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人类世界的这幅图景注定要把那幅甚至在最优秀人物的头脑中依然牢不可破的、陈旧的“古代一中世紀一近代”的图景換掉，在这幅图景的前面，对“什么是历史”这个老問題提出一个新的答案，也将成为可能了，而且我以为，这个新的答案对我們的文明来說也是一个最后的答案。
兰克在其所著《世界历史》一书的叙言中說：“当紀念碑成为可以理解的时候，可靠的成文的証据也可利用的时候，历史才开始。”这是一个資料搜集者和整理者的答案；显然，它把曾經发生的事物同在一定时期对特定研究者展现的观察范围内所发生的事物混淆起来了。馬敦尼在普拉底打了敗仗——假使二千年后这件事不知为什么离开了历史家的眼界，难道它就不成为历史了嗎？为了一件事实成为一件事实，必須在书籍中对它有所記載嗎？
兰克以后最重要的史学家爱德华·迈尔〔51〕說：“历史的事物是现在有效力的、或曾經有效力的事物……只有通过历史的考察，那被历史从无限量的同时代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个别过程，才成为历史事件。”这种說法是完全合乎黑尔格的风格和精神的。首先，它的出发点是事实，而不是对于事实的偶然知識或无知，而且假使有一种必須强加于这样的出发点的描述历史的方法，那就是在这几頁中所介紹的方法，因为甚至当我們在科学的意义上并不（而且将永远不能）认識那些事实的时候，它也使我們不得不假定在庄严的序列中存在有头等重要的事实。我們必須学会用最綜合的方法去把握未知的事物。其次，眞理就精神領域而言才成其为眞理，事实則只在涉及生活时才成其为事实。历史研究，用我的术語来說就是体相的事实，是由血气决定的、由扩展到过去和未来的知人論世的才能决定的、由对人物和形势、对事变、对那种必然是和必曾有的事物的天賦的嗅觉决定的。它并不在于单純的科学鉴定和史料知識。对每个眞正的史学家来說，科学形式的經驗是某种附加的或从属的东西。历史研究，凭借理解和传达，辛劳地而且反复地把一刹那的启发已經并立即向存在表明的那种事物，証明給醒觉的意識。
正因为我們浮士德式的存在的威力目前已經在我們周围划出了一个其他人和其他时間所不能获得的内心体驗的范围，正因为对我們来說那些时間相隔极远的事件变得越来越有意义并把另外任何人、連最接近这些事件的同代人也不能理会的各种关系揭示出来，許多在若干世紀以前不成其为历史的事物现在已經变成历史了，即变成与我們的生活相調諧的生活了。塔西陀大概“知道”有关提庇留·革拉古的革命的材料，但对他来說那种材料不再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可是对我們来說它却饒有意义。一性派的历史和他們对于穆罕默德的环境的关系，对伊斯兰信徒并不含有任何意义，但对我們来說它可被看作另一場景中的英国淸敎派的故事。就一种已将整个地球作为它的舞台的文明的世界观而論，到最后没有任何事物是全然与历史无关的。古代一中世紀一近代的历史体系，按照十九世紀所理解的那样，只选择了那些比較明显的关系。但古代中国和墨西哥的历史今天正在开始对我們发生的影响，却是更为精細的、更为智慧的一种。我們正在这里經历生活本身的最后的必然性。我們正在从另一种生活历程中学习认識我們自己现在是什么，我們必須是什么，我們将要成为什么。生活是我們的未来的伟大学校。我們这些迄今尚有历史的人，〔52〕仍然正在創造着历史，在这里在历史人类的最后边界上发现历史是什么。
苏丹境内两个黑人部落之間的战爭，或愷撒时代岐魯斯克人和查提人〔53〕之間的战爭，或实质上相同的螞蚁团体之間的战爭，仅仅是“活生生的自然”的一出戏剧。但是当岐魯斯克人进击罗馬人的时候，如在公元9年，〔54〕或当阿茲特克人进击特拉斯喀兰人的时候，那就成其为历史了。这里，“何时”是値得重視的，而且每十年，甚或每一年，都有重大关系，因为这里人們是在处理一个伟大的生活历程的进展，其中的每一决定都等于一个轉折点。这里有一切事变向之推进的一个目标、一个力图达成其宿命的存在、一种发展速度、一段固有的期限，而不是西徐亚人、高卢人或加利比人的那种漫无秩序的时盛时衰，这类盛衰的細节就象一群海狸或大草原上的一个羚羊群的行动細节那样地无关重要。这些是动物学土的事件，并在我們眼前的一个全然不同的方向中有它們的位置，在其中我們关心的并不是个别的民族或兽群的命运，而是作为种属的“人”、“羚羊”或“螞蚁”的命运。原始人只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历史，一切的史前研究都在化为这种意义的考察。人們对火、石头工具、以及使武器有力的机械法則的日益熟悉，只表示类型及其潜在的可能性的发展。一个部落使用这些武器去反对另一部落的目的在这个历史阶段是无关重要的。石器时代和巴罗克时代，在一个种属和一种文化的各自存在中，是两个时代等級，亦即属于两种根本不同場景的两种有机体。在这里，我还要对一向敗坏所有历史思想的两种假定提出异議：一种肯定全人类有一个最終的目标，另一种則根本否认有若干最終的目标。生活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在其胚胎时已注定了的任务的完成。但是个人生来是一方面属于特殊的高級文化，另一方面又属于人这一种类——对他来說，没有第三个存在单位。他的命运必須或存在于动物学的范围内，或存在于世界历史的范围内。“历史的”人，按我对这个詞的理解并按所有大史学家对它的看法，乃是一种正以全力向着自我完成前进的文化的人。在此以前，在此以后，在此以外，人是没有历史的；而且他所隶属的民族的命运对他也是无关重要的，就象当注意面是天文的而非地质的时侯，地球的命运是无关重要的一样。
由此可以得出一件最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一件以前从未被承认的事实，就是，人不仅在文化誕生以前是没有历史的，而且当一种文明已經自行完成了它的最后的确定的形式，从而預示这种文化的活生生的发展的終結及其有意义的存在的最后潜力的枯竭时，立即再度成为没有历史的。我們在塞特一世（公元前1300年）以后的埃及文明、在直到今天的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阿拉伯文明中所见到的，正又是原始时代的旧的动物学上的盛衰景象，尽管隐蔽着它的那些宗敎的、哲学的、尤其是政治的形式还是很灵巧的。不論君临巴比伦的統治者是象喀西特人那样的野蛮的好战的游牧民群，还是象波斯人那样的文雅的继承人；不論他們保持他們的統治地位是在何时、有多久、以及有什么成就；从巴比伦的立場来看，是一点都不重要的，当然，居民的安乐生活要受到这样的事情的影响，但是它們并无关这一事实，就是，这个世界的心灵已經熄灭，因之它的各种事件也就没有任何深刻意义了。在埃及建立起来的一个土著的或异族的新王朝，在中国发生的一次革命或一次征服，迁入罗馬帝国境内的一个新的日耳曼民族，都是景观的历史中的这样的一些因素，有如动物界中的一种变化或一群鳥的移栖。
在高級人类的眞正历史中，所爭的賭注和动物性的优胜竞爭的基础永远是，即使在驅逐者和被驅逐者完全沒有意識到他們的举动、目的和命数的象征意义时也是，某种本质上是精神的事物的现实化，一种观念的变为一种活生生的历史形式。这同样适用于艺术中的重要的风格傾向（哥特风格和文艺复兴风格）的斗爭、哲学（斯多噶派和伊壁鳩魯派）的斗爭、政治理想（寡头政治和潜主政治）的斗爭、以及經济体制（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爭。但是此后的历史就不具有这一切了。剩下的只是单純爭夺权力的斗爭，爭夺动物性利益本身的斗爭。从前，权力甚至在显然缺乏任何灵感时，也总在設法为观念服务；在后来的文明时期，即使一种观念的最合人信服的幻想也只是純粹动物的竞爭的乔装。
佛陀以前的印度哲学和佛陀以后的印度哲学的区别是：前者是一个达到印度思想的目标的伟大运动，这个目标是印度心灵所树立并寓于印度心灵之中的；后者則是一种此时已經凝固而且不再发展的思想儲存的若干新断面的不断出现。答案永远在那里，虽然表达它們的方式有所改变。就汉朝以前的中国繪画和汉朝以后的中国繪画（不論我們是否知道它）、新帝国开始以前的埃及建筑和新帝国开始以后的埃及建筑而論，情况是一样的。技术方面，也是这样。今天中国人接受蒸汽机和电这两种西方发现，同四千年前采用靑銅器和犁以及在更古的时侯采用火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而且都具有同样的宗敎的敬畏心情。这两种发现，在精神上，都和中国人在周代为了他們自己取得的、而且每一次都具有中国内部历史上划时代意义的那些发现完全不同。〔55〕在那个时期以前和以后，几百年远不如文化期内的几十年，甚或几年那样重要，因为时間距离正在逐漸地回到生物学的状态。就是这种情况，使这些晚期的状况——这种种状况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几乎是不言而喩的——具有那种无变化的壮观的特征，对于这种特征，眞正处于文化阶段的人——如希罗多德在埃及和馬哥波罗的西方继承者在中国——在把它和他自己的发展速度加以对比时，感到是十分可惊的。这就是无历史的持久不变性。
古典历史不是随同亚克兴战役和罗馬和平而終結了嗎？那些集中整个文化的内在意义的重要决定再也见不到了。无理性、生物学，正在开始取得支配地位，而且无論一桩事件要变成何种状态，对于世界来說都正在成为一个无足輕重的問題，纵然对于个别私人的行动来說不是如此。所有重大的政治問題都解决了，这些問題迟早在每一文明中都是要解决的，因为問題已不再被看作問題，也不再被提出。可是，为时不久，人也就不复了解在早先的种种灾难中究竟包含着那些問題；凡是没有被人們自己活生生地体驗过的事物，也就不能被别人活生生地体驗到。当日后的埃及人談到海克索人时期，或日后的中国人談到对应的“战国”时期〔56〕的时候，他們是按着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标准来評判那表面的图景，其中已不再有难解的事物。他們在这些事物中只看到爭夺权力的斗爭，他們却未看出，那些殊死的战爭，对外的和对内的，人們鼓动异族反对自己同族的战爭，都是为了一种观念而进行的。今天我們了解，围繞着提庇留·革拉古的謀杀和喀劳狄烏斯的謀杀事件在紧张和解除紧张的可怕交替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公元1700年的时候我們不能做到这一点，而在公元2200年的时候我們将也不能做到这一点。对于希安这个人物，情况是完全相同的；这是一个拿破仑式的人物，日后的埃及历史家除了发现他是一个“海克索人的国王”以外，再找不到另外的特征。如果不是因为日耳曼人的到来，罗馬史学家在一千年后或許会把革拉克兄弟、馬略、苏拉和西塞祿放在一起，作为一个被愷撒推翻的王朝。
試把提庇留·格拉古的死亡与尼祿的死亡（这时罗馬得到賈尔巴叛变的消息）比較一下，或把苏拉战胜馬略党与塞普提姆斯·塞弗茹斯战胜佩斯肯尼烏斯·尼盖比較一下吧。設若在后几种場合事件的发展别是一种样子，那么帝国时代的过程就会无論如何也要改变嗎？蒙森和爱德华·迈尔〔57〕所十分仔細描繪的庞培和奥古斯都的元首制与愷撒的“君主政体”之間的区别，完全没有击中目标。在那个阶段，要点只是一个宪法上的問題，虽然五十年前它仍然会含有不同观念間的对立的意义。当溫戴克斯和賈尔巴在公元68年着手去恢复“共和政体”时，他們正在一种观念上投下賭注，可是这时具有眞正的象征威力的观念已經消失，而且唯一的問題只是誰应当拥有明明白白的物质力量了。为愷撒头銜而进行的斗爭逐漸地日益变成类似黑人的斗爭，而且会以日趋原始的、从而是“永恒的”形式一个世紀又一个世紀地进行下去。
这些居民不再具有一种心灵。因此他們不能再有他們自已的历史。充其量，他們容或在一种外国文化的历史中作为一个对象而获得某种意义，而且无論这种关系具有何等深刻的意义，都必然完全是从异族生活的意志得来的。在一种古老文明的土壤上发生的任何有效的历史事变，作为事件的一个过程，都是从其他地方，而从来不是从那块土地上的人在这个古老文明中所起的任何作用，获得它的坚实性的。因此，我們再一次觉得应当从两方面去审視“世界历史”的现象，即諸伟大文化的生活历程方面和它們之間的关系方面。
〔1〕此处是指名称、日期、数目而言，即普通广义的年代学，而非强意的或深意的年代学。参看本书第1卷，第97、153頁（注）。——英譯者注
〔2〕在他所写的历史（公元前400年左右）（指《伯罗奔尼撒战爭史》——中譯者）的第一頁，他断言：在他的时代以前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的事件（ου μεγαλα τυμ ι ω γει εσθα ι σιτε κατ à το
s πολ
μο υs ο
τε
s τα
λλ α修昔的底斯，Ⅰ，i。
〔3〕原文是：“Alles Bedentende，namch das Einmalige der Geschichte.”——英譯者注
〔4〕我以为这句話的意思是：概括和本能的識别力并非眞是对抗的，而是互相依頼的。——英譯者注
〔5〕原文是：（“So gescheht dies stets……）im Hinblick aufdas im Augenblick geforderte Bildalsder best
ndigen Funktion der Zeit und des Menschen.”——英譯者注
〔6〕甚至在特洛耶战爭的水准上，若干年月不明的神和半神半人的神話人物仍然密切地、詳細地包括在人的故事里面。关于希腊人对时間和历史的态度的整个問題，参看本书第1卷第9頁及其他有关各頁。——英譯者注
〔7〕见以下第8章。——英譯者注
〔8〕在公元522年东哥特人統治时期传入罗馬，直到查理曼时代始传入日耳曼地区。但自那时以后它的传播就很迅速了。
〔9〕见本书第1卷，第19頁。——英譯者注
〔10〕另一方面，十分有意义的是，純粹的文艺复兴时期古典学者在共意識中所活生生地体驗到的历史图景的范圍，显著地縮小了。
〔11〕见本书第1卷，第16頁。——英譯者注
〔12〕皇帝亨利六世的在位年代是1190年至1197年。——英譯者注
〔13〕在他1786—1788年旅居意大利时，歌德决心把他在魏瑪的政治职务辞掉，仅在議会中保留一个非行政的席位，而专心从事艺术和科学。1788年回到魏瑪时，他实现了这种决心。《塔索》最后在1790年出版。——英譯者注
〔14〕在本剧中，歌德通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詩人塔索和弗拉拉公爵的宰相安托尼奥的斗爭，来反映文艺創造和实际工作的矛盾。这也是歌德自己的矛盾的写照：作朝臣还是作詩人。歌德在初稿中曾把塔索写成一个叛逆者，但定稿时作了修改，使塔索承认了实际工作者安托尼奥的价値。在歌德这个时期的作品中，自我克制、承认现实和具体工作的精神常居上风。——中譯者注
〔15〕这里，斯宾格勒同一般主观唯心主义者一样，认为客覌世界是人的意識的反映，而非相反。——中譯者注
〔16〕关于全书中的“文明”这一术語的特殊含义，见本书第1卷第31頁。簡言之，文明是文化的結果，它在一种意义上是文化的最后阶段，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又是特殊的和性质不同的結局。——英譯者注
〔17〕克里斯提安·利欧波尔德·丰·布赫，1774—1853年；居維叶，1769—1832年。——英譯者注
〔18〕关于植物和动物的基本形态并不演化，而是突然存在的第一个証明，是雨· 德·甫里斯在其《突变論》（Mut ation Theory）一书（1886年）中提出的。在歌德的語言中，我們看到“盖上印記的形式”（见本书第1卷第157頁——英譯者注）怎样在个别的标本中发生，而不是形式怎样为了整个种属被盖上印記。
〔19〕于是，对人类的原始状态就不須假定很长的时期，并且我們可以把迄今发现的最古的人的类型和埃及文化的开端之間的間隔，看作一段不长的时間，它比公认的文化的历史的五千年誠然要长一些，但肯定地不是不可思議的那样长。
〔20〕有必要指出，“epoch”一詞在全书中是以它的本来意义“轉折点”或“变化的时刻”使用的，而不是以它已經获得的不精确的意义“时代”使用的。——英譯者注②《于是非洲說》（Und Afrik a Sprach，1912）；《Paideuma，一种文化和心灵学說的綱要》（Paideuma，Umrisse einer Kultur-und Seelenlehre，1920）。弗洛貝尼烏斯划分三个时代。
〔21〕旧石器时代上部。——中譯者注
〔22〕本书是在島尔的苏末人（或前苏末人）的坟墓的发现以前出版的。——英譯者注
〔23〕见本书第1卷，第108頁。——英譯者注
〔24〕歌德在他的短篇論文《精神的时代》中叙述了一种文化的四个部分——原始阶段、早期阶段、晚期阶段和文明阶段——的特征，他的識见是如此深透，甚至今日也无可补充。参看第一卷最后的几个表，它們完全符合歌德的见解。
〔25〕詳见本书第7章。——中譯者注
〔26〕另一空白是乡野或景覌的历史（亦即土地及其植物外复和气候的历史），在这种景覌中人的历史已經上演了五千年之久。虽然人曾經十分痛苦地掙扎，力图摆脫景覌的历史，但同时却依然被千絲万縷的联系牢牢地束縛在它上面，以致缺了它，生活、心灵和思維都是不可想象的。就南欧的范圍而論，从冰河时代的結束起，植物世界中一块直到此时非常丰饒的土地逐漸地变得貧瘠了。在继起的埃及文化、古典文化、阿拉伯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一种气侯变化在地中海周圍到处显现出来，其結果是农民被迫不再向植物世界斗爭，而是为它斗爭——首先同原始森林斗爭，其次同沙漠斗爭。在汉尼拔时期，撒哈拉沙漠确实在迦太基以南很远的地方，但今天这个沙漠已經伸入北部西班牙和意大利。在那些在他們的浮雕中描繪森林景色和狩猎場面的金字塔建筑者的时代，这个沙漠是在那里呢？当西班牙人把摩尔人赶走时，他們的森林和耕地的乡野，已經只靠人工来維持，完全失去了它的特征，而城鎭也变成了荒野中的緣洲。在罗馬时代，这样的結果是不会继續发生的。
〔27〕比較形态学的新方法使我們能够对用共他方法得到的有关旣往的各种文化的开始时日，作出可靠的判断。同样的理由会使我們，即使在缺乏正面的报道的場合，也不致把歌德的誕生年月断定在“浮士德初稿”一百多年以前，或把亚历山大大王的經历推到一个年紀較老的人的身上；它还使我們能够从埃及人的政治生活的独有的特性和他們的艺术、思想和宗敎的精神，去証明埃及文化是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国文化是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开始的。法国研究者的推算以及最近博尔哈尔特的推算〔《古王国的年代記和时間的确定》（Di e Annalen und die zeit lich e Fest leg ung des Alt en Beiches，1919〕〕，实质上是和中国史学家关于传說的夏朝和商朝年代的推算同样的不可靠。同样，埃及历法一定創始于公元前4241年这件事，也是不会发生的。旣然在每一种年代学中我們必須承认，演变是伴随以历法上的根本改变的，那么，由果溯因地規定准确的开始年代的企图就是无的放矢了。
〔28〕意指前文化时代，见表Ⅰ。——中譯者注
〔29〕指文化第二阶段（晚期），见表Ⅰ。——中者注譯
〔30〕爱德华·迈尔（古代史，Ⅲ，97）估計波斯人有五十万，这个数目，与巴比伦帝国的五千万人对比，可能过高。日耳曼諸民族与公元三世紀罗馬皇帝的軍团和罗馬全体居民之間的数目比例，以及托勒密的和罗馬的軍队与埃及民族之間的数目比例，大抵也属于这一类。〔H.得尔布律克在其名著《兵法史》（H.Delbr
ck，Gesch.der Kriegsk unst），（1908年）第一卷，第一編，第一章等处，对古代軍队的兵力論述頗为詳尽。——英譯者注〕
〔31〕这次战役发生在公无378年。参看奥曼：《兵法史：中世紀》（c.W.C.cm an，Hist ory of the Artof War：Middle Ages，1898）第i章，得尔布律克：《兵法史》第2卷，第1篇，第10章及第2篇。——英譯者注
〔32〕原文是：“When in 441 B.C.the titular Emperor of the Chóu dynasty became a st at e pensioner of the‘Eastern Duke’.”案公元前441年为周定王二十八年。是年，王崩。此后，周天子徒拥虛号，受东周公之奉养，依之以存。但东周惠公之封在周显王二年，即公元前367年。斯宾格勒对于中国历史极为无知，系年有誤，殊不足怪。——中譯者注
〔33〕亦即作者所謂的文化阶段的早期。——中譯者注
〔34〕作者历史体系中的西方文化的早期阶段。——中譯者注
〔35〕三者分别是斯氏体系中的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和古典文化的晚期阶段，所以說彼此相当。——中譯者注
〔36〕这是由于作者对中国史的无知而产生的誤解。赢政采取“始”皇帝称号的經过，见史記秦始皇本紀：“朕聞太古有号母說；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无謂，朕弗取馬。自今以来，除說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計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传无穷。”——中譯者注
〔37〕就罗馬而論，一条防御蛮族的固定边界的覌念，是在瓦魯斯战敗后不久出现的，“边界”（Li m es）的防御工事則是在公元一世紀結束以前才建筑起来的。——英譯者注
〔38〕因为在那个时期，帝国主义的傾向甚至在印度、在孔雀王朝和珊伽王朝时期也表现出来了；不过，这些傾向只能是混乱的和无效的，印度人的天性还是它本来的样子。
〔39〕詳下面第7至第9章。
〔40〕古地区名称，位于美索不达米亚之西北部，重要城市有以得撒等。——中譯者注
〔41〕关于阿維斯塔經的历史，见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Zena Av est a”、“Zoroaster”二目。——英譯者注
〔42〕托嗎斯·罗爵士，1620年。腓特烈和波西米亚贵族方面也派遣了一个类似的使节，到土耳其去求援，并向土耳其人辨明他們废黜哈布斯堡家族国土的行动是正当的。他們所得到的答复就是从一个被請求干涉弱小邻邦事务的帝国主义强国可以预期到的那种答复，即，給予請求它支持的实际运动以物质的保障，但要求未經它的同意不得作出任何的决定。——英譯者注
〔43〕墨西哥城，或更恰当些，是墨西哥盆地中若干村鎭的聚結。
〔44〕根据普勒斯柯特的叙述，科尔蒂斯登陆时的兵力共有十三支短枪和十四門大炮、小炮。这些枪炮在墨西哥遭到的第一次敗仗中全部丢掉了。以后。一个純粹的偶然事件使科尔蒂斯获得了从欧洲来的一只船的接济。在軍事意义上，馬匹对西班牙人的胜利的貢献，即或不完全和枪炮一样，也相差无几，但是馬匹的数量也是不多的，开始时只有十六匹。——英譯者注
〔45〕下面的尝試是以两种美国人著作中的材料为根据的，即司宾斯所著的《古墨西哥的文明》（L.Spence，The Civilization of Ancient Mexico，Cambridge，1912）和斯宾登所著的《馬雅艺术：它的主題和历史发展》（H.J.Spin den，May a Art.It s Subject mat ter and Hist orical Dev elopment，Cambridge，1913）。这两种著作各自独立地試图解决年代学上的問題，并达到了某种程度上的一致。
〔46〕本书的德文原著出版以后，斯宾登的进一步研究〔《墨西哥的古代文明》（Ancient Civilizations of Mexico）〕把历史的开始日期定在公元前613年（并把向后推算的世界的开始日期定于公元前3373年）。这个历史的起点似乎位于前文化时期的深处，如果較晚的事件具有正文所提供的日期的話。但須对照著者在第130頁所加的脚注。——英譯者注
〔47〕这些是当作标志用的附近村落的名称；那些眞实的名字已无法知道。——英譯者注
〔48〕斯宾格勒称西方文化的晚期为巴罗克时期，见表Ⅲ。——中譯者注
〔49〕意指著者体系中的文明阶段的开始。见表Ⅲ。——中譯者注
〔50〕那末，在以大批俘虏为献祭品的行为里面是否有一种“食物和娛乐”的因素呢？把西班牙人当作所期待的魁乍尔柯亚特尔神的显现，以及梦提組馬（阿茲特克人的皇帝中譯者）和基督徒之間在宗敎問題上发生的严重的爭論，是否就是斯宾格勒称作文明的“第二信仰”（见以下第507頁）的那种状态的一些預兆呢？——英譯者注
〔51〕《历史的理論与方法》（Zur Theorie undMet hodikder Geschichte）（小論文集，1910年），这是一切哲学的反对者所曾經写过的最杰出的历史哲学著作。
〔52〕斯宾格勒认为，除西方文化外，其他文化的历史均已終結，——中譯者注
〔53〕日耳曼族一支，即愷撒所称之苏埃比人。——中譯者注
〔54〕瓦魯斯在推托堡森林中的惨敗。——英譯者注
〔55〕日本人从前属于中国文明，今天又属于西方文明。按眞正的意义来說，从来还没有过一种日本文化。因此，日本的崇美风尚必須看做是那里久已有之的事物的結果。
〔56〕根据斯宾格勒的反动历史体系，中国的战国时期和埃及的海克索人时期均处于文明的早期阶段。——中譯者注
〔57〕《愷撒的君主政治与庞培的元首政治》（C
sars Monarchie und des Principat des Pompejus，1918），第501頁以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