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新闻思想开放性的客观依据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忠诚的新闻战士。他从世界的总体联系中观察社会，认识事物，把握新闻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新闻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以客观世界为基础，实现新闻对社会需要的满足，是毛泽东新闻思想开放性的客观依据。
第一，“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当资本主义商品冲垮了封建制度把世界分割隔离的壁垒，形成世界性市场的时候，毛泽东指出：“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3]因此，帝国主义对人民的剥削和奴役与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都是世界性的，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相互支持的。毛泽东站在世界大舞台的高度，强烈地意识到，新闻是不能局限于某一个地方的。新闻是世界交往的工具，用之于革命，它是人类解放的尖兵和号角。所以，围绕着革命战争问题，毛泽东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多次同一批来到苏区的外国新闻记者谈话，阐明我党的政纲和方针，以及对革命战争的态度。而且，毛泽东曾表示同意和海伦·斯诺“合写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小册子”，并在1937年7月4日同这位美国记者就“中国革命的实质”进行了交谈。[4]后因“七七事变”抗战爆发，成为憾事。另外，“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5]毛泽东不仅阅读国内的报刊，还天天阅读专门刊登外国电讯的《参考消息》，有重要新闻，随时批给中央和有关同志传阅。[6]以把握世界战争的全局，指导中国的战争。
新闻开放是为了促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相互支持和发展，促进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切对此不利的行为，毛泽东是坚决反对的。正因如此，为了保卫中国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和维护新中国的主权，1949年8月，针对美国艾奇逊们企图通过中国“民主个人主义者”，以思想腐蚀为突破口，施行“和平演变”的图谋，毛泽东斩钉截铁地指出：我们就是要封闭“帝国主义的新闻处”，“禁止帝国主义的通讯社对中国报纸的发稿”。[7]即使是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中，毛泽东也决不拿原则做交易，十分注意维护国家主权。1958年，苏联提出中苏合资在中国领土上建立大功率长波电台。因它是涉及主权的政治问题，毛泽东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8]义正辞严地拒绝了苏联提出的这项要求。
第二，中国经济也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全球性经济联系的客观性，决定了新闻开放的必然性。
毛泽东看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全面进步，全球性的经济联系与交往更加密切、频繁，使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活动都处于世界性经济的链条上。中国也不例外。基于对这个总体联系的考察，毛泽东指出：“中国必须工业化”，“在建设和生产性的方针指导下，使国家得到最快的发展”。但是，中国比西方发达国家落后许多年，特别是经济技术方面。由此，毛泽东构想利用外资和先进科学技术来加快发展我国经济。其手段之一，是强调新闻宣传要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
早在1945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谈话时，就提出了战后和美国进行经济合作的设想。他说：“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就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独立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基础，希望美国能和中国共产党进行经济合作。”[9]次年10月，他回答路透社记者时则明确表示：“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10]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的愿望愈来愈强烈，他的开放的思想也深化了。在党的八大的一次预备会议上，毛泽东甚至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而鲜明的论点：“我们对新的科学技术还不懂，还要作很大的努力。现在中央委员会是一个政治中央，还不是科学中央，将来，中央委员会就是科学委员会了。”[11]1964年1月，他又提出可以让日本人进来开矿、办厂，也可以让华侨投资建厂。
经济要发展，要开放。新闻是一定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世界上新闻报道最为人类所注意的第一是经济新闻。”[12]新闻也要开放，也要与世界各国新闻媒介建立联系。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同著名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继续保持着“老朋友”的亲密联系，一次又一次地接见他们，诚挚交谈，推动着中外新闻工作者的友好合作。
第三，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运用新闻手段介绍“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培植全民族高尚的精神文明。
毛泽东十分重视新闻在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互化、吸引融合中的媒介作用。他热情接待美国记者斯诺等人，对他们提出的有关中国和世界的问题，都给以充分的答复，其中就包含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成分，通过斯诺等外国记者的如实报道，也确实起了推动中外思想文化交流的作用。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针对我们一些报纸对原子弹的作用作了夸大宣传的情况指出：“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他说，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错误。我们这些同志比蒙巴顿还落后……。”这件事也体现了毛泽东新闻思想中对待中外思想文化交流的开放态度。对外国的哪怕是一个贵族的某种正确的思想观点，只要对我有用，也吸取过来。1951年3月13日，《光明日报》登了《天津天主教徒奋斗前进，积极开展革新运动》的通讯，以及天津津沽大学张羽时教授的《和天主教教友们谈怎样爱教》的文章。毛泽东读后，称赞通讯“写得好”，张文“说明天主教革新的理论根据，很有说服力”。次日，即指示胡乔木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人民日报》转载。
繁荣学术思想和文化发展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科学方针，也蕴含着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开放性内容。毛泽东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可以自由交流，“自由说话”，哪怕是外国人的见解。1956年，来华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向中方陪同人员谈了他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意见。毛泽东知道此事后，说：“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社会科学的这一派，那一派，可以在刊物上、报纸上各说各的意见。就是对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13]他批评用“死的脑筋，死的感情，接触死的生活”；鼓励“要突破，要创造”，说：“列宁不受马克思约束，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14]
毛泽东这种强烈的变革、开拓、创新意识，是毛泽东新闻思想开放性的内在根据和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