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因此，我們的狹义的任务主要是，从这样一种对世界的看法出发，去断定1800年至2000年期間西欧和美洲的状况——去确定这一时期在西方文化史整体中的年代学位置，确定它作为在每种文化史中必然以各种不同外表出现的一章的意义，确定它的政治的、艺术的、智能的和社会的表现形式的有机的和象征的意义。

按照类比的精神，从年代学上看来，这一时期相当于——按我們的特定意义我們称之为“同时代的”——希腊化时代，而以世界大战为标志的目前高峰，則相当于从希腊化时代到罗馬时代的过渡。罗馬及其严格的现实主义——不受神感的，獷野的，有紀律的，讲求实际的，新敎式的，普魯士式的——用我們必須用的类比方式来說，它永远可以給我們一把了解我們自己的未来的钥匙。我們用“希腊人＝罗馬人”这个連接着的詞来表示的宿命的中断也出现在我們这里，它把已經完成的和将要来到的分别开来。本来，我們早就能够而且应当从“古典”世界看出一种与我們西方发展正相符合的发展来，它們的表面上的一切細节确乎是迥不相同的，但就推动伟大机体奔赴其目标的内在动力而論，則是完全相似的。我們本来能在逐項地确定对应关系中，为我們自己的现实找出經常的复本，这些对应关系是：从“特洛耶战爭”和十字軍，荷馬和尼柏龙根之歌，經过多立斯式和哥特式，狄奥尼苏斯运动和文艺复兴，坡力克利斯和約翰·賽巴斯提安·巴哈，雅典和巴黎，亚里斯多德和康德，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直到两种文化共有的世界城市和帝国主义。

不幸，这却需要对古典历史的图景另作截然不同于我們在事实上給它的那种不能令人置信地片面、肤浅、有成见、有局限性的解释。說实在話，我們对于我們自己和那古典时代的亲近关系是意識得过分了的，結果，往往过于不加考虑地肯定了这种关系。表面上的相似是一个大陷阱，我們对于古典时代的全部研究，一旦离开（相当熟练地）安排和評論各种发现，进入解释它們的精神意义的时候，就立即堕入了这种陷阱。我們設想自己与古典时代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因而自以为是它的学生和继承者（实际我們只是它的崇拜者）；这是一种最后必須抛弃的可敬的成见。十九世紀的整个宗敎哲学、艺术历史、和社会批評著作对我們曾是必需的，所以必需，不在干它能使我們懂得埃斯庫罗斯、柏拉图、阿波罗和狄奥尼苏斯、雅典国家和愷撒主义（这我們确实懂得还很少），而在于能使我們开始一劳永逸地认識到，这些事物对我們的内心还是多么难以名状地生疏，距离还是多么无限地遙远——也許比墨西哥的神祇和印度的建筑更陌生。

我們对于希腊罗馬文化的看法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間搖摆，而我們的观点則已由“古代——中古——近代”的体系不可变更地规定好了。一类人，主要是經济学家、政治家、法学家等等公家人，他們认为“今天的人类”进步大极了，他們对它和它的成就給以最高的評价，并用它的标准来衡量一切过去的事物。根据他們自己的原則，近代人物没有不比克里昂、馬略、忒密斯托克利、喀提林、革拉古兄弟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另有一类人，就是，艺术家、詩人、語言学家和哲学家。他們觉得上述的“现在”不是他們的活动范围，因而从过去的这一或那一时代去給自己找观点，其实用那样的观点来貶責“今天”同样是荒謬的和武断的。一类人把希腊看成“尚无敌手”，一类人把现代看成“再好不过”。两方面都着了一种历史体系的魔，就是，把这两个时代看成同一直綫上的不同部分。

在这一对立上，浮士德的两个灵魂表现了它們自己。〔31〕前一类人的危险在其聪明的浅薄。在他們手里，全部古典文化、全部古典心灵的反映，最后就只剩下一堆社会的、經济的、政治的和生理的事实了，余下的就被看成了“次要的結果”、“反射”、“附带现象”。在这一类人所著的书中，我們一点找不到埃斯庫罗斯合唱曲的神秘力量、古代雕塑中的巨大的大地掙扎力、多立斯式圓柱、阿波罗祀拜的丰富多采、以及罗馬人帝王崇拜的眞实深度等等。另一类人主要是些后起的浪漫主义者——近时的代表是巴塞尔三敎授：巴科芬、布克哈德和尼采——他們是屈服在观念論的通常危险前的。他們在古代的云雾中迷失了方向，其实那只是他們自己在語言学的鏡子中的敏感的影象而已。他們只凭信那种他們认为値得支持的証据，就是，古代文学的断簡残篇，可是，没有一种文化是象它这样最没有被它的伟大作家所完整地呈现出来的。〔32〕另方面，第一类人主要依靠法律資料、碑刻、錢币等索然无味的材料（布克哈德和尼采很看不起这些东西，使自己受了損失），而常很少顾到或不顾眞理和事实，把残存的文学看成次要的东西。結果，甚至就批評的基础而論，双方也不认眞地对待对方。我就没有听說过尼采和蒙森彼此有过一絲絲的尊重。

但是，双方都没有在方法上达到能使这种相反的标准化为灰烬的較高水平，虽則他們的力量是能达到的。他們自己限制了自己，从自然科学搬来了因果律、从而付出了代价。他們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实用主义，这种实用主义粗略地抄袭物理学所画的世界图景，并且对于性质截然不同的历史形式，不是揭露了而是使它变晦澀了、被混淆了。他們没有更好的办法使大堆的史料受得住严格的、标准的检驗，他們只能把一团现象看作主要的和造因的，而把其余的现象看成次要的，看成結果或效果。采取这种方法的，不只有那务实派。浪漫主义者也一样，因为从他們的朦朧的目光中看不出历史的特殊邏輯；可是他們又感到在历史中有一种断定它的内在需要，而不願象叔本华一样，失望之余就背对着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