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周恩来是新闻实践经验最丰富的我党领导人之一。从青年时代起，周恩来同志就开始用新闻手段宣传和组织群众投身革命，并且自觉地运用新闻规律来指导其新闻实践。从一开始，他的新闻活动就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表明了新闻事业不可或缺的主体立场。他的早期新闻活动虽然还缺乏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已自觉地体现出作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进步性。

1919年，天津学生联合会为了进一步宣传、组织群众投入五四运动，由周恩来负责主编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会报》一问世，就有力地指导和推动了当时天津的爱国运动。周恩来亲自为《会报》撰写了发刊词《〈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一文，发表在1919年7月12日出版的《南开日刊》第35号上。在发刊词中，周恩来同志初步阐述了其进步的新闻宣传思想，对报纸的性质、社会属性、办报的宗旨、报纸的舆论监督功能、新闻稿件的选择标准、新闻报道的方式、范围、新闻报道的语言要求以及报纸的管理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提出了明确的主张。他指出，报纸是求得“社会同情”的“利器”。这里的“社会同情”即是指全社会对一种思想观念的理解、支持，它表现为一种社会整合力量。他认为，报纸没有完备的组织，则“求社会同情的利器终究不算完全”，必须组织起来，办一张报纸，把“我们的意见贡献于社会，与大家讨论”。《会报》是天津学生联合会的“舆论机关”，在立场上“必须与联合会一致始终”，代表天津全体学生的舆论，它的办报宗旨是表现“革心”和“革新”的精神。在发刊词中，周恩来明确提出，新闻报道的范围是“以有关于社会生活、人类进步为范围”。本着“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学术研究的发表不分派别，但以稿件适合于社会的生活作标准”，报纸“对于政府的政策有指导同监督的责任”；对“联合会有建议的责任”；“对于社会生活同各种学术用哲学的眼光科学解析，公允正确的批评”；报纸要介绍国民必备的常识于社会；向社会介绍最新的思潮；登载以切合人生为范围的文艺作品；报纸要联络各新闻和各通讯社，交换新闻消息；联络各地团体和个人，征求各种稿件；联络各地学者，求其学术上的辅助；新闻报道应“力求敏捷”；文字以浅白为主。这一时期，周恩来还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撰写时评，针砭时弊，揭露当时的军阀政治，产生了广泛积极的影响。1919年8月9日，周恩来同志根据当时斗争需要，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为核心，推动当时天津各校的刊物共同组织了“天津报社联合会”。参加报社联合会的，除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外，还有《醒世周刊》《南开日刊》、《北洋日刊》、《师范日刊》等。他们经常开会，统一行动，密切了解各校宣传舆论工具的联系，促进了学生运动的发展。

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的新闻思想始终贯彻在他对党的新闻工作的直接领导和他丰富而具体的新闻实践中。周恩来十分重视新闻舆论工具在对敌斗争中的强大力量，尤其是对我党在“国统区”的新闻工作的战略和策略更是悉心指导，并经常亲自撰写时评、社论，使《新华日报》等成为我党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打击敌人，引导群众、教育群众，建立统一战线的有力武器之一。

《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创刊，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当局封闭，共出版9年多时间，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版时间最长的一份中共中央机关报。抗战开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达南京，和国民党政府谈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自己的机关报，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公开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刊，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这不仅是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标志，也使中国共产党由此可以更直接、更广泛、更及时地对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群众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各项政治主张。在《新华日报》出版的大部分时间里，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兼任《新华日报》的董事长，亲自过问《新华日报》工作，及时给予重要指导，在政治上业务上都抓得很紧；他及时向报社传达中共中央的重要指示和决定，经常召集报社领导人研究报纸工作，并给予重要指示，还经常审阅和修改社论和重要新闻，并亲自撰写社论和专论，亲笔答复读者来信。

由于国民党当局对进步新闻事业不断施压、迫害，《新华日报》处境十分艰难。为保证《新华日报》等革命报刊在“国统区”的生存和发展，周恩来表现出高超的对敌斗争艺术，充分利用国民党在一个时期内被迫容许的一点“新闻自由”，领导我党在国统区的新闻工作者与国民党进行了机动灵活艰苦卓绝的斗争，使《新华日报》遍地开花，我党的力量到达哪里，哪里就出现我们的党报。“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多次查封《新华日报》。周恩来多次亲自出面交涉，据理力争，最终赢得胜利。1939年初，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封闭了《新华日报》在西安、桂林等地的翻印点、代售点，禁止《新华日报》广泛传播。1939年1月25日，周恩来在致蒋介石的信[2]中，以《新华日报》拥护抗战、拥护国共合作却屡遭查封，而一些反动报刊如《抗战与文化》恶毒攻击中共及其领导人，却仍然出版不误的事实为依据，严词驳斥了国民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种种藉口，重申中国共产党愿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贯立场，但绝不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绝不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同时指出，绝不应当让国共磨擦现象继续发展，致陷国家民族于不利。同年5月6日，重庆《新华日报》被迫暂行停刊。周恩来亲自撰写了“《新华日报》启事”[3]，就停刊一事布告天下，体现了我党顾全大局，维护团结的正确立场。在周恩来领导下，经过《新华日报》社工作人员的努力，该报得以在1939年6月13日正式复刊。1940年12月，周恩来致信当时任国共谈判代表的张冲。信中指出：“《新华日报》被扣被删之稿件、文句，常至极无理地步，如本月七号中要文化协会之妇女晚会特写上有‘团结打日寇，团结打汉奸’字句，亦被删去”[4]。另一方面，重庆几家民间报纸已经奉命公开反共，《商务日报》更公开揭载所谓中共脱党分子之宣言以示挑衅。周恩来信笔直书，用事实说话，揭穿了国民党的反共面目。同时又体现了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艺术。报纸是重要的舆论工具，是群众运动的号角，因此，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新闻界的斗争显得特别尖锐而激烈。周恩来直接领导我党机关报《新华日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贯立场，高举抗战、团结、进步的旗帜，为广大人民群众指明了方向。当时的《新华日报》充分发挥了报纸的舆论监督和社会控制功能，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新华日报》曾被毛泽东誉为如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是党领导下的又一方面军。

此外，周恩来也十分注意团结社会各界倾向进步的报纸和新闻界人士，从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粉碎了国民党孤立《新华日报》的企图。1941年5月21日，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致当时《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和重庆《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的一封公开信。[5]在信中，周恩来一方面肯定了《大公报》的爱国立场，一方面又以事实为根据，批评了《大公报》的不实报道，通过分析事实、陈述利害，指出“美国报纸论断通信社消息，却不能尽据为信”，事实不容抹杀，报纸应当“一本大公”，新闻报道应忠于事实，揭穿了敌人的谣言。抗战初期，我党以《新华日报》为中心，紧紧团结靠拢我党，倾向进步的报纸，而国民党在几次反共高潮中，则压迫和夺取这些报纸，企图把《新华日报》孤立起来，斗争呈现了犬牙交错、错综复杂的形势。《商务日报》是重庆市商会主办的有悠久历史的机关报，这份报纸一度被国民党势力控制，疯狂反共，造谣生事，影响极坏。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之后不久，商务日报内部不同派系的国民党势力之间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冲突激化。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决定利用敌人的弱点，把我党的力量打进去，从内部改造这张报纸首先从组织上夺取商务日报，把我党的力量挤进去，把国民党势力从编辑部、采访部、经理部的要害岗位上迅速挤出去。其次，针对商务日报是商会的报纸，提出“在商言商”的编辑方针，用这个编辑方针排斥反共的政治宣传。从经济上揭露国民党，广泛宣传这一方针，组织报社内部、特别是社会上站中间立场的经济学家以及民族资本家，形成舆论，形成力量，以此团结中间派、孤立反共派。这样，在周恩来和董必武等同志的策划和领导下，我党新闻工作者陆续进入商务日报，夺取了这张报纸的领导权。

从1944年到1949年重庆解放为止，《商务日报》始终掌握在我党手中，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经济上的贪污、腐败和政治上的阴谋、黑暗，巧妙地配合了我党的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建国以后，周恩来在回顾重庆商务日报当年的情况时说：“重庆商务日报这段工作做得很不错。1941年我党在重庆还比较孤立，只有文化教育界人士敢于接近我们。商务日报动员工商界反对四大家族，工商界开始靠近我们，扩大了我党的统一战线。”[6]

第二次国共谈判破裂前后，周恩来又在南京直接或间接地指导民间报纸《新民报》的工作，他指出，中间道路已不存在了。国民党在一个时期内被迫允许的一点“新闻自由”，极可能因军事上的失利而日渐伪装不下去。《新民报》是同人的集合，不同于我们的党报新华日报。国民党不让新华日报在南京、上海出版，但党的力量到达哪里，哪里就会立刻出现我们的党报。同人报纸则不同，报纸一停出，人就散了，再集合很困难。新民报有五社八版，对国内外舆论有一定影响，应该好好办下去。报纸应当较多地反映社会真实，反映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愿望，这样，报纸才有较大的生命力。对民间报纸，周恩来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和诚意，并从政治斗争的战略高度，团结了一大批进步报纸和报人。

建国以后，周恩来肩负重任，工作繁忙，仍非常关注新闻工作，对社会主义时期的新闻宣传工作多次具体指示，特别是对新闻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提出过许多建设性意见。1964年5月24日，周恩来致信廖承志，李一氓等，针对当时我国在国内外有关图片、照片和新闻电影片的展览，赠送和摄制多而重，水平不够高、人员重复的情况，提出应“在统一事权、各守专责、互相协助、避免重复、集中人力、节约器材、提高水平、发挥时效的要求下，订出一个全面分工计划。”[7]为实现这个计划，可以提出购置器材和调配干部、培养技工的方案。对国内生产器材，要求文化部在五年计划中提出一个全面方案。1964年10月，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有关原子弹的宣传和政治斗争的工作，周恩来亲自策划、布置，决定对我国这次试验采取公开宣传办法，以便主动地击破一切诬蔑和挑拨的阴谋，并有利于今后的斗争。结合冷战时期的外交工作，周恩来多次与新华社记者谈话，具体指示外事报道应注意的问题。

综观周恩来一生的新闻实践，突出地体现了我党新闻事业的致胜法宝之一——政治家办报的立场和风格。周恩来的新闻实践给后人留下的丰富经验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的珍贵遗产。他的政治家办报的立场和风格即使对今天的党报改革也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