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报纸具有多种功能（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革命任务，革命导师有时着重强调发挥报纸的某些功能，或不着重强调发挥某种功能，对此，应作历史的分析，不要以偏概全。

马克思、恩格斯处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启发、教育工人阶级和推动工人运动发展的年代，他们对革命报刊（包括党报）强调得比较多的是发挥对反动统治进行揭露、批判和监督的作用，对革命运动进行鼓舞、激励和指导的作用。当然，也要求对工人运动内部的错误思潮进行批评，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列宁处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前夜，建立一个思想上一致、组织上统一并具有坚强战斗力的党，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因此他特别强调“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11]。由于列宁的党报学说传入中国较早，而且革命胜利前的中国与俄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样十分强调报纸的宣传、鼓动尤其是组织作用。

（一）党的报纸首要任务就是宣传——宣传党的思想、纲领、路线、政策。马克思主义政党毫不掩饰并公开申明这一点。列宁创办《火星报》时讲得明确：“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机关报变成形形色色的观点简单堆砌的场所。相反，我们将严格按照一定的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12]当然，革命导师也不反对，并且提倡在自己报刊上展开论战，他们在办报实践中确实这么做过，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并进行公平的争辩。真理总是越辩越明的，他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最终必定战胜谬误。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和这以后，同样突出地强调党报的宣传作用。1941年，他为中央起草的通知中提到，“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13]”。1948年4月，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又全面地深刻地阐述了这一点：“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14]。”毛泽东的论述，曾长期成为我们党报工作的指导方针，给广大新闻工作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毛泽东强调党报的宣传作用，在革命时期无疑是正确的，也是革命事业所需要的，甚至他对晋绥边区《抗战日报》的具体意见——“本地消息，至少占两版多至三版。排新闻的时候，应以本地为主，国内次之，国际又次之[15]”，也是可以理解的。不如此，根据她的报纸过多地发表国内外通讯社的消息（新华社当时的覆盖面有限），就会脱离当地实际和群众。但是，如果由此产生片面认识，把宣传政策与传播信息对立起来就不对了。有的政策本身就是重要信息，通过传播信息巧妙地宣传政策也是可以做到的。即使有些与政策无关，它也可能是读者需要的。问题在于恰当的安排和善于结合。因为重视宣传政策而导致排斥传播信息，这无论是认识上的或执行中的片面性，都必然会造成报纸单调、重复、枯燥乏味（成为每次新闻改革或改进业务的难题）。尤其是建国以后，我们的报纸即是党的报纸，又是社会的报纸，它和掌握政权以前不同，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信息传播、社会服务、舆论监督、知识普及、文化娱乐等等，也都需要由党报承担起来（1957年毛泽东自己也讲，“登些琴棋书画之类，我也爱看”）。此时，如果再把宣传政策（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指导、组织作用）当成报纸的唯一任务，对其他功能不屑一顾、甚至随便套上“资产阶级情调”的帽子，显然是不对的了。它同样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1956年，许多新闻工作者已意识到这一点，并谋求改革。《人民日报》在7月1日改版《致读者》的社论中就说：“生活里的重要的、新的事物——无论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或者资本主义国家的，是通都大邑的，或是穷乡僻壤的，是直接有关于建设的，或者是并不直接有关于建设的，是令人愉快的，或者是并不令人愉快的，人民希望在报纸上多看到一些，我们也就应该多采集、多登载一些。”“尽量满足读者的多方面的要求，这是我们的天职。”——可惜，当时得到中央认可的这一意见，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并未能坚持贯彻下去。至于到今天改革开放的年代，中国正迫切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迫切需要了解中国，如果还对此持教条主义的态度，比如在报纸版面安排上依然在固守一本地、二国内、三国际的框框，仍然不敢把明显的全国读者关注的国际新闻放在一版或一版头条（如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那实在是大大落后于形势和无视读者的需要了。

党报的宣传作用是巨大的，但还必须强调建立在如实反映客观实际的基础之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我党报纸宣传威力巨大，真正成为打击敌人、鼓舞人民的力量，原因正在于此，而一旦胜利冲昏头脑，违背列宁讲的，“如果认为人民跟布尔什维克走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的鼓动较为巧妙，那就可笑了，不是的，问题在于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内容是真实的[16]”，那必然走向反面。不顾事实，只讲宣传，甚至为了某种政治需要不惜歪曲事实，虚构事实，党报威信必然一落千丈，我们同样有过惨痛教训。

（二）党报的组织作用，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没有显著强调。列宁办《火星报》，由于当时俄国建党的特殊需要，所以把它提到突出的位置。列宁曾以砌墙时用的“引线”和造房时用的“脚手架”来比喻《火星报》的通讯员、代办员网在统一和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所起的不可代替的作用——亦即报纸的组织作用。以后，斯大林以报刊“在党和工人阶级之间建立了一种微妙的联系，这种联系就其力量来说无异于任何群众性的传达机关[17]”，也即是一种“桥梁”和“纽带”，以此来泛指报刊的组织作用（其含义比列宁讲的要宽得多）。中国革命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对于党报的组织作用同样重视（参见193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18]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此更有发展。他强调各级领导应该“把报纸当作自己很好的工作方式”，“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19]中共中央西北局还曾决定，“凡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社论，党和边区政府的决议、指示、法令等以及中央或西北中央局负责同志发表的谈话或文章，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应立即分别在党员干部中组织研究，并讨论执行，不得借口没有接到党的直接通知而置之不理。”[20]

30—40年代，党处于武装斗争时期，革命根据地被分割，交通不便，经济落后，无法进行现代化的行政管理。因此党报这种在相当程度上参与和代替行政指挥的功能，即组织作用，被充分发挥是可以理解的，它也确实起到了当时其他工作方式所难以达到的效果。经过多年实践，报纸在组织、指导、推动实际工作中还形成了一套模式，比如先号召发动，造舆论，形成声势；继而树典型，介绍经验，布置进度，推动全局；最后检查评比，表扬总结……直到建国以后，尽管客观环境、工作条件有了很大变化，报纸的这种组织作用和一套模式仍然被强调、被运用。毛泽东在1958年提到省报具有五种作用——组织、鼓舞、激励、批判和推动作用时，仍然把组织作用放在第一位。

应该怎样看待报纸的组织作用呢？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时期一无所有，它能依靠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就是坚不可摧的组织力量。党通过报纸号召、部署，推动和领导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为夺取一个一个堡垒而奋斗。报纸的这种既迅速又广泛的组织作用，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特别是行政、司法、党务各系统逐步建立和日益健全，报纸的组织作用就应该有所制约和变化。比如应侧重于发挥它的上下通气、左右交流的桥梁、纽带作用，而尽量减少那种越俎代疱的直接指挥和干预作用。因为：1.从对实际工作的影响看，有助长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形式主义的弊端；2.从对报纸的报道看，往往违背新闻规律，导致从主观愿望出发去寻觅甚至“制造”新闻。实践证明，全国那么大，各地区情况千差万别，运用舆论压力强行推广一种模式、一个要求，必然脱离实际，形成蛮干、瞎干，“大跃进”的宣传和“农业学大寨”的宣传便是典型。鉴于1948年土地改革宣传的教训，毛泽东就指示解放后新区的土地改革一律不见报，这表明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那么为什么在50—70年代报纸的组织作用依然受到青睐呢？这就和当时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关。计划经济就是“命令”经济，党和政府直接领导、指挥全国的经济活动，这样必然要强调发挥报纸的组织作用。因此，如果说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报纸的组织作用还有它一定的存在价值的话（六十年代初经济调整时期起过积极作用）。今后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随着党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各企业均有经营自主权，若再强调报纸的组织作用（除去对社会公益活动外）则是弊多利少了。这已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所证明。

（三）党报对党内以及人民内部的批评、监督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一贯强调的。毛泽东也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看作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五十年代初，鉴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有些党员干部容易产生骄傲自满情绪，往往拒绝和压制批评，中央曾两次作出在报刊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并严肃处理过党的领导干部由于压制、打击批评而被开除党藉的事例（见报）。1954年，毛泽东又提出对报纸批评要做到“开、好、管”的方针。应该说，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报纸开展批评是做得比较好的，既强调被批评者对善意的批评即使有5%正确也应虚心接受，对批评者则强调要做建设性的批评，反对破坏性的批评，因而党内民主空气得到很好的发扬。但随后两种倾向都出现过：或是党委支持报纸不够，一部分干部仍有压制批评的现象，或是报纸依靠党委不够，出现批评的失误，造成不良后果——这都削弱了批评。至于在“左”的错误影响全党时，报纸的批评则受到极大的扭曲，超出思想、工作批评的范围，成为整人的工具。历史实践表明，正确的批评传统必须继承，错误的批评做法必须否定，而报纸开展批评则永远是需要的，决不能取消。

报刊的监督作用比批评的含义宽，它不是等到有了问题、出现错误才去批评，而是在党和政府的政策、决策形成、贯彻过程中，在每一个公务人员执行公务的每一个环节上，报纸都可以根据党纪国法进行审视、报道，真正做到“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十三大”报告），而不必等到出现不良后果时才去揭露、批评，这就是舆论监督。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党的领导发扬民主不够，法制不健全，对报刊的监督作用是很少强调的，这是我们党报工作的缺陷。今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深入，党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政企的真正分离，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舆论监督不仅是不能少的，而且要大大加强，并需要有切实的法律保障，这是可以预期的。

报纸的性质与功能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性质（社会属性）表现在办报宗旨上，为谁所有，为何而用；功能是具体干什么，取得什么样的效果。报纸的性质是相对稳定的，功能却会随着形势、任务的变化而变化，或强调突出或不突出某些功能。报纸功能的合理变动，决不意味报纸性质的改变。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既要强调全面地发挥现代报纸的功能，同时也应允许面对不同对象、担负不同任务的报纸，在发挥功能上可以有不同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