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他们的革命生涯中都创办过、领导过数量甚多的革命报刊、党的报刊，并卓有成效地运用它们指导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他们有着丰富的办报经验，写下了大量的新闻论著，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体系。

创办无产阶级党报——马克思主义报刊，首先要明确的问题是：它究竟是干什么的，和党的事业是什么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他们所创办的《新莱茵报》和亲自指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党人报》，都是“党的旗帜”，它“极其明确地和坚决地阐述并捍卫了党的原则”[2]。列宁则强调党的出版物“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份，成为由全体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3]党的中央机关报则是全党的“思想中心”[4]。总之，党报是党的思想武器，它坚持马克思主义，接受党组织的领导，为完成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任务而奋斗。一句话，党报为党所有，为革命而用，这就是无产阶级党报的党性原则。

毛泽东是继承和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的党报的党性原则的。他一贯认为党报是党的工作的重要方面，多次强调各级党委，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管好自己的报纸，还决定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5]。他自己身体力行，一生中为党报、新华社写了许多重要的评论和新闻。

毛泽东从延安时期起就要求全党都来重视、关心党的报纸，强调领导干部“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他号召人们要学会办报，包括基层的油印报、墙报，并认为“这样来办报纸，那么全边区可以有千把种报纸，这叫做全党办报”。[6]全党办报有两层意思：一是各级党组织都要根据不同情况创办适应自己需要的报纸。这就肯定了党报在党的工作中的重要位置。二是就一张报纸而言，也要发动全党（本组织的党员）以及群众来办。这就明确了党报工作的基本路线。党的文件还曾规定，“经常看党报，帮助党报的发行及组织通讯工作，则是每个党员所应当努力的责任”，党员、干部“对党报漠不关心的态度乃是党性不好的一种具体表现[7]”。

全党办报思想，是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公开出版报纸指导斗争——对马列主义新闻理论的一个发展。它使党报具有广泛的深厚的群众基础，并享有很高的威望，读者往往视党报为党的化身，有什么希望、困难都愿意向它倾诉。党报工作者也明确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决不是一般性的或仅仅满足于个人爱好的文字工作，它与党的事业息息相关，必须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这是十分可贵的。

报纸作为党的思想武器，在涉及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和行动部署时，宣传口径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决不能自行其是，另唱一个调。这是党报工作的一个基本经验，在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尤其如此（当然有不同意见可以按照组织程序，包括出“内参”，向上反映，在决策前也不一概排斥公开讨论）。抗日战争时期，党面临与国民党又团结又斗争的复杂局面，有些地方党报、通讯社曾发表过不符合中央路线政策的言论、报道，受到中央的批评。毛泽东及时为中央起草文电，指出报纸宣传要“增强党性”，要“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8]。1948年，在土地改革的宣传中，一些地方的报纸、通讯社传播了不少含有“左”倾错误的通讯和文章，而各地领导对此没有觉察和反映，“甚至因为陕北广播电台播发了某些不正确的新闻，人们竟误认为这是被中央认可的意见”[9]，它的危害性是众所周知的。在毛泽东的具体关怀指导下，以《晋绥日报》为代表，在一年内经过先是反右、后是反“左”的斗争，广大解放区新闻工作者提高了觉悟，取得了经验，提高了水平，使得全党报纸在全国解放前后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尽管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斗争，却没有犯过重大的带有全局性的错误。

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强调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决不会、也不可能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发生矛盾；相反，它正是集中地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为无产阶级无一己之私利，它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在我们党报历史上，确有过违背人民利益和愿望的错误宣传，但那不是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而恰恰是违反无产阶级党性的结果（主观主义、无视客观规律，乃是党性不强的表现），有过一种意见，认为党报仅仅强调党性会犯错误，还必须强调人民性——这显然是凝固地僵化地片面地理解党性。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在发展，党性的内涵自然也是发展的。今天我们坚持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坚持无产阶级党性。鉴于以往的教训和时代的变化，我们要求今天的党报要特别注意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尊重和反映他们的愿望、要求，努力为他们服务，接受他们的监督和参与，这正是新时期党报党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出人民性与党性并列，又强调它们完全一致而讳言可能出现的不一致，这不仅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中也会产生误解和问题（对于爱国的非党报纸当然可以人民性来要求）。

1957年夏，毛泽东撰文对报纸讲过一段带有定义式的话，即我们的“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10]——毛泽东这一新闻观点，对我国新闻工作的影响是巨大的。事隔三十多年，通过实践的检验，我们应该如何来评价它呢？

（一）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来看，这段话的前半部分自然是对的，也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现在有人认为报纸不完全属上层建筑，可以讨论）。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仅报纸的宣传内容是“有计划的”（执行统一的宣传指令），整个新闻事业也是“有计划的”，即通常一个省市只有党报、团报、工会报纸各一份，广播电视自然更是一家；解放初保留下来的几家民营报纸，以后或改造或停刊，到“文革”时全国只有一百七十几家报纸，并且基本上都是公费办报、公费订报，二三十年没有大变化。至于这段话的后半部分，即“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论就一般意义而言，或是从当时中国的社会实践而言，显然都有片面性，在现代社会，报纸是传播信息、反映和影响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所具有的阶级斗争的作用，无疑对政党报纸或政治性较强的综合性报纸而言，自然是主要的。但若缺乏具体分析，讲在阶级社会中，不问处于什么历史阶段，不问是什么报纸（宗旨、内容、对象）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或者说一张报纸的所有内容，从新闻、言论到副刊、广告，都是在“从事阶级斗争”，那就要犯绝对化的错误。1956年，党的“八大”决议明确指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仅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而1957年，毛泽东仍然强调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显然与“八大”精神不相一致，并由此导致整个新闻界在反右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而且还埋下了报纸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祸根。

（二）现在已经明确，“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非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我们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然不能再说报纸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了。是否相应地改为：社会主义报纸是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基础上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这样就意味着：1.我国的新闻事业将形成以党报为核心的多元化、多层次的结构。2.在遵守国家宪法和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新闻媒介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党的机关报当然还要服从党的组织纪律）；它们之间可以相互竞争，相互监督。3.报社、电台、电视台可以作为一个产业实体自主经营，其兴旺与衰落在相当程度上受市场法则支配。

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宣传部曾经通知报纸可以当作生产事业来经营，要实行企业化，尽量做到自给自养或自给有余，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绝大多数报纸都不可能实现。今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就必须考虑经济效益了，否则不仅不能维持自己，更不可能发展自己。但是，报纸毕竟不是一般的商品，它仍应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来考虑，不能一味追逐利润，使自己蜕化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