图景，这种历史图景对大多数的希腊人来說，局限于最年长的、依然活着的参加者所能叙述的那些事件的范围，即使对一些記忆較好的人来說，也仅止于特洛耶战爭，在这条界綫之外，他們是根本不会承认历史生活的存在的。〔6〕

另一方面，阿拉伯文化〔7〕很早就敢于作出那惊人的举动——我們在犹太人和居魯士时代以来的波斯人的历史思想里面同样见到这种现象——以一种眞正的年代学把天地开辟的传說同现时結合起来；波斯人在这种举动中的确也把未来包括在内，而且把最后审判和弥賽亚的降临預先塡上了日期。人类历史的这种精确的而又极其狹窄的限界——波斯人的計算认为从始至終有一万二千年，犹太人的計算則至今还不到六千年——是枚斋的世界感情的一种必然的表现，并从根本上把犹太人——波斯人的天地开辟的传說同巴比伦文化的天地开辟的传說区别开来，它們的許多外部特征都是从巴比伦文化得来的。

再者，使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的历史思想具有其特殊广闊无涯的眼界的原始感情，也是不一样的。这种眼界是用按年代陈述的、前后連貫的若干朝代表现出来的，它們延續到几千年之久，最后消失在渺茫的远景中。

此外，浮士德式的世界历史图景，由基督敎的年代学〔8〕的存在預先作好准备，带着西方敎会已然接受过来的枚斋图景之无限的加广与加深，突然出现了。弗罗利斯的約阿喜謨〔9〕在哥特时期盛时把一切世界命运奇异地解释为圣父、圣子、圣灵样式的連續三代，就是以这种加广与加深为根据的。与此平行的还有地理視野的无限扩大，这种視野还在哥特时代（由于北欧海盜和十字軍）已从冰島伸展到了亚洲的极远部分；〔10〕而自公元1500年起，巴罗克时代的成熟的人类就能作其他文化里面他的同輩們不能作的事情，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这个行星的整个表面当作它的活动范围。由于罗盘針和望远鏡，那个成熟时代的大科学家不仅能破天荒地在理論上断定地球的球状，而且实际上感觉他是生活在空間的球体上面。土地界限不复存在了。同样，时間界限也消失在基督以前和基督以后的历法的双重无限状态中了。而且，今天，在这幅包括整个地球并最后将包括一切高級文化的图景的影响下，“古代”、“中世紀”、“近代”这种旧的哥特时代的历史分期法，早已变得陈腐而又没有意义，显然正在消逝中。〔11〕

在所有其他文化中，世界历史的外观是和人类历史的外观一致的。世界的起源就是人类的起源，人类的末日也就是世界的末日。但是浮士德式的对于无限的渴望第一次在巴罗克时代把这两种看法区分开来，而且现在它使得人类历史仅仅成为世界历史中的一段插話，尽管人类历史还有其莫大的、尚未为人所知的时間距离，至于地球則成了太阳系的无数星辰中的一个小星，可是其他文化甚至还没有窺到它的全貌，而只把一些表面的部分当作了“世界”。

历史的世界图景的扩张，使得在这种文化中比在任何其他文化中更有必要把普通人的日常的自我調节，同只有最杰出人物才能做到的、而甚至在他們当中也只能保持片刻的最高度的自我調节加以区别。忒密斯托克利的历史眼界和一个亚狄加农夫的历史眼界之間的差别大概是很小的，但是亨利六世〔12〕和他那时代的一个农夫之間的这种差别就已經很大了，而且当浮士德文化一再上升时，自我校准的力量竟达到如此的高度和深度，以致行家的范围日益縮小起来。实际上，形成了一座包括各种可能性的金字塔，在其中个人是按照他們的天賦分成等級的；每个个人按照他的素质，站在自己在最佳的焦点上所能保持的那一級上。但是因此，西方人士之間在互相了解历史的生活問題的可能性方面就有了若干限制，这些限制对其他文化是不适用的，无論如何是不象它們对我們文化那样命定地严格的。一个工人今天能够眞正了解一个农民嗎？或者一个外交家能够眞正了解一个工匠嗎？决定他們每个人値得发問的問題以及提出这些問題的形式的历史的和地理的視界，和他人的視界是如此的不同，以致他們所能交換的不是一种通知，而是轉瞬即逝的話語。当然，眞正的人物評价者的标志是：他懂得“他人”是怎样适应环境的，并据此来安排他同那个人的交往（象我們大家在对儿童談話时那样），但是这种意义的評价某些过去人物（例如獅子亨利或但丁）的艺术，使自己彻底生活在过去人物的历史图景里面、以致他的思想、感情和决定都具有一种自明的性质的艺术，由于一个人的醒觉意識和另一人的醒觉意識之間的巨大差别，是十分罕见的，因而直到十八世紀还未看到有历史家負起从事这种工作的任务。从1800年起，它才变为一种撰写历史的迫切要求，而且是一种很难达到願望的迫切要求。

浮士德文化所特有的对本来的入类历史和远为广泛的世界历史的区分，产生了如下的結果，就是，自巴罗克时代結束以来我們的世界图景已經包含了几种視野，它們被一个叠着一个地配置在同样多的断面中。为了探索这些断面，若干显然多少具有历史特性的独特科学，已經成形了。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人类学輪流地穷研星辰世界、地球外壳、生命和人类的命运，然后我們才有諸高級文化的“世界”历史（直至今日仍叫做这个名称），而各种文化因索的历史、家族历史以后最后还有西方那种高度发展的特长即传記，又都隶属于这种世界历史。

这些断面的每一个都需要一种特殊的自我校准，一当特殊的焦点变得分明的时刻，較狹窄的和較宽广的断面即不再是活的存在物，而只是旣成的事实。如果我們是在研究推托堡森林的战役，这个森林在北德意志平原的植物世界中的成长就是先决的条件。反之，如果我們是在考察德意志树木世界的历史，土地的地质层叠則是先决条件，虽然它不过是一件其特殊命运在这种关系上不須进一步追究的事实。再者，如果我們的問題是白堊紀的起源，地球本身作为太阳系中的一个行星的存在就是一个論据，而非一个間題。或者，換一种說法，就是：在星辰世界中有一个地球；“生命”这种现象发生在地球土；在这种“生命”中有“人”这种形式；在人的历史中存在着文化的有机形式；这都是另一更高的断层的图景中的一桩偶然事件。

就歌德而言，从他的斯特拉斯堡时期到他的第一次魏瑪定居，使他自己与“世界”历史調諧的傾向是很强烈的，这从他的《愷撒》、《穆罕默德》、《苏格拉底》、《流浪的犹太人》以及《哀格蒙特》等短篇作品中可以得到証明。歌德痛苦地放弃了崇高的政治成就的前途，〔13〕这种痛苦在《塔索》一剧中更通过它的最后决定的郑重的克制訴諸我們的心弦，〔14〕这正是他所选择的丢开他的生活的調諧方式，在此以后，他就几乎是猛烈地把自己一方面局限于植物历史、动物历史和地球历史的图景（他的“活生生的自然界”）的范围，另一方面則把自己局限于传記的范围。

所有这些“图景”，在同一个人身上显现出来，具有同一种結构。就連植物和动物的历史，就連地球外壳的历史或星辰的历史，也是一种寓言汇集，并把自我存在的内心傾向反映在外界的现实上。〔15〕动物世界或地层形成的研究者是一个生活在一定时代、具有一定国籍和一定社会身份的人，使他在处理这些事物时排除他的主观见解，并不比获得关于法国革命或世界大战的圓滿理想的叙述更为可能。康德、拉普拉斯、居維叶、来伊尔、达尔文的有名的学說，也都有一种政治經济的色彩，而这些学說对一般群众的威力和深刻印象更証明，对所有这些历史断面的看法都出自一个根源。今天正在自行完成的东西也就是浮士德式的历史思想所能达到的最后成就，即把这些历史断面有机地連結并排列在具有一致外貌的单一的、庞大的世界历史里面，这种世界历史将使我們的視綫能从个别人的生活无間断地一直看到宇宙的最初的与最終的命运。十九世紀——就机械的（即非历史的）形式而論——才把这个問題提出来。解决这个問題，則是二十世紀的預定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