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新闻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
毛泽东新闻思想是在本世纪40年代全面形成的，它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同下列几方面的历史和文化条件是不可分的。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经久影响。
毛泽东一生好学，攻读不倦。还在青少年时代，凡是近代中国进步思想家所能见到的一切著作，从孔孟儒学、程朱理学到王船山、颜习斋，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到孙中山，从赫胥黎、斯宾塞的进化论、康德的二元论和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的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到托尔斯泰主义，毛泽东都如饥似渴地拿来阅读，进行深浅不同的研究。
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最深、最持久。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他几乎无所不读。年青时他推崇程朱理学，相信精神万能，认为“精神心思，愈用愈灵”。后期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失误，同他受到唯意志论以及唯我独尊等观念的影响，不能说没有关系。
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认为，中国思想从根本上比西方思想更为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这个事实，也许对毛泽东的思想有相当的影响，对他发生影响的还有佛教和道教——两者都倾向于按照对立面来思考——中的辩证法因素：每一种存在都包含着阴阳的矛盾。他无疑更直接地受到他读过的《水浒》那样的小说的影响，这些小说赞美了农民起义及其军事业绩。[2]麦氏的这一分析，大体上是符合事实的。在毛泽东的藏书中，除马、恩、列、斯和鲁迅的全集以外，一些著名的类书和丛书，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四部备要》、《万有文库》、《古今图书集成》等占有重要地位；他晚年还专门找人为他念《水浒》一类古典小说，并围绕农民战争发表了一些意见；他还钻研过《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等佛教宗派的经典，都是很好的说明。
毛泽东从大量古籍中汲取有用的东西，继承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他说，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其中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我们要注意区别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期，它有很多的东西还是不错的。[3]
毛泽东的这一分析是正确的，他从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汲取有生命力的东西，作为形成其报刊观点的营养。
毛泽东向新闻工作者提出“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的要求时，借用了《论语》中的一段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4]他指出，要像孔子对他的学生子路要求那样，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不要“猪鼻子里插葱——装象”。
反对书生办报时，毛泽东指出不能像刘备、孙权、袁绍那样多谋寡断，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而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他由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分析得出结论说：“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5]。
毛泽东强调记者的调查研究基本功。在论述这个问题时，他引用古代法学史上的一个经验。唐朝有个太守，他问官司，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周围的情况，然后再审原告被告，这就是“勾推法”。毛泽东要求记者学习这种方法，“要善于比较”，“不要看到好的就认为全好，看到坏的就认为全坏”。[6]
甚至在讲到新闻的导语时，毛泽东也以晋朝文学家陆机的《文赋》中的一句话加以说明。他指出，陆机所谓：“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意即唤起阅者注意，使其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读下去。
毛泽东喜欢鲁迅的作品，把鲁迅奉为新闻工作者的楷模。他审阅编定的《宣传指南》一书收入了鲁迅的《答北斗杂志社问》一文。他一再要求人们把鲁迅精神和鲁迅的文风作为中国文化运动的宝贵遗产加以继承和发扬光大。
从《论语》到《鲁迅全集》，从孔孟到鲁迅，中国文化的一切优秀遗产，毛泽东都博闻强记，兼收并蓄，并且日积月累，学富五车，从而为他的新闻观点的形成，提供了极其厚实的文化沃土。
第二，研究马列著作。
毛泽东从1920年读第一本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共产党宣言》起，一生坚持不懈，孜孜不倦地阅读马、恩、列、斯的著作。在长征路上，他患病躺在担架上仍阅读马列的书。毛泽东似乎更喜欢列宁的书。在他看来，列宁的作品生动活泼，充分说理，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便和敌人交手，也是如此。
毛泽东特别看重列宁的著作和他的观点，还因为中国的情况同俄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7]因此，列宁关于党报的思想，最易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接受。有时，我党关于报刊工作的文件，几乎类同列宁的论述或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的有关规定。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关于宣传工作的部分，同1920年由列宁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第1条、第12条的规定几乎完全一样。1942年，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为代表的党报工作的第一次改革，就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根据列宁的党报思想进行的。这一阶段，发表了《列宁论党报》、《联共（布）党史论〈真理报〉》、《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报纸的决议》等阐发列宁党报思想的文章。《解放日报》还全文刊登了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当时译作《党的组织与党的报刊》）。由毛泽东编定的《宣传指南》还专门选了一节材料，介绍列宁是怎样做宣传工作的，要求我国党报工作者“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
第三，接受新闻教育，投身报刊实践。
和马、恩、列、斯一样，毛泽东也堪称报刊活动大师。
早在少年时代，毛泽东就迷恋于阅读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报刊，其中受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影响最深，作文尽习梁体。他的老师袁吉六说，毛泽东的文章都是“报馆味”。梁主张报刊应有两大天职——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的观点，在毛泽东的报刊思想上常有反映。梁倡导的“纵笔所至，略不检束”、“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的文风，也是毛泽东政论的特色。
不久，毛泽东又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活动所吸引，进一步体验到举办报刊的意义。他指出，报刊不仅是人人要看的东西，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好办法，而且是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国民之新思想的最好的工具。在新文化运动的召唤下，他弃康梁，迎新潮，开始以报刊活动从事唤醒国民、鼓吹新思想的斗争。
毛泽东于1919年创办《湘江评论》并自任主笔，继而接编《新湖南》，该刊被封后又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文章。在驱张（敬尧）斗争中，他再赴北京，以新民学会代表身份组织平民通信社，身任社长，竟日编印，还在驱张刊物《天问》上撰稿。建党初期，毛泽东先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为党的刊物《向导》撰稿，继而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代理宣传部长身份担任《政治周报》主编。后来，他在《红色中华》、《斗争》、《红星报》等报刊上经常发表文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共产党人》、《中国工人》、《八路军军政杂志》、《解放日报》等报刊的创办和出版，为它们撰写发刊词，拟定出版方针，指导新华社（及其属下的电台）的日常编辑和播发新闻的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新闻和宣传工作所发表的论述、指示、谈话，光收入《毛泽东选集》1—4卷的，就有120多篇，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为新华社撰写和修改的新闻稿、评论文章，超过200篇，其中以新华社社论，评论形式收入《毛泽东选集》3—4卷的，共18篇。
建国以后，毛泽东继续以许多精力指导报刊、通讯社、电台和电视台工作，光收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的有关新闻工作的论述，就达20余篇。他本人在日理万机之际，还常常撰写新闻稿件和评论，并修改了大量稿件。
毛泽东一生都以极大的兴趣和精力关注、参与新闻工作。长期积累起来的报刊工作经验，为毛泽东新闻观点的形成，提供了沃土。
比马、恩、列、斯幸运，毛泽东1919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曾经参加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系统地学习徐宝璜主讲的新闻学基本知识和邵飘萍主讲的新闻采编业务知识。这使他得以有机会全面了解资产阶级新闻学的理论与业务，日后在同无产阶级新闻实践的比较中逐渐形成自己的新闻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