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一切文化的早期政治中,統治权力都是預定的,是不被怀疑的。整个存在严格地保持家长式的和象征性的形式。与乡土的关系是如此的牢固,封建的紐带、甚至它的继承者貴族国家对于它們控制下的生活是如此的不辨自明,因此,荷馬时期或哥特时期的政治只限于在既定形式的組織中采取簡单的行动。这些形式的改变多少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至于去引起这些改变是一种政治任务,則誰也沒有确切地想到过,纵使一个王国被推翻或是一个貴族被降到隶属地位时也是如此。只有阶級的政治,皇室的或教皇的或封建諸侯的政治。血統和种族在本能地或半自觉地作出的行动中发言——甚至僧侣,作为政治家,也象种族的人一样行动。国家的“問題”还沒有被喚醒。主权、原始的等級、整个早期的形式世界,都是上帝所賜予的,有机的少数人打仗是以上述事項为前提,不是以它們为爭执的对象。这类少数人我們称之为派系。
派系的本质使它完全想不到事物的秩序可以变成一种計划。派系的目标是要在这种秩序里面为它自己爭得地位、权力或財产——如同一个漸次成长的世界中的一切成长中的事物一样。在某些集团中,家庭关系、荣誉和忠誠、及本质近乎神秘的約束在发生作用,而抽象的观念則完全被除外。荷馬时期和哥特时期的派系、梯里馬庫斯和伊大卡的求婚者、查士丁尼时代的蓝党和緣党、教皇党和皇帝党、兰开斯特家和約克家、新教徒、〔10〕胡格諾教徒、甚至后来的福隆德党和第一次僭主政治的动力,都是这样。馬基雅弗利的书完全是以这种精神为基础的。
当随着大城市的出现而出现的非等級者、即資产阶級取得領导地位时,变化立即发生了。〔11〕这时正好相反,政治的形式变成了爭执的对象,成了問題。政治形式至此成熟了,必須使它发展成形。政治已經觉醒,它不仅已被領悟而且已变成可被領悟的观点。才智和金錢的力量起来反对血統和传統。我們看到的不是有机的而是組織起来了的;不是等級、而是政党。政党不是种族的产物,而是人的聚集,因此它在才智上胜过旧式的等級,而在本能上則不如。它是自然地成熟了的阶級秩序的死敌,阶級秩序的存在这一事实就是与它的本质不相容的。因而,政党的概念总是与平等的全然消极的、分裂的、社会地拉平的概念相联系的。高貴的理想不再被承认,而只承认职业上的利害关系。〔12〕自由的观念也是如此,它同样是消极的。〔13〕政党純粹是一种城市现象。自从城市脫离乡村以后,各处的(不論我們有无确証)等級政治都让位于政党政治了——埃及在中王国末期、中国在战国时代、巴格达和拜占廷在阿拔斯王朝时代。在西方的首都,政党采取議会的型式,在古典的城市国家,它們是公会場上的政党,我們也在瑪瓦里和司图提溫的狄奥多的僧侣身上看到枚斋型的政党。〔14〕
不过,反对等級本质的单位总是非等級者,其中少数“受过教育的”和“富裕的”領导者作为一个政党而出现,它有一个綱領,其中包括一些不是感到的而是规定下来的目标,同时擯斥一切不能从理性上去領悟的东西。因之,归根結底,只有一个政党,即資产阶級的政党,自由党,它完全意識到它的这种地位。它把它本身看得和“人民”一样广大。它的反对者(尤其是,眞正的等級——即,“地主和牧师”)是“人民”的敌人和叛徒,而它的意见則是“人民的呼声”——这种观点是通过政党政治的培育的全部策略,通过公会場上的演說,通过西方的报紙灌輸給人民的,直到这些意见眞正代表人民的呼声为止。
原始的等級是貴族和教士。原始的政党是金錢和心智的党,即自由党,大城市市民的党。一切文化中的貴族政治和民主政治观念的深远根据就在于此。貴族政治蔑視城市的心理,民主政治輕視乡下人,僧恶乡村。〔15〕这是等級政治与政党政治之間、阶級意識与政党傾向之間、种族与才智之間、生长与建設之間的区别。在已經完成的文化中的貴族政治,与在初期的世界都市文明中的民主政治,是互不相容的,直到二者都被愷撒主义所淹沒为止。由于貴族无疑地就是等級(第三等級从来沒有想使自己变成这类的眞实形式),所以貴族无疑地不能具有政党的感情,虽然它可以把自己組成为一个政党。
实际上貴族沒有选择的余地,而只能这样做。一切现代宪法都不承认等級,它們的基础是作为政治的当然基本形式的政党。十九世紀——因之,还有相当的公元前三世紀——是政党政治的全盛时代。十九世紀的民主主义的性质促成敌对政党的形成,而以前,直到十八世紀,“第三等級”还模仿貴族把自己組成一个等級,现在則出现了一个仿效自由党、〔16〕完全被自由党的形式所支配、資产阶級化了但不成其为資产阶級、并不得不用自由主义所制定的规章和方法进行斗爭的保守党的守势形象。它要么就較之它的对手〔17〕更好地运用这些手段,要么就灭亡,二者可以任选其一;但一个等級的本质結构使它不了解形势,使它向形式而不向敌人挑战,于是就不免使用极端的方法,这种办法在每一文明的早期阶段里支配着整个整个国家的內部政治,且无可奈何地把它們交到敌人的手里。当位于有教养、有产业的資产阶級之下的剩余部分也把自己組成政党时,每一个政党都不得不变成資产阶級的、至少不得不在外表上装成資产阶級的样子,这情形能变成了一种純粹的諷刺。例如,馬克思主义在理論上是資产阶級的否定,但是作为一个政党,它的态度和領导本质上是中等阶級的。它的意志必然会超出党派政治的范围,从而超出立宪主义的范围(二者都完全是自由主义的现象),按理这只能叫作內战;这种意志与它为了公正地对待自己而不得不保持的外表之間,是有着不断的矛盾的。但是,对馬克思主义說来,如果要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取得持久的胜利,这类外表也是必不可少的。議会里的貴族政党的伪装情形和无产阶級政党本质上是一般无二的。只有資产阶級处于它的本来地位。
在罗馬,从公元前471年开始設置保民官起,到公元前287年革命〔18〕时承认保民官的无限立法权止,貴族和平民主要是作为等級、即阶級,而作战的。但此后这些对立的术語,除了家系的意义以外就几乎沒有其他意义了,代之而起的是可以很合理地称之为自由的和保守的政党,即,在公会場上占有最高地位的民众,〔19〕和在元老院里有其支柱的貴族。元老院(在公元前287年左右)已从一个由旧氏族組成的家族会議变成了一个由执政貴族組成的国家会議。民众的团体站在按財产分級的百人团民会和巨富的騎士团一边,貴族的团体則与管区民会中有影响的农民携手,一方面想想革拉古兄弟和馬略,另一方面想想盖·弗拉米尼鳥斯,稍微钻研一下就会发现执政官和保民官地位的完全改变。他們不再是第一和第三等級所选出的、其行动路綫系被这一事实所决定的受托人,他們所代表的是政党,且有时更換政党。既有象老伽图那种“自由主义的”执政官,也有象反对提庇留·革拉古的屋大維那种“保守主义的”保民官。两党都在选举中提出候选人,并作各种煽动工作使他們得以当选——而当金錢不能使其在竞选中获得胜利时,就不得不在当选入身上做工夫,以爭取(更大的)胜利。
在英国,托里党和輝格党从十九世紀初期即組成为政党,二者在形式上都是資产阶級的,在字面上都采用自由主义的綱領,因而輿論照常完全被說服,停止議論。〔20〕这是一种及时的高明手腕,它防止了一个敌視等級原則的政党的形成,如同1789年在法国所出现的一样。下議院的議員,以前一直是統治阶层的使者,这时变成了民众的代表,但在財力上继續依靠統治阶层。領导权依然掌握在原班人馬的手中。从1830年起就理所当然地自称为自由党和保守党的两个政党之間的对立,永远是一种加减式的对立,从来不是互不相容的对立。在这些年代里,“少年德意志”的文学自由运动变成了一种政党运动,而在安朱·杰克逊任职总統时的美国,民族自由党和民主党也組成为对立的政党,并公开承认选举是一种生意經及国家的职位从上到下都是“胜利者的战利品”的原則。〔21〕
但是,統治的少数的形式,由等級的形式,通过政党的形式,稳步地向个人追随的形式发展。民主政治的終結及其过渡到愷撒主义的外部征候不是第三等級的政党、即自由党的消灭,而是作为一种形式的政党的本身的消灭。各种意见、民众的目标、及成为一切眞正政党政治的特征的抽象理想等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私人政治,是少数种族上强有力者的不可抑制的权力欲。等級有本能,政党有綱領,但追随者有头目。这就是从貴族和平民,經过豪門貴族和庶民,直到庞培党徒和愷撒党徒的事变經过。眞正的政党政府的时代不到两个世紀,就我們自己而論,世界大战以后,它就正在日趋沒落。被一种共同刺激所驅使的整个选民群应当把有能力料理他們的事情的人們选出来——这是一切宪法中的天眞的假定——这只有在第一次冲击时才有可能,它的前提是,連一定集团的組織萌芽都不存在。1789年和1848年在法国就是这样。只要会議一召开,各种斗爭单位立刻就会从中形成;这些斗爭单位之所以能够結合起来,是因为它們想要保持已經贏得的优势,它們毫不自視为其选民的喉舌,而利用一切鼓动方策,使其加强自己的影响,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在人民中間业已自行形成的一种傾向,事实上已經变成了組織的工具,并沿着同一途径稳步前进,直到这个組織也成为它的領导人的工具。权力欲比任何理論都强有力。起初,領导和工具是为了綱領而存在的。后来它們就因在职者想要保持其权力和战利品而被他們死死地抓住,不肯撒手——今天到处都已如此,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依靠政党及其所分配的职位和任务为生。最后,綱領从記忆中消失,組織仅为自己而工作。
就大西庇阿或坤克提鳥斯·弗拉米尼努斯而論,当我們談到他們的“朋友們”时,我們仍旧是指战役中的友誼。但小西庇阿更进一步,他的“亲兵”毫无疑問是一种有組織的追随的第一个范例,其活动范围伸展到了法庭和选举中。〔22〕同样,古代庇护主与被保护民之間的純粹族长式和貴族式的忠义关系,也变成了一种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团体,甚至在愷撒以前,就有候选人与选举人之間的成文契約,其中載有关于报酬和履行約定的明确规定。在另一方面,正如在今天的美国,〔23〕俱乐部和选举委員会組織起来了,这些組織能控制或威胁所轄选区的选民,因而得以同伟大的領袖們、愷撒的先驅們,象一种势力对另一种势力一样做选举生意。这远不是民主政治的破产,这是它的本来的意义和必然的結果,不懂世情的理想主义者哀叹他們的希望的破灭,只能說明他們对眞理和事实的冷酷的二重性、及对才智和金錢的密切联系是愚昧无知的。
政治的和社会的理論只是政党政治的基础之一,但它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基础。从卢梭到馬克思的一系列自負理論,在直到柏拉图和芝諾的一系列古典詭辯学者中有其模型的原物。在中国,这一类学說的特征仍然要从孔子和道家的著述中去摘取;这只要提到社会主义者墨翟就够了。在阿拔斯王朝时期的拜占廷著作和阿拉伯著述中——其中过激主义象其他各种事物一样,本性上是正統宗教的——这类学說占有广大的地盘,它們是九世紀时一切危机的动力。在埃及和印度也有这类学說,海克索人时代和佛陀时代的事变精神可以为証。文学的形式对这类学說不是必不可少的——它們通过口語、通过教派和会社中的說教和宣传,同样能有效地传播,事实上,这是清教徒运动(其中包括伊斯兰教和英美的基督教)末期所采用的标准方法。
这类学說是“眞”还是“伪”——我們必須反复地、着重地指出——对政治史是一个沒有意义的問題。例如,馬克思主义的辯駁是一种学院式的討論和公开的辯論,在这种辯难时,每一个人总认为自己是对的而他的对方总是錯的。至于这类学說是否能发生效力——即相信现实可以通过一套概念加以改革的信念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政治所必須估計到的一份眞实力量,并能支持多久的問題——那是有重大关系的。我們今天发现,我們自己处在一个无限地相信理性万能的时代。自由、正义、博爱、进步等一般伟大观念是神圣的。伟大的理論就是福音书。理論的說服力并不依靠邏輯的前提,因为一个政党的群众既沒有批判能力、也沒有认眞地驗証理論的超越眼光,而只依靠理論中的关鍵性用語的神秘本质。同时,理論的魔力是局限于大城市的居民的,是局限于作为“受过教育的人的宗教”的唯理主义时代的。〔24〕对农民,它不起作用,甚至对城市的群众,它的影响也只能支持一个时期。但是,在那时期以內,理論却具有一种新的天启的全部不可抗力。群众信奉它,醉心于其詞句及其宣教者,到防
、战場和絞架上去舍身;他們所注視的是一个政治的和社会的彼岸世界,而枯燥无味的、严肃认眞的批評則似乎是卑鄙的、不虔誠的、該死的。
但正因如此,民約論和共产党宣言一类的文件,在爬到了政党生活的頂峰并知道如何去制造和利用那些被支配的群众的信仰的强有力者的手中,就成了动力最大的机器〔25〕。
不过,这些抽象理想所具有的力量,在时間上几乎沒有超过属于政党政治的两个世紀,它們的結束不是由于被駁倒,而是由于被厌弃——这种厌弃早已致卢梭于死命,不久也将致馬克思于死命。人們最后不是放弃了这种或那种理論,而是放弃了对任何一种理論的信仰及那种认为不如意的现实能借概念来加以改良的十八世紀式的感情上的乐观主义。当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和他們的同时代人闡明并合并各种古典宪法,以便取得一种明智美好的結果时,举世都在傾听他們,柏拉图本人还試图按照一种观念論的处方去改变叙拉古的面貌——致使这个城市淪为废墟。〔26〕我同样确切地认为,中国南部的一些国家之所以处于不健全的状态,致被秦帝国主义所吞灭,〔27〕也是由于这类哲学試驗之故。雅各宾党人狂热地信仰自由与和平,致使法国从执政府时起就永远被陆軍和証券交易所所掌握,而每一次的社会主义暴发也只是为資本主义指出了新的道路。但是,当西塞祿为庞培写作他的“論共和制”,薩拉斯特为愷撒写作他的两篇咨文〔28〕时,就再也沒有人加以注意了。从提庇留·革拉古身上,我們也許可以发现一种来自热衷于斯多噶派的布洛修斯的影响,这个布洛修斯在使帕加摩的亚里斯托涅庫斯同样归于毁灭之后,他自己也自尽了;〔29〕但在公元前一世紀时,理論已經成为陈腐的課堂练习,此后,权势,而且唯有权势才算数。
对我們說来——請别有所誤解——理論的时代也正接近它的尾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体系都差不多出现于1750年和1850年之間。馬克思主义出现已有半个世紀,而至今它还沒有继承者。它的唯物史观的本质意味着理性主义已达到了最后的邏輯結論;因此,馬克思主义是个完結辞。但是,有如对卢梭的人权学說的信仰大約从1848年起就失去了力量,对馬克思的信仰也从这次世界大战起失去了力量。我們如果比較一下法国大革命时人們信仰卢梭的观点至死不輟的情形和1918年的社会主义者不得不在其追随者面前及其追随者当中保持一种他們自己已不再具有的信念的态度——不是为了观点,而是为了凭靠观点的力量,——我們也可以看出道路的前程,在那里,綱領的残余由于以后純粹变成了爭夺权力的障碍,必然会被抛置一旁。信仰綱領是我們的祖先的特征和光荣——在我們孙輩的时代,这种信仰将成为地方观念的一个明証。代替它的有现在就已在发展中的一种新的听天由命的虔信的种子,这种子来自被折磨的良心和精神上的饥餓,它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新的今世,这新的今世探索秘密而不探索鋼鉄般明亮的概念,并最后将在“第二信仰”的深处找到那些秘密。〔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