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于是，巨大冲突的时期开始了，我們自己今天正处于这个时期。这是从拿破仑主义到愷撒主义的过渡，是一个普遍的演化阶段，它至少延續两个世紀之久，而且可以看出在一切文化中都有这个阶段。中国人把它叫做“战国时期”（公元前480—230年，相当于古典文化的公元前300—50年〔138〕）。开头有七个强国，它們最初是无計划地，但以后越来越具有明确目的地走向那不可避免的最終結局，就是，連綿不絕的大战和革命。一个世紀以后还有五个强国。公元前441年，周朝的統治者成了“东周公”的一个受国家供俸者，〔139〕因而他所占有的残余領土不再在后来的历史中居于显要的地位了。同时，“罗馬式”的秦国在非哲学的西北方〔140〕迅速地兴起了，它将其影响向西，向南扩张到西藏和云南，并将其他国家也包围在一个大弧形圈之內。敌对的中心是道家南方的楚国，〔141〕中国文明就是从那里逐漸向外推进到大江以南的尚未为人所知的土地上去的。这里实际上是罗馬和希腊精神的对立：一方面是坚强的、鮮明的追求权力的意志，另一方面是梦想和改善世界的傾向。在公元前368—320年期間（相当于第二次布匿战爭时期），竞爭加剧了，激化为整个中国世界的連綿不絕的斗爭，这种斗爭是用大量軍队进行的，为此竭尽了人力。司馬迁写道：“于是六国之士……常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秦有余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万……。”〔142〕苏秦原是秦国的丞相，〔143〕后来变为国际联盟（合纵）思想的支持者，投身于敌对的陣营，組成了两次伟大的联盟（公元前331年和321年）。然而，由于內部的不团結，联盟在最初几次战斗时就瓦解了。他的伟大敌手丞相张仪，是一个坚决的帝国主义者，在公元前311年他即将使中国世界自願臣服于秦的时候，由于王位的更換，他的合并流产了。公元前294年白起的战役开始了。〔144〕凭借他的威望，秦王采取了传說时代的神秘的皇帝称号，〔145〕这种称号公开地表现出統治世界的要求，并立即为东方的齐国〔146〕統治者所仿效。随之而来的是决定性战斗的第二次高潮。独立国家的数目在不断地减少。公元前255年，甚至孔子的故乡魯国也消灭了。公元前249年周朝也告終了。公元前246年，强有力的秦王政在十三岁的时候做了秦国的皇帝，公元前241年他在丞相吕不韦（中国的米栖那斯〔147〕）的帮助下，在最后的敌手楚国胆敢挑起的最后一場战斗中，打了胜仗。当公元前221年他实际上成为唯一的統治者时，采取了“始”（奥古斯都）的称号。这就是中国的帝国时代的开始。
沒有一个时期象这个“战国时期”一样使人們如此分明地面临伟大形式的交替或伟大个人权力的交替，到了各个民族在政治上不再合用的程度时，精力旺盛的个人就能进行各种活动，他們想在政治上有所創造，不計代价地想握有权力，并且作为一种力量现象成为整个民族或文化的命运。事件变得不能在形式的基础上进行預断了。我們此时不再有那无需天才的既定传統（因为传統本身就是达到最高能量的宇宙力），而只有伟大的实际家所造成的偶然事故。他們的偶然兴起一夜之間就使一个軟弱的民族（如馬其頓人）登上事变的絕頂，而他們的偶然死亡（如愷撒的死亡）則会立即使世界从个人所巩固的秩序陷于混乱之中。
的确，这在更早一些时候在危急的轉变时期已經显示出来了。在福隆德党、盟主、第一次潛主政治的时代，那时人們还不合乎形式，正在为形式而斗爭，一些成长壮大到在职权方面限制不住的伟大人物經常遭到了罢黜。从文化到文明的轉变，在其典型的拿破仑主义方面，也是这样。这个“战国时期”是不可挽回的历史的无形式（historical formles sness）的前导，伟大个人的眞正的全盛时代是从此时破晓的。对我們来說，这个时期在世界大战期間几乎达到了它的頂峰；在古典世界，它始于汉尼拔，他以希腊主义的名义（他在精神是属于希腊主义的）向罗馬挑战，但是失敗了，因为眞正古典型式的希腊化的东方理解当前的意义已經太晚了，或者根本就不曾理解过。随着他的复灭，便开始了那足以夸耀的行列，它从大小西庇阿起，經过伊米里鳥斯·包魯斯、弗拉米尼鳥斯、大小伽图、革拉古兄弟、馬略和苏拉，直到庞培、愷撒和奥古斯都。在中国，相应地在“战国”时期，政治家和将軍所組成的相似的系列集中在秦国，正如古典的人物集中在罗馬一样。由于对中国历史的政治方面的全不理解盛行一时，这些人物通常被描写为詭辯派。〔148〕他們是詭辯派，但其意义仅象同时代的罗馬領袖人物是斯多噶派那样，就是，受过希腊东方的哲学和修辞学的教育。他們都是研修至精的雄辯家，而且时常撰写哲学著作，愷撒和布罗特斯并不亚于伽图和西塞祿，但他們不是作为职业的哲学家才这样做的，而是因为悠然自适是高雅君子的习尚。在执行职务的时刻，他們不論是在战場上还是在重大的政治問題上，都是馬馭实际的能手，张仪和苏秦两位丞相〔149〕确实也完全是这样。那位打倒白起将軍的受人敬畏的外交家范睢、秦国的立法者卫鞅、始皇帝的米栖那斯吕不韦以及其他一些人物也是这样。
文化把它的全部力量都系于严格的形式上。现在，这些力量得到了解放，“自然”——即宇宙——也立刻涌现了。从专制国家轉变为諸民族的战斗的社会，是每一文明的开端的标志；对于理想主义者和空想家們說来，这种轉变可以意味着他們所喜欢的事物，但在事实世界中，它却意味着具有一种严格传統的型式和节奏的政府过渡到无拘无束的个人統治的独断独行。象征的和超个人的形式的頂点是和文化晚期的頂点一致的——中国約在公元前600年，古典文化約在公元前450年，我們約在公元后1700年。在古典文化方面，最低点是在苏拉和庞培的时期，对我們来說則将在今后的数百年內达到并可能渡过。重大的国际冲突和国內冲突、可怕的革命，日益互相渗透，但其中的一切爭执問題，毫无例外地都有意識地或无意識地、公开地或隐蔽地是非正式的权力問題，从而最后都是純粹个人的权力問題。它們自己在理論上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这在历史上是无关重要的，而且我們无需知道这个阶段的中国革命和阿拉伯革命爆发时所凭借的那些口号，甚至无需知道究竟有沒有这样的口号。这个时代的无数次革命——它們越来越成为連根拔起的大城市群众的盲目暴动——都从来未曾达到目的，或从来沒有过达到目的的可能性。存在的正是加速破坏古老形式这一历史事实，它为愷撒主义扫清了道路。
战爭的情形也是这样。在許多次战爭中，軍队及其战术越来越成为不受控制的个别指揮官的創造，而非时代的創造，这些指揮官們在許多情况下都是很晚才发现自己天才的，而且是偶然发现的。公元前300年时有罗馬的軍队，公元前100年时則有馬略、苏拉和愷撒的軍队，至于由愷撒的老兵組成的屋大維的軍队，与其說它由将軍来統率，不如說它統率它的将軍。但是因此，战爭的方法、战爭的手段以及战爭的目的就采取了未开化的——天然的和凶残的形式，〔150〕这些形式与从前流行的那些形式是大不相同的。它們的决斗不是十八世紀在脫里亚浓发生的决斗，那种决斗是以騎士的方式进行的，并且有固定的规則，决定一个人在什么时候可以宣布自己精疲力竭了、可以使用的最大力量达到什么程度、以及騎士制度允許胜利者规定的条件都有哪些。它們的决斗是激怒了的人們的角斗，連打带咬，直打到人們身体崩潰的程度，而且是为战胜者无保留地、无限制地利用的。这种“归返自然”的最早的伟大范例是法国革命的和拿破仑的軍队所提供的，它不是以少量兵力进行的技巧的演习，而是不計損失的大兵团攻击，因而粉碎了罗可可式的精练战略。通过普遍兵役制把一个民族的全部强壮力量送到战場上去，这是腓特烈大帝时代所完全陌生的一种想法。〔151〕
同样，在每一种文化中，战爭技术总是躊躇地尾随工艺前进，一直到文明开始的时候，它才突然領先，无情地强使那个时代的一切机械方面的可能性为它服务，并且在軍事需要的压力下，甚至开辟了前此尚未开拓的新領域，但同时它也就使勇士的个人英雄行为、貴族的德性和晚期文化的睿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无效的了。城邦使巨額軍队在古典世界本质上成为不可能的——由于包括战术形式在內的各种古典形式一般都是规模較小的，康奈、菲利披以及亚克兴諸役的人数便显得很多而且不寻常了——在那里，第二次僭主政治（叙拉古的狄奥尼苏斯为先导）在战爭上大规模地〔152〕采用机械技术。那时实行象对罗德斯的围攻（公元前305年），叙拉古的围攻（公元前213年）、迦太基的围攻（公元前146年）、阿利細亚的围攻（公元前52年），才初次成为可能的事情，在这样的围攻中，連度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甚至对于古典的战略来說也变得明显起来。罗馬軍团的特殊結构只是在希腊化时期才得到发展的，它和公元前五世紀雅典和斯巴达的民軍相比，行动起来就象一架机器一样。这是和上述傾向一致的。相应地，中国从公元前474年起就用鉄制成刀剑之类的武器，蒙古式的輕騎兵代替了重战車，而且要塞战立即获得了突出的重要性。〔153〕文明化人类对速度、敏捷和群体效能的基本追求，在欧洲和美洲最后和浮士德式的制服自然的意志結合在一起，产生了战爭的各种动力方法，这种种方法甚至在腓特烈大帝看来也似乎是荒唐的，但在今天的我們看来，是和我們的交通技术、工业技术吻合的，是十分自然的。拿破仑用馬匹負載大炮，因而使它非常机动（正如他把法国革命的密集兵团分散成許多独立的和容易移动的队伍一样），而且早在瓦格拉木和鮑罗汀諾战役时它就增强了它的純物理的效力，达到我們必須称作速射和猛烈炮火的程度。〔154〕第二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它以1861— 1865年的美国內战为标志。这次战爭在它所包括的軍队人数方面甚至远远超过了拿破仑战爭的巨大规模，〔155〕并且在这次战爭中鉄路第一次用于运輪大批的队伍，电报网第一次用于通訊，一支蒸汽船舰队第一次用于封鎖，一連数月地在海上守卫，还有，装甲船、魚雷、施腔綫的武器以及远射程的大炮也是在这次战爭中发明出来的。〔156〕第三阶段是以日俄战爭为序曲〔157〕的世界大战，在这个阶段，潜水艇和飞机开始使用，发明物的速力本身成为一种新的武器，而且使用的工具的广度（虽則非常肯定地不是它的强度）达到了最高点。但是决断的残忍性到处都是和这种力的支出一致的。在中国战国时期开始时，我們看到吳国的完全毁灭，在前此的春秋时期，武士精神会使这种作法成为不可能的。还在坎坡·福尔米欧和約时，拿破仑就违反了十八世紀的习俗，而在奥斯特里齐一役之后，他更采取了尽量利用軍事胜利的作法，除去物质的限制以外，一无所顾。最后仍然可能的步驟是在凡尔賽型的和約中采取的，它审愼地避免終局和了結，并留有余地，以便每当情况变化时能提出新的条件。同样的演变可在三次布匿战爭的連續中看到。消灭世界上一个主要强国的想法，通过老伽图的仔細考虑过的冷酷的坚决主张：“但是，我认为迦太基是必須摧毁的”，最后是尽人皆知了，但这种想法却是撒馬战役的胜利者从来未曾有过的，而且尽管古典城邦的战爭伦理是野蛮的，当来山德战胜雅典时，这种想法在他看来也是对于每一神祗的一种不敬。
古典世界的战国时期始于伊布索战役（公元前301年）和罗馬人战胜埃特魯里亚人及薩謨奈人的森提努姆战役（公元前295年），前者确立了东方三强的三国一組，后者在迦太基之傍創立了一个中意大利强国。然而，以后当罗馬首先在皮洛士的冒险中〔158〕获得了意大利南部，其次在第一次布匿战爭中贏得了海上的胜利，复次經由盖·弗拉米尼鳥斯获得了克勒特北部的时候，古典文化对于当前事物和最近事物的特有的偏爱就終于变得置諸不睬了。甚至汉尼拔（或許是他那个时代中唯一看清事件趋向的人物）的意义都被一切人們所忽視，罗馬人也不例外。希腊化东方諸强是在撒馬之役被击敗的，而不仅是后来在瑪革尼亚之役和匹特那之役被击敗的。一个肩負征服世界的过重任务的城邦正在走向一种归宿，伟大的西庇阿面临着这种归宿是眞正感到不安的，他后来力图避免征服，但是完全徒劳了。他的左右违背每一政党的意志，竭力进行馬其頓战爭，仅仅是为了使东方此后可以視为无害而不复聞問，这也是徒劳的。帝国主义是不論何种文明的十分必需的产物，因而当一个民族不肯承担主人任务的时候，它就为他人所掌握，置于統治之下。罗馬帝国不是征服得来的，“世界”自行凝結为那种形式，并强使罗馬人以他們的名字来命名世界。这完全是古典的。当中华各国极端酷烈地捍卫他們仅存的独立时，罗馬在公元前146年以后却仅仅承担起把东方的許多大块土地变为行省的任务，因为再也沒有反对无政府状态的其他方法。然而，这也归結为罗馬——仍然屹立不动的最后一个——的內在形式在革拉古的騷乱中消失了。爭夺帝国的最后几仗不是在国与国之間进行的，而是在一个城市的政党之間进行的，这种情况在别的地方是找不到的，因为城邦的形式不容許有其他的結果。从前是斯巴达反对雅典，现在是貴族党反对平民党。在早已（公元前134年）預兆于最初的一次奴隶战爭的革拉古革命中，小西庇阿被暗害，給·革拉古則被公开地杀死——作为元首的第一个人和作为保民官的第一个人，在一个变得无形式的世界中，他們本身就是政治中心。当公元前104年罗馬的城市群众第一次非法地、混乱地将統治权授予一个私人馬略的时候，那时扮演的这出戏剧的較深刻的意义是和公元前288年秦国統治者采取神秘的皇帝称号一举的意义一致的。这个时代的不可避免的产物，愷撒主义，立即在地平綫上显露头角了。
那位保民官的继承者是馬略，他象保民官一样把暴民同大財团联合起来，并在公元前87年把旧貴族大批地杀掉。那位元首的继承者是苏拉，他在公元前82年借公敌宣告消灭了大商人阶級。此后，最后的决定迅速推进，正如中国在秦王政的事变以后的情形一样。元首庞培和保民官愷撒——职务上不是保民官，态度上是保民官——还都是党派領袖，然而早在卢加他們就在同克拉苏商討并彼此商討第一次瓜分世界的計划。当愷撒的继承人們在菲利披攻打愷撒的謀害者时，双方都不过是集团而已。到亚克兴战役时，爭端就是个人之間的事情了，愷撒主义即使在这样的一种过程中也終将出现。
在阿拉伯世界的相应演变中，代替实体的城邦而成为基本形式的自然是枚斋的一致，諸般事件就是在这种形式中并通过这种形式自我完成的；这种形式，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排斥政治傾向与宗教傾向的任何分离达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致城市資产阶級对于自由的追求（它在这里一如在其他地方都标志着战国时期的开始）也是以正教的伪装自我呈现的，因而至今几乎未受到注意〔159〕。它作为一种企图脫离哈里发政权的意志而出现，这种政权是薩薩尼諸王和继他們之后的戴克里先按封建国家形式創造的。从查士丁尼和科斯洛厄茲·努希尔万〔160〕的时期起，这种政权就必須抵抗福隆德党人的攻击，他們是由希腊教会和馬茲达教会的領袖、由波斯——馬茲达教的（尤其是伊拉克的）貴族和希腊的（尤其是亚洲的）貴族、由因宗教区别分为两部分的阿美尼亚的高級騎士所領导的。約在七世紀实现的专制政治，那时由于伊斯兰的进攻而突然被摧毁了。伊斯兰在其政治的本源方面是严格貴族的；到处保持領导地位的一小撮阿拉伯家族〔161〕不久就在征服的領土上形成了一种具有强健种族特性和无限自信的新高等貴族，这种貴族把王朝貶低至它的英国“同时代者”把英国王朝所貶低到的那种水平。奥斯曼和阿里之間的內战（656—661年）是一种眞正福隆德党的表现，并且它的各种活动都是按照两个亲族及其各自的依附者的利益来进行的。八世紀的伊兰斯輝格党和托里党，同十八世紀的英国輝格党和托里党一样，独自实行高等政治，而且他們的党爭和家族爭执对于当时的历史来說要比君临的倭馬亚家族的任何事件更为重要。
但是随着立国于大馬士革——即西阿拉米的和一性派的叙利亚——的奢华和文明的王朝〔162〕的灭亡，阿拉伯文化的自然重心再度出现了；它就是东阿拉米地区。它一度是薩薩尼强权的根据地，现在是阿拔斯强权的根据地，但是不論它的构成是波斯的或阿拉伯的，也不論它的宗教是馬茲达教、景教或伊斯兰教，它永远表现出同一种伟大的发展方向，并且是叙利亚和拜占廷的榜样。运动从庫发〔163〕开始，导致了倭馬亚王朝及其“旧制度”而灭亡。这种运动的性质是一种反对社会的原始等級和貴族传統的社会革命，〔164〕它的整个范围至今尚未受到注意。它在东方的小資产阶級瑪瓦里〔165〕中間开始，以强烈的敌意反对阿拉伯人，不是由于阿拉伯人是伊斯兰教的战士，而是由于他們是新貴族。新近改变宗教信仰的瑪瓦里，从前几乎全都是瑪茲达教徒，比阿拉伯人本身还更严肃地看待伊斯兰教，他們也代表一种阶級理想。甚至在阿里的軍队中，完全民主的和清教的凱萊派已經分裂了，〔166〕在他們的队伍中我們第一次看到狂热的教派主义与雅各宾主义的結合。此地此时不仅出现了十叶派傾向，而且出现了傾向共产主义的胡尔拉米派〔167〕运动的最初冲动，它可以追溯到馬茲达，〔168〕以后产生了巴别克領导下的大暴动。〔169〕阿拔斯家族是决不为庫发的叛乱者所欢迎的，只是由于他們的卓越的外交手腕，他們才首先获得了官員的稳固的地位，然后——几乎象拿破仑一样——得以继承那业已传遍整个东方的革命遺产。他們在胜利以后，建立了巴格达，这是一个复兴了的忒息丰，是封建阿拉伯主义灭亡的象征。这个新文明的第一个世界都市从800年到1050年成了各种事件的舞台，它从拿破仑主义走向愷撒主义，从哈里发政权走向苏丹政权；这种政权在巴格达也象在拜占廷一样，是枚斋型的无形式的强权——在这里也是唯一的一种尚有可能的强权。
因此，我們必須十分清楚地认議到，民主在阿拉伯世界也如在其他地方一样，是一种阶級理想，即市鎭居民的观点和他們要求与土地割断旧有联系的意志的表现，不論这土地是沙漠还是良田。哈里发传統的“反面”可以把自己装扮成多种多样的形式，我們所理解的自由思想和立宪主义对它都是不必要的。枚斋的才智和枚斋的金錢是在完全不同的方式下获得自由的。拜占廷的僧侣自由到了騷乱的程度，他們不仅反对宫廷和貴族，而且反对各种高級教会势力，这种种高級教会势力甚至在尼西亚宗教会議以前已經发展成了一种教士政治（相当于哥特的教士政治）。信徒的一致，最大胆意义的“人民”，被看做是神（卢梭要称之为“自然”）意使然的，平等的、不受一切血統力量的約束的。司图提溫的狄奥多住持要求皇帝利奥五世服从的有名史实（813年），是枚斋型的巴士底獄风暴。〔170〕不久以后，保罗派的反抗就开始了。保罗派是非常虔誠的，但在社会問題上却是十分激进的，〔171〕他們在托魯斯山脉之外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蹂躪了全部小亚細亚，打敗了一支又一支的帝国軍队，一直到874年才被征服。这在每一方面都相当于胡尔拉米派的共产主义一宗教的运动，它从底格里斯扩展到麦尔夫，它的領袖巴别克是在奋战了二十年（817—837年）〔172〕之后才失敗的；也相当于西方的另一类似的卡尔瑪特暴动〔173〕（890—904年），他們的軍事連絡从阿拉伯伸展至叙利亚的所有城市，他們的叛乱一直蔓延到波斯海岸。但是，此外，还有政治性的党派斗爭的其他各种伪装。当我們现在知道拜占廷的軍队是圣像破坏者，軍人党因而为崇拜圣像的僧侣党所反对的时候，我們就开始以一种全新的见解来观察历时一世的偶像爭論（740—840年）的热情，并了解到危机的結束（843年）——圣像破坏者的最后失敗，同时也是自由教会的僧侣政策的最后失敗——就意味着1815年意义的复辟。〔174〕最后，这个时期是伊拉克——阿拔斯王朝国土的核心——的可怕的奴隶叛乱时代，这次叛乱突然照亮了一系列其他的社会动乱。阿里，伊斯兰的斯巴达卡斯，869年在巴格达的南部从逃亡的群众中建立了一个眞正的黑人国家，給自己建設了一个首都——墨克塔拉，并把他的势力远远扩张到阿拉伯和波斯方面，在那里他获得了所有部落的支持。871年，伊斯兰世界的住有将近一百万居民的第一大港巴士拉被占領、大遭杀戮并被焚毁了。直到883年，这个奴隶国家才被摧毁。
薩薩尼—拜占廷的国家形式就这样慢慢地被挖空；代替高級官吏和貴族的古老传統，出现了偶然产生的天才們的不連貫的和完全个人的权力——苏丹政权。因为这是阿拉伯特有的形式，它同时出现在拜占廷和巴格达，并且在800年左右从拿破仑主义开始，稳定地过渡到在1050年左右完成的塞尔柱突厥人的愷撒主义。这种形式純粹是枚斋型的，只属于那种文化，如果沒有它的心灵的最基本的原則，是不能理解的。哈里发，作为政治的（甚至可以說是宇宙的）节奏和型式的綜合，沒有被废除——因为作为选民的一致意见所承认的上帝代表的哈里发是神圣的——但是他被剝夺掉愷撒主义所需要占有的一切权力，正如庞培和奥古斯都在事实上、苏拉和愷撒在事实上和名义上把这些权力从罗馬过去旧的宪法形式中抽取出来一样。最后留給哈里发的权力，大約就象提庇留时期元老院和民会所有的那么多。法律、样式和伦理方面的丰富的高級形式一度曾經成为象征，现在仅仅是遮盖一种无形式的和純粹实际的制度的飾物了。
所以，在迈克尔三世（842—867）之旁我們看到有瓦尔达，在君士坦丁七世（912—959年）之旁有罗曼——后者甚至在形式上是共主。〔175〕867年，前待从官瓦西里，一个拿破仑式的人物，打倒了瓦尔达，創立了阿美尼亚人的刀剑王朝（到1081年），在这个王朝中不是皇帝进行統治，而主要是将軍进行統治，他們是一些象罗曼、奈塞福勒斯和瓦尔达那样的有力量人物。他們当中最伟大的人物是阿美尼亚人約翰·季米西（969—976年）。〔176〕在巴格达，突厥人扮演了阿美尼亚人的角色；842年，哈里发瓦忒克第一次把苏丹的称号授予突厥人的一位領袖。从862年起，突厥的护卫軍监护了統治者；945年，布依德家族的苏丹王朝的創立者阿哈默德正式把阿拔斯哈里发的职权限制在宗教的尊位方面。因此，在这两个世界都市中，都开始了有势力的地方家族之間为占有最高权力而进行的无限制的斗爭。在基督徒方面，我們的确看到瓦西里二世和其他人反对大領主的斗爭，但这絲毫不意味着立法者的社会目的。这是暫时的統治者方面对可能的继承人的自卫行动，因而和苏拉及三雄的公敌宣告是非常相似的。半个小亚細亚属于都卡、佛卡、斯克里尔亲族；总揆瓦西里能用他自己的巨額財产支付軍餉，早已被人同克拉苏相比。〔177〕但是帝国时代本身只是从塞尔柱突厥人才开始的。〔178〕他們的領袖托格卢尔别克在1043年略取了伊拉克，在1049年略取了阿美尼亚，并在1055年强迫哈里发授予他世袭苏丹的职位。他的儿子阿尔普·阿尔斯兰征服了叙利亚，并由于曼吉克特战役的胜利占有了小亚細亚东部。此后，拜占廷帝国的残余部分对于突厥伊斯兰帝国的以后命运就不再具有重要性或发生影响了。
在埃及，这也是匿于“海克索”名义下的那个时期。第十二王朝与第十八王朝之間約有两个世紀〔179〕，它始于在塞索斯特立三世〔180〕时臻于极盛的“旧制度”的崩潰，終于新帝国的开端。王朝的計数本身就足以揭示出某种灾难。在国王的名册中，名字是承继的，或是并列的，出身极低賤的纂夺者、将軍以及具有各种奇怪头銜的人們經常只統治很短的时間。塞謨涅的上尼罗河案卷中断于第十三王朝的第一个国王，卡呼恩的档案則止于他的继承者。这是萊登紙草所描写的伟大社会革命的时代。〔181〕政府的垮台和群众的胜利，继之以軍队的暴动和野心軍人們的兴起。在埃及，大約从公元前1680年起出现了“海克索人”的名字，〔182〕新帝国的历史家們不再了解或不再想去了解那个时代的意义，用这个名称去掩飾这些年代的耻辱。毫无疑問，这些海克索人起了阿美尼亚人在拜占廷所起的作用；同样在古典世界中，如果辛布里人和条頓人打敗了馬略和他的由城市群氓組成的軍团，他們的命运就会經历同样的道路；他們就会一再充滿三雄的軍队，并最后可能在他們的位置上拥立蛮族的首領，因为优古尔塔的例子表明异邦人是敢于深入当时的罗馬的。入侵者的起源和成分是无关重要的，他們可能是卫兵、暴动的奴隶、雅各宾党人或純粹外来的部落。重要的是，在他們的世紀中他們对于埃及世界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最后，他們在西三角洲建立了一个国家并为这个国家建立了一个首都奥里斯〔183〕。他們的領袖之一，名叫希安，不把自己算做法老，而称做“国家的服膺者和青年人之王”（这些名义象愷撒时代的单独的执政官或終身独裁官一样，本质上是革命的），大概是一个約翰·季米西类型的人物，他統治了全埃及，名声远播到克里特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但是在他以后，开始了各个地区爭夺最高統治权的斗爭，由于这場斗爭的結果，阿赫莫斯和底比斯王朝作为胜利者出现了。
对我們来說，这个战国时期始于拿破仑和他的横暴手段。他是我們世界上第一个把軍事的、同时也是深入民間的世界統治观念付諸实现的人。这种世界統治是和查理五世的帝国，甚至和拿破仑自己那个时代的不列顚殖民帝国完全不同的。如果十九世紀比較缺少伟大的战爭和革命，并在外交上用会議的手段克服了它的最严重的危机，这恰好是由于連續的和可怕的战爭准备，它使得竞爭者們，在最后的时刻恐惧战爭的后果，一再推延作出明确的决定，并导致了以棋戏代替战爭。因为这是巨大的常备軍和普遍的征兵制的时代。我們自己距离这个时代太近了，因而不能看到它的这个可怕的方面。在全部世界历史中，它是无匹的。自拿破仑以来，一直有几十万人，后来是几百万人准备进軍，每隔十年就要更新一次的强大舰队布滿了許多港口。这是一种沒有战爭的战爭，一种在装备和准备方面竞相超过的战爭，一种計算、速度和技术的战爭，同时外交的折冲不是宫廷对宫廷的，而是司令部对司令部的。战事的爆发拖延时間越长，战爭工具就越巨大，紧张的程度就越难容忍。这是“战国”在其时代的第一个世紀的浮士德型的、动态的形式，但它随着世界大战的爆发就結束了。因为这四年的要求，是普遍兵役制——法国革命的产儿，在这种形式上是彻底革命的——原則及由其发展出来的各种战术方法所应付不了的。〔184〕我們所知道的常备軍将逐漸为志願的，好战的战士組成的职业軍队所代替，我們将从几百万軍队回到几十万軍队。但实际上这第二个世紀将成为眞正战国的世紀。这些軍队不是战爭的代替者，它們是为了战爭而有的，它們是需要战爭的。在两个世紀內，它們的意志将压倒一切要求安宁的意志。在它們爭夺整个世界遺产的这些战爭中，各个大陆将被孤注一擲，印度、中国、南非、俄罗斯、伊斯兰将被召集，新技术与新战术将被互相使用。主要的世界都市的权力中心将随意处置較小的国家——它們的領土、它們的經济以及它們的人民。现在只是地方、只是被动的目标的一切事物就要終結，它們的命运对于事物的伟大进展是不关重要的。我們自己，在很短几年內，就学会了不大注意或不去注意那些在大战前会使世界震惊的事件；今天有誰严肃地考虑过在俄罗斯死去的几百万人呢？
在这些血和恐怖的灾难中，一再响起了要求民族和解、世界和平的呼声。这不过是伟大事变的背景和回声而已，但是它是那样的必要，以致我們必須假定它的存在，纵使在海克索人的埃及、在巴格达和拜占廷沒有传說提到过它。我們可以尊重追求这一切的願望，但是我們必須有勇气面对事实的眞相——这是具有种族品质的人們的标志，只是由于这些人們的存在，才有了历史。生活如果要成为伟大的，应是坚强的；它只允許在胜利与毁灭之間进行选择，而不允許在战爭与和平之間进行选择，胜利的牺牲品是属于胜利的。因为不滿地、嫉妒地徘徊在事件之旁的只是文学——写成文字的、思想中的或活的文学——这不过是消失在运动着的、紛杂的事实中的眞理而已。历史从来不屑注意这些主张。在中国世界，向戌早在公元前535年就企图建立一种和平联盟。在战国时期，帝国主义〔連横）受到国际联盟思想（合纵）的反对，〔185〕在南方地区尤其如此，但这种思想正象步入整体道路中的每一局部措施一样，它的命运預先注定了，甚至在北方取得胜利以前它就已經消灭了。但这两种傾向都擯斥道家的政治风尚，这些道家們在那些可怕的年代里却抉择了理智的自我解除武装，因而也就把自己貶低到在伟大的决定中仅仅被他人和为他人用作原料的水平。甚至罗馬政治——如同古典精神在其他一切方面那样，是有意不顾将来的——至少也一度企图把整个世界納入一种由平等的、协合的势力組成的体系，这种体系应当废除对未来战爭的一切需要。这就是，当汉尼拔失敗的时候，罗馬放弃了吞并东方的机会。但是抵抗是徒劳的；小西庇阿的政党为了結束混乱，轉向了公开的帝国主义，虽然它的精明的領袖早就在其中預见到了他的城市的定数，这个城市也在很大程度上天然具有古典的无能，无力对任何一种事物加以組織。从亚历山大到愷撒的道路是显明的，不可避免的，一切文化的最强有力的民族，有意識地或无意識地、自願地或不自願地，都必須走这条道路。
这些无情的事实，是逃避不了的。1907年的海牙会議是世界大战的序曲；1921年的华盛頓会議将成为另一些战爭的序曲。这种时代的历史不再是才士們关于加减的文雅形式的才智竞賽，从这种竞賽中，双方的任何一方在他願意的时候都可退出。现在的选择是坚持不屈或失敗投降——沒有中間道路。事物邏輯现在所允許我們的唯一道德是峭壁攀登者的道德——刹那的軟弱，一切就都完了。今天，一切“哲学”无非是一种精神的辞职和放任，或是一种借助于神秘主义的逃避现实的怯懦希望。在罗馬时代，情形是一样的。塔西佗告訴我們，〔186〕有名的穆孙尼鳥斯·儒福斯如何企图通过鼓吹和平的幸福和战爭的罪恶去影响那些于70年站在罗馬大門前面的軍团，但差一点送了性命。軍团司令官阿微第鳥斯·卡西鳥斯把皇帝瑪尔庫斯·奥里略叫做“通哲学的老妇”。
在这些情况下，許多遺留下来的古老的和伟大的传統，許多注入二十世紀各民族血液中的历史的“合宜”和經驗，获得了一种无比的力量。对于我們，創造性的虔誠，或用一种更基本的术語来說，从最初起源传給我們的节奏，仅仅依附于那些比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更为古老的形式，〔187〕就是那些自然长成的而外造作出来的形式。它們当中的每一种残余，无論多么微小，只要在任何一种独立的少数的存在中保存了下来，不久就将产生无法估計的价值并将引起至今无人以为可能的历史效果。一种旧君主政治的传統、一种旧貴族政治的传統、一种旧上流社会的传統，当它們仍然健康到足以避开职业政治或教授政治时，当它們保有荣誉、克己、紀律、对伟大使命的眞正意識（即种族品质和訓练）、責任感和牺牲精神时，就能成为一种中心，把整个民族的存在之流团結在一起，使它比这个时代活得更久，并使它在将来有所归宿。“合用”就是一切。我們将生活在一种伟大文化的历史所知道的最困难的时代。保持它的形式的最后种族、最后的充滿活力的传統、在其身后有这二者以为依恃的最后一批的領袖，将作为胜利者通过并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