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宣传策略
毛泽东是一个杰出的宣传家。在其指导中国革命宣传实践的过程中，总结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宣传策略。这些策略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部分。
全面地认识宣传对象
所谓宣传，是通过提供情报、阐述某种主义、主张、思想观点以影响特定对象的心理、态度及其行为方式的活动。宣传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对宣传对象的了解程度。不了解对象的宣传是盲目的宣传，注定是得不到什么效果的。毛泽东告诫党的新闻工作者：“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
在毛泽东看来，对宣传对象，主要应了解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对象的情绪状态。情绪是影响宣传效果的重要因素。了解对象的情绪，才能使宣传“切合群众的情绪”，从而实现宣传者与读者情感的共鸣。
其二是对象的知识能力。毛泽东认为，群众的知识能力是制约其接受外来宣传信息的另一要素。“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么广大群众是不能领会我们的决议的”。因此，必须切实地把握群众的知识水平，并且“随时都善于简单地、具体地、用群众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来讲话”。
其三是对象的现实需要。宣传要达到目的，其内容须能满足对象的现实需要。凡是与对象需要相关的，并能给予满足的宣传内容，就能打动对象的心弦，反之则无异于隔靴搔痒。因此办报也好、办电台广播也好，均应“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否则便是脱离群众”。而脱离群众、无视对象需要的宣传，注定是要失败的。
合理地组织宣传材料
宣传总是有一定内容的宣传。关于宣传内容材料的组合，是宣传能否成功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其一，是关于软材料与硬材料的搭配。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新闻宣传机关，应该表现出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胸怀和无所畏惧的战斗精神。因此，我们的报纸“要尖锐、泼辣、鲜明”，毫不吞吞吐吐。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报纸及其宣传，首先应该具备硬的品质。只有硬的宣传，才能鼓舞士气，动员民众。但是，毛泽东在强调硬的同时，又指出“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因为那种过于严肃的题材难以提起并维持群众的阅读兴趣，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所以应该而且“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在宣传内容中，适当增加软性题材的比重。在这点上他很赞成《文汇报》的做法，表扬该报“搞得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认为，增强软性，还可以从改进文章的写法着手。如果“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即便是硬的题材，也给软化了。当然毛泽东并非主张新闻宣传要无限地软下去，而是主张软与硬的辩证统一。在宣传内容的软硬对比上，毛泽东比较明显地偏重于硬，软只是处于次要的地位。这与他作为政治家的战斗性格是极为贴切的。
其二，是远材料与近材料的配合。毛泽东认为，要宣传群众，就得从群众的生活实际出发，由近及远，逐步铺陈。他指导报纸登新闻的次序，应是“本乡的，本区的，本县的，本省的，本国的，外国的，由近及远”，其内容，“国内国际消息要少，只占十分之三，本军、本地、近地消息要多，要占十分之七”。他要求“《时事简报》的新闻，特别是本地的和近地的新闻，一定要是与群众生活紧密地关联着的。如牛瘟、禾死、米荒……都是与群众生活密切关联的。群众一定喜欢看。凡属不关紧急的事不登载。”只有这样，“才能引动士兵和群众看报的兴趣，取得我们所要取得的效果”。这种观点，与新闻学的接近性原理是一致的。根据接近性原理，新闻受众一般倾向于接受发生在自己身边，或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事件的信息。强调接近性，并非主张宣传局限于近的内容，而是为了由近及远，为了更好地配合远距离内容的宣传。
其三，是典型材料与一般材料的协调。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就要求各级政治机关注意收集八路军、新四军中涌现出的典型的民族英雄，认为“表扬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为，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在宣传实践中，先进典型的价值是非常明显的，这种典型一旦经过报刊广为宣传，就犹如一面飘扬的旗帜，吸引带动一大片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群众，成为现实政治运动的推动力。但是毛泽东也意识到，典型总是一般基础上的典型，离开了一般也就无所谓典型。报刊宣传的，不能尽是些典型。典型的材料只有和一般的材料结合起来，才能起到典型的带动作用。
其四，是正面材料与反面材料的配合。毛泽东认为，报纸宣传内容，就其性质而言，可分为正面与反面两类。正面的材料，旨在宏扬正气，歌颂成绩，赞美英雄，催人奋发；反面的材料，则是要揭露缺点，批评错误，控诉罪恶，压倒邪气。在他看来，这两种材料对报纸来说同样是不可缺少的。毛泽东主张，“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如果把它们“封锁起来，反而危险”。因此应该在思想领域种牛痘，即“人为地把一种病毒放到人体里面去，实行‘细菌战’，跟你作斗争，使你的身体里头产生一种免疫力”，也即是说通过宣传工具“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以增强其对病毒、对错误东西的抵抗力。如果无视这种反面材料，专注于正面宣传，就无法使群众认识到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不过在具体内容的安排上，正面的材料应居于主导地位，而且“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了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这一观点对中国革命的宣传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科学地运用宣传手段
在毛泽东的宣传实践中，科学地运用多种宣传手段，准确地把握宣传力度，是其成功的重要经验。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把传单、布告、宣言作为重要的宣传文件，并认为邮寄宣传品，即在邮件中夹带宣传品或在邮件上印上宣传鼓动口号，是不可替代的宣传工具。他还认为“壁报为对群众宣传的重要方法之一”，化装宣传也是一种最具体最有效的宣传方法。他要求“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宣传科的艺术股，应该充实起来，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画报”。后来，随着我党广播事业的产生，毛泽东又指导全党要充分地利用这一新的媒介。可见在当时历史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对于口头宣传、文字宣传、实物宣传等各种手段、载体，毛泽东都充分注意到了。
毛泽东还非常重视在宣传过程中对信息流量的控制。他反对强行灌输，而主张讲究分寸。主张根据对象的心理承受能力，慢慢地渗透。他告诫宣传工作者“不要在几个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又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大接触本行事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事物，给以适合需要的原始材料或者半成品。不要在一个早上突如其来地把完成品摆在别人面前。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小时之内下几百公厘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废除……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指出：“我们共产党要学会一个办法，就是人家不听就不讲了。”
从这两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读者信息接受过程的基本看法。首先，读者的思想态度、行为方式的改变，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用简单的灌输方式是难以奏效的；其次，要使宣传对象具有与宣传者相同的语言和态度，必须使对象具有与宣传者相同的必要的情报资料；第三，要使宣传卓有成效，就得遵循宣传对象的心理规律，变倾盆大雨为毛毛细雨，作长期打算，锲而不舍，水滴石穿。这一见解可以说是对马列主义宣传理论的创造性贡献。
准确地把握时空环境
宣传总是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进行的。时间空间的特殊性，往往会给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宣传活动以鲜明的个性特征。为了宣传的目的，宣传家必须一切以时间地点为转移。这也是毛泽东的重要观点。
从时间上看，毛泽东认为，宣传工作者应注意两点。其一是在不同时间不同的历史阶段，宣传的内容、倾向应有所区别。切不可千篇一律，以不变应万变。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就指示我党的新闻工作者：“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也就是说，时间变化了，形势不同了，宣传的内容、调子也应该随之发生变化。其二在时效性问题上，宣传家与新闻记者的理解是大不一样的。在记者看来，时效是新闻的生命，新闻的发布要及时，快速，过时的东西则不成其为新闻。所以记者追求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尽可能地缩短新闻事件发生与新闻报道发表之间的时间差。时间差越短，报道速度越快，就越能引起轰动性效应。
但是对于宣传家就不一样了。在宣传家来说，与其说是追求时效，还不如说是追求时宜。在许多场合，快速的报道并不能带来好的效果，甚至会完全相反。对此毛泽东主张：“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新闻的快慢问题也是这样。有的消息，我们就不是快登慢登的问题，而是干脆不登。比如土改新闻就是这样，我们在报上不宣传，免得传播一些不成熟的、错误的经验。”1956年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就要好好考虑，后来一广播，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起来，就很被动。”可见宣传工作者对时效问题，应有正确的认识。在条件时机允许的范围内，可以追求快速报道，但是一旦快速报道会造成不利的后果，宣传工作者就应该放一放、压一压，等到时机成熟后再予报道。
在空间问题上，毛泽东主张一切宣传应适应客观情况，随着地点、情境的不同而改变。他曾指示红军“每到一个地方，要有适合那个地方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在解放战争接近尾声，我党开始全面接管大中城市时，毛泽东又认为：“在大城市工作的作风，决不能搬用在乡村工作的作风。在大城市，凡事均须从新仔细考虑，一举一动都要合乎城市的情况。”由此，他主张在平津这类大城市的墙壁上不应该书写空洞的大字标语，而应该张贴有针对性的印刷品。至于在军队中进行实际教育的口号，“不要当作标语写在北平天津这样的大城市里，也不要当做单纯的口号登在大城市报纸的广告上，也不要在我军尚未实行打南京时在天津这类大城市的市民会议上去叫出来”。只有这样因地而异，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