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的党性原则

党的宣传，是一个巨大的集体在外部的公开表现，它要求上下左右一致，否则，宣传所造成的逆向效果是相当危险的。在环境险恶的革命战争时期，尤其是这样。因而，毛泽东要求党的宣传人员与党的纲领和策略保持一致，反对离开党的纲领和策略的感情冲动式的宣传。1942年，新华社的两个分社出于对国民党的义愤，发表了反对国民党的新闻稿。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批评，他指出：“最近一个时期内各地宣传曾发生若干不适合目前党的政策的事件。……务使我们的宣传人员增强党性，……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他要求“宣传服从于党的当前政策”。[27]

宣传往往是行动的先导，因而，有的时候它同实际行动保持着一段距离。毛泽东为党规定的宣传任务具有战略的眼光，他坚决反对宣传工作中的实用主义和冒险主义。中国的社会环境相当复杂，他根据不同情况对宣传工作作出过各种具体指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毛泽东主张在这个革命阶段“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时，又反对“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当作了目前行动纲领的实践”[28]。即使是符合国情的现实行动纲领，他也区别了宣传和行动的地区，例如抗日救国的行动纲领，由于顽固派的反对，在国民党统治区还是宣传纲领，而在解放区则是行动纲领[29]。在解放区实行土改时，他注意到巩固区和游击区的不同，要求巩固区的是行动，而游击区只作宣传工作[30]。毛泽东正确地把握了宣传的内容和具体行动的界限，其观察问题的依据是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思想状况。这种科学的工作方法，保证了党的宣传工作发挥其积极作用，防止了由于宣传上的偏差给革命带来的重大损害。

毛泽东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事例，是他在解放军将进驻北平时对宣传工作的指示，鉴于许多党的宣传人员习惯于农村中的宣传，他提醒大家注意不要对城郊种菜的地方宣传“实行土地改革”；在城市里也不要宣传“消灭封建势力”；甚至像“将革命进行到底”、“打到南京去，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口号，也只要求用于军队内部、教育，不要求当作宣传口号。他还指出：“在平津这类大城市的墙壁上写大字标语是否适宜，亦值得考虑。”毛泽东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宣传必须适应新的环境，争取最大多数，所以他说：“在大城市，凡事均须重新仔细考虑，一举一动都要合乎城市的情况。”[31]毛泽东当然知道土地改革和消灭封建势力是革命的必要进程，但他更意识到：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宣传要服从一个时期内的政策和策略，必须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宣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