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新闻思想——马克思《莱茵报》时期论著新旧中译文对比和分析

陈力丹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出版工作已于1995年启动，先行出版了第1、11、30卷。这是一项党的理论建设的跨世纪工程，将历时20多年，出版60多卷。己出版的第1卷，发表了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1842年1月至1843年3月）写的全部论著的新译文。这对研究马克思的新闻思想，具有重大意义。

1980年，首先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教师，接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研究生，不约而同地对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新闻思想进行了认真的探讨。这项研究对我国的新闻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一些论文中常用的话语，有些就是从马克思那里借用来的。

那时的研究，遇到的问题之一，即是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有的地方难以理解，或者明显地逻辑上不通。这个中文版是从俄文版译过来的，而俄文版又是从原著的各种文字（德、英、法、拉丁等多种文字）译出的，信息几经传递，必然发生较多的失真现象。于是，出现了对马克思论述的误读误用，有时花费了不少功夫进行“探讨”，最后才发现是翻译的差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卷，解决了大部分当年研究中的困惑问题。阅读新译文，就像阅读一本崭新的著作，再次领悟到马克思新闻思想的深邃。

下面仅就一些常被人引用，而新译文变动较大的马克思的话，进行一些对比分析：

1.从认识报刊形成“类”到提出“报刊的内在规律”。

旧译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检查官是个别人，出版物却体现了整个人类。”[2]我在1981年写的论文中，曾指出这是错译。[3]这里“人类”的对应词是“die Gattung”，完全不是“人类”，而是类别的“类”。新译文纠正了这个错误，译为：“书报检查官是特殊的个体，而新闻出版界却构成了类。”[4]后半句的德文原句是：“aber die Presse erganzt sich zur Gattung”。其中“erganzen”（补充）与“sich”相配，变成反身动词，意思是“互为补充”。所以，这句话拟译为：“而报刊互为补充形成类。”

这不是有意挑毛病。马克思当时多次谈到报刊的“类”和“种”，并认为“类”的共同特征高于“种”。[5]这种思维可能受到黑格尔的启发，黑格尔说：“真正讲来，普遍性才是个体事物的根据和基础，根本和实体。譬如，我们试就卡尤斯、提图断、森普罗尼乌斯以及一个城市或地区里别的居民来看，那么他们全体都是人，并不仅是因为他们有某些共同的东西，而是因为他们同属于一类（Gattung）或具有共性。要是这些个体的人没有类或共同性，则他们就全部失掉其存在了。”[6]正是意识到报刊形成了类，马克思才进一步谈到报刊的内在规律，其逻辑顺序是：人民报刊是一个整体（类），它分成具有不同特征的报刊（种），它们相互补充，各向一面发展，于是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一切要素的人民报刊体系便形成了（回到“类”）。接着便是那一段关于报刊规律的话：“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必须不从外部为它规定任何使命，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为人们通常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7]

这段新译文比旧译文更清晰地表明了马克思的观点：他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谈到如何保障报刊按照自己的内在规律工作。关于外部，马克思说不能为报刊规定使命，而旧译文是“不应该从外部施加任何压力。”[8]“压力”的内容含糊，而它的对应德文词“die Bestimmung”就是“使命”，与前一句中的“使命”是同一个词，旧译文没有译出来，却变成了莫名其妙的“压力”一词。新译文将外部对报刊的干扰正确地译为“规定使命”（“规定”的对应动词“vorzuschreiben”，直译是“事先添加”）。关于内部，马克思认为报刊不应该不按自身规律办事，旧译文没有译出这个意思，而是说“这种规律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由于专横暴戾而丧失掉”[9]，似乎仍然讲的是外部干预。“专横暴戾”的对应德文名词是“Die Willkur”，有专横、任意两个基本意思；“丧失”的对应词是“sich entziehen”，作为一般动词它的意思是“丧失”，但现在它是反身动词，就应该译为“摆脱”（或“逃避”）。在这种情况下，“Willkur”不是“专横”的意思了，新译文准确地译为“任意摆脱”，从而表达了马克思的本意。

2.从报纸与哲学的对比中，显现出报纸的时效性和内容常新的特点。

人们经常引用马克思关于报纸特点的那段话，同时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怀疑，因为这句话的旧译文是这样的：“报纸的一般性质——经常的战斗准备、对于急需报道的耸人听闻的当前问题的热情关心”。[10]其中“耸人听闻”一词，汉语中现在是明显的贬义词，马克思会说这样的话吗？新译文解答了疑问。这句话是马克思将哲学与报纸的特点进行比较时讲的，他写道：“哲学同报纸那种反应敏捷、纵论时事、仅仅热衷于新闻报道的性质形成鲜明对照。”[11]显然，新旧译文的差距较大。原著德文中并没有“耸人听闻”、“急需报道”、“热情关心”这些词，而是这样的：“die sie dem schlagfertigen，tageslauten，nur in der Mitteilung sich geniessenden Charakter der Zeitungen”。新译文基本准确，但没有译出“sich geniessenden”（自身享有的），马克思强调报纸的这些性质是报纸生来具有的，而且同哲学的性质完全不同。因此，这段话可拟译为：“哲学同报纸自身具有的那种……性质形成鲜明的对照。”人们在引用时，往往没有注意到马克思讲这句话是强调新闻与哲学的区别。哲学要说明本质，而报纸说明不了本质，它的特点是敏捷地报道时事。

正是基于对报纸性质的这种认识，马克思又进一步谈到人民报刊的特点。人们经常引用他的这样一句话：“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报刊始终是在形成的过程中，在报刊上永远也不会有终结的东西。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12]人们引用这段话的目的是说明报纸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其实这段话主要是说明报纸的工作特点。新译文对此表达得较为清晰：“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报刊总是常变常新，永远也不会老成持重。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与忧患、热爱与憎恨、欢乐与痛苦。”[13]由于报刊的工作是报道生活中的事实，生活是变化的，因而马克思强调报刊内容的永远常新。旧译文将“immer werdend”（经常变化的）译为“始终在形成过程中”，是不大准确的；将“nie fertig”（不会完成的）译为“在报刊上永远也不会有终结的东西”；添词释义过多了。报刊和人民生活的关系不是共同怎样，而是报道与被报道，旧译文没有译出马克思的本意，新译文比旧译文好些，没有译为二者同甘共苦，而是报刊“同情”人民的各种生活表现。与“同情”对应的德文动词是“fuhilen”，应当是“感受”。若译为报刊“感受”人民的生活，就更准确了。

由于译者不了解报纸的时效性特点，造成旧译文中有几处令人无法理解。例如这样一段话：“对德国报纸来说，只应该有法、英、土、西的时代，而不应有德国的欣欣向荣的时代，只应该有德国的停滞不前的时代。相反地，那些强使人们的全部注意力、全部炽热的兴趣和戏剧性的紧张情绪（这一切都随着每个形成过程，首先是现代历史的形成过程而出现）从外国转向祖国的报纸，难道不应该受到赞扬？”[14]这段莫名其妙的译文前面，讲的是当局指责《莱比锡总汇报》报道经常不准确。马克思接着反驳说，这种为抢新闻而造成的不准确，全世界的报纸都有这种情况，为什么可以容忍外国报纸的这种毛病，而不能容忍德国报纸呢？旧译文里的“时代”，对应德文词是“die Zeit”，有“时代”、“时间”两个主要的意思，这里讲的是报纸工作的特点，应译为“时间”。一旦译为“时代”，就完全不通了。“die Zeitlosigkeit”（脱离时间性）变成了“停滞不前的时代”，与它对应的“有时间性”，只好译为“欣欣向荣的时代”。基于对报纸报道对象的认识，马克思把正在发生的事实，视为“正在发生的当代史”，而旧译文则写成“现代史的形成过程”。

新译文相当准确地译道：“对于德国报纸来说，应该存在法国、英国、土耳其、西班牙的时间性，而不应该存在德国的时间性；对于德国报纸来说，只应该存在德国的无时间性。可是，那些使人们把对于一切正在发生的时事、特别是对于正在发生的当代史的注意力、炽热的兴趣和戏剧性的专注心情从外国转向祖国的报纸，难道不应该受到赞扬”？[15]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谈到了早期欧洲新闻史上的一种情况：专制主义的国家为维护统治，只允许本国报纸报道外国政治，不允许报道本国政治；而国内政治愈来愈与自由的市场经济密切相关，这种禁区开始被突破，一些自由报刊努力报道一再被当权者遮掩的国内政治方面的事实。然而这些报道显然不会很准确，于是又成为当局查禁自由报刊的理由。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这些报纸的历史功绩，因为它们使人民对外国时事的注意力，转向了祖国，“唤起了人们对国家的真正关心”。[16]

3.“die Presse”新译为“新闻出版”。

原来旧版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出版物”、“出版”、“出版自由”、“出版法”等词，大都被改译了。这些词的对应德文词或词根是“die Presse”。它广义上包括报纸、书籍，或者指它们的出版，少数特指书籍的，则仍然保留，例如“神圣的出版物——圣经”。[17]旧译文中的“自由出版物”（die freie Presse），则根据上下文改译为“自由报刊”或“自由的新闻出版”。

旧译文中的“出版自由”（die Pressfreiheit），全部改译为“新闻出版自由”。例如马克思说：“你们从你们那一伙人中招募一帮官方作者，那是肯定实现不了新闻出版自由的。”“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18]旧译文中的“出版法”（das Pressgesetz），全部改译为“新闻出版法”。例如马克思说：“没有关于新闻出版的立法就是从法律自由领域中取消新闻出版自由。”“新闻出版法就是对新闻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认可。”[19]

4.书报检查制度仅仅是“无用”吗？是“思想方式”还是“思想”。

在批判书报检查制度的旧译文里，有一段话经常被人引用：“凡是不以行为本身而以当事人的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20]其中“思想方式”一词，在旧译文的其他地方也常出现，例如“惩罚思想方式的法律”、“没有一部法典、一所法庭是为思想方式而存在的”[21]等等。它的对应德文词是“die Gesinung”，就是“思想”之意。译成“思想方式”，在汉语里变成一个偏正词组，主词是“方式”，“思想”仅仅说明“方式”，这就可能造成对马克思论述理解上的差误：似乎专制主义的书报检查制度只是限制表达的方式，而不是强制人们只能具有一种官方钦定的思想。新译文将“思想方式”全部改译为“思想”，那句话的新译文是：“凡是不以当事人的行为本身而以他的思想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实际认可。”[22]其他的地方也相应地改译为“追究思想的法律”、“没有一部思想法典和一所思想法庭”[23]等等。

与上面的问题相关的是马克思彻底否定书报检查制度的理由。我们经常引用马克思的这段话：“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一无用处的，可是它却比人还要威风。”[24]令人奇怪的是，难道仅仅因为书报检查制度“一无用处”，就要这样严厉地否定它吗？与“无用”对应的德文形容词是“schlecht”，它的意思是“恶劣”、“坏”，完全没有“无用”的含义。新译文消除了这个令人费解的问题：“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恶劣的，可是各种制度却比人更有力量。”[25]

但是，新译文中仍然有不大顺的地方：“这种制度本身是恶劣的，可是各种制度却比人更有力量。”怎么后面成了“各种制度”？译文前面的“制度”对应词是“das Institut”（单数），后面的“制度”对应词是“die Institutionen”（复数），这是两个词根相同的不同名词。前者没有“制度”的含义，后者作为复数是指国家机关等。所以，似乎可以试译为：“因为其基本原理是恶劣的，而各执行机关却比人更有力量。”

5.从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历史斗争中，总结出“自由报刊的人民性”。

马克思关于自由报刊人民性的论述，曾经常被人引用，但旧译文有的地方实在令人费解。这段话如下：“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大家知道，画家也不是用水彩来画巨人的历史画的），它的历史个性以及那种赋予它以独特性质并使它表现一定的人民精神的东西——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26]这里似乎谈到三个并列的要点：人民性、历史个性和某个“东西”。问题在于译者对原著的几个复合从句，哪个说明哪个没有弄清楚，我在过去的几篇文章里指出过这一点。[27]新译文是：“自由报刊的人民性（大家知道，就连艺术家也不是用水彩来画巨大的历史画卷的），以及它所具有的那种使它成为体现它那独特的人民精神的独特报刊的历史个性——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是不合心意的。”[28]显然，马克思谈到的是两个并列的要点：人民性和赋予自由报刊人民性的它的历史个性。在这段前面，马克思论述了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新闻出版自由的历史形态”[29]，谈到这些国家的自由报刊为争取新闻出版自由进行长期斗争的历史。正是在这种斗争中，自由报刊形成了它们的历史个性，成为体现独特的人民精神的独特报刊，因而也就具有了人民性。

在这段话里，人民性与“艺术家也不是用水彩来画巨人的历史画卷的”之间的关系，似乎很难让人理解。这里涉及马克思当时对中国画的个人看法。他在同一篇文章中以非常赞同的口吻引证了一段话：“这种缺乏表现力的情况就像一幅缺乏阴影的中国画。”[30]显然，用水彩画出的中国画使马克思有一种阴翳的、缺乏表现力的感觉，而人民的精神、当代的历史，则是生机勃勃、充满色彩的。报刊表达人民精神也应当是有生气、有色彩的，欧洲艺术家表现宏大历史场面的画，也是如此，一般采用浓重的油彩而不是水彩。马克思附带谈到艺术家作画，是为了进一步说明白由报刊反映人民精神时的那种生动的气质。

6.什么样的报刊才能得到民众的承认？

新闻学研究中引用马克思最多的可能就是关于“人民的信任”的那段话。这段话加上前面一句，旧译文是：由于书报检查的猜疑和报刊内部的自我束缚，“失去了使这种报刊能够开展工作从而取得人民信任的唯一先决条件。而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31]旧译文的前面那句话有些含糊不清，引用者大都引用后面的话，看重的是“人民的信任”这个词，而无法进一步探究人民信任什么。

新译文基本表达了马克思的原意：由于书报检查机关的过分小心和报刊内部的自我局限，于是失去了“一种坦率而公开地发表意见的报刊赖以发挥作用、从而能得到民众承认的唯一条件。而民众的承认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无可挽救地陷入绝境。”[32]我们首先会注意到，“信任”被改为“承认”，其对应德文词是“dieAnerkennung”，确实只有“承认”或“公认”之意，似乎没有“信任”的程度深。而要得到民众的承认，报刊就要在坦率而公开地发表意见方面发挥作用，这一点若做不到，也就谈不上民众承认它。旧译文使用的“萎靡不振”这个词曾使人感到不好理解，它的对应词组是“rettungslos hinsiecht”（无可救药地憔悴下去），新译文显然较为准确。

仔细研究马克思这一时期谈到的关于报刊与人民关系的话，他讲的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二者“相互信任”、“同甘共苦”那种战友关系，他是从正常发挥报刊的基本功能角度，谈到与人民的关系的。报刊感受人民的生活，并坦率而公开地报道他们的生活，这是建立双方良好关系的前提。

7.新译文漏译了一句重要的话。

与上面的问题相关的是马克思关于“自由报刊是治人者和治于人者都需要的第三因素”的论述，新译文译为“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都需要的第三个因素”，意思差不多，但后者更准确些。新译文接着译道：“在报刊这个领域内，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同样可以批评对方的原则和要求，然而不再是在从属关系的范围内，而是在平等的公平权利范围内进行这种批评。”[33]这句话以后还有一句：“nicht mehr als Personen，sondem als intellektuelle Machte，als Verstandesgrunde.”[34]旧译文译为：“不是作为个人，而作为理智的力量，作为合理观点的体现者”。[35]翻译基本是准确的，但是新译文却没有译出，漏掉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失误。从这一段话中也可以看出，马克思不是泛泛地谈论报刊和人民的亲密关系，强调的是报刊发挥自身的功能，以减轻人民的痛苦。

8.报纸广告不能代表报纸本身。

马克思有一句话讲到报纸广告，但是旧译文令人难以理解：“任何报纸广告都是智力的表现。但是，谁会因此说广告就是文学呢？”[36]文章的前后文均没有涉及文学，而且这句话前后意思的转折，逻辑上也不通。对应德文名词“die Literatur”首要的含义确是“文学”。新译文是：“任何报纸广告都是智力的表现。但是，谁会因此说广告就代表出版物呢？”[37]这样理解上就没有问题了。显然，原因在于对“die Literatur”含义的选择，翻译时要考虑它所处的具体语境，就像当年改译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那样，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才较为准确。

9.中国古代报刊为欧洲专制主义报刊提供了范本。

马克思谈到中国报刊的那段话，旧译文有些不好理解。原文是：“请给我们（只要你们命令一声就够了）一种完善的报刊，这种报刊的原型几个世纪以来就一直在中国存在了。”[38]这是马克思对书报检查制度的讽刺。按照逻辑，检查报刊的人应当比报刊主办者完善，既然如此，又何必要检查呢，就让这些完善的人去办完善的报刊吧！接着就是马克思提到中国报刊的这段话，意思是中国古代直接由皇帝办的报刊是永远不会有错误的（即完善的），这种报刊为现在欧洲的专制主义报刊树立了“榜样”。此事我在一篇文章里讲到过[39]，但知道的人不多。旧译文没有明显地表达这个意思，新译文是：“请给我们一种完善的报刊吧，这只要你们下一道命令就行了：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提供这种报刊的范本。”[40]其中后一句译得相当准确。旧译文中的“原型”，对应德文名词是“das Vorbild”，意思是“榜样”、“蓝本”，而“原型”的意思与之是有差距的；旧译文中的“存在”，对应动词是“Iiefern”，意思是“生产”、“提供”，与“存在”的意思差距同样较大。

马克思知道中国邸报的情况（这一时期他还谈到中国的八卦及八卦的发明人伏羲），可能与他阅读黑格尔《历史哲学》、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关于中国的论述有关。孟德斯鸠在“大逆罪”一节谈到两个编邸报的人，因为所述情况失实而被处死，因为邸报是以皇帝名义出版的，不允许有错误。[41]

10.新译文一经点拨就清楚了的地方随处可见。

阅读新译文，大多数情况下有一种“拨开迷雾见青天”的感觉，往往是一个词或一句话的改译，就使原来读旧译文时产生的疑惑得到了解决。马克思谈到对人的精神风格的无理限制时，批评说：“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42]没有色彩的色彩，这话是不通的。新译文改为“一片灰色”[43]，使话讲通了。

旧译文批评书报检查时有一句话：“反对倾向的法律，即没有规定客观标准的法律。”[44]书报检查并非要求没有倾向，而是对某种倾向进行迫害。新译文改为“追究倾向的法律……”[45]，意思一下就清晰了。

马克思关于莱茵省等级议会辩论新闻出版自由的论文很著名。议会中的四个等级的名称，旧译文是：诸侯、贵族、市民、农民。其中“贵族”等级令人感到不解，因为诸侯也是贵族，只不过是大贵族而已，那么他们以外的贵族是指什么？新译文全部改为“骑士”，问题就清楚了。旧译文里的“贵族”是指另一类小贵族。

马克思在谈到古代雅典时曾有一句话：“如果国家像古代雅典那样把寄生虫和阿谀奉承之徒看做违背人民理性的例外和痴呆，这样的国家就是独立自主的国家。”[46]“违背……的例外”，两个否定等于一个肯定，意思显然相反了。新译文纠正了这一点，并且纠正了“痴呆”（对应词是“die Volksnarren”，意即人民中的丑角）的错译。新译文是：“一个国家如果像古代雅典那样把谄媚者、寄生虫和阿谀奉承之徒当作违背人民理性的人和人民当中的丑类加以惩处，这样的国家就是独立自主的国家。”[47]

译文评论一位发言人的讲话时说：“主要报告人企图限制出版物的人物即它的主体。”[48]，这句话有点令人莫名其妙。新译文是：“提案人企图限制人，即新闻出版的主体”。[49]

旧译文关于报纸的价格低廉有一句话：“它是国家精神，这种精神家家户户都只消付出比用煤气灯还少的花费就可以取得。”[50]它本身是清楚的，但一看新译文，就发现马克思的本意被衰变了不少。新译文是：“自由报刊是国家精神，它可以推销到每一间茅屋，比物质的煤气还便宜。”[51]完全是从德文原著直译的。于是，显示出两点：当年德国民主运动中“给宫廷以战争，给茅屋以和平”的口号对马克思的影响、报纸价格与物质商品价格的比较。

在马克思将报纸报道事实、反映人民情绪二者进行比较时，他使用了“ein wahres Marchen”这样一个词组，旧译文译为“真实的叙述”[52]，读者大都不知是什么意思。梅绍武翻译《马克思与世界文学》时指出，应译为“一个真实的童话”。[53]新译文也采用了梅氏的译法。这是德国作家海潭使用的语言，只要想起他的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就会想到马克思的话怎样翻译了。

新版《全集》对《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论著的编排和篇名也作了改动。例如旧版将马克思评论《莱比锡总汇报》遭查禁的文章编为一篇，并没有马克思留下的什么材料为根据，新版尊重马克思原来发表时的次序，恢复为7篇独立的文章。该报是在萨克森王国出版的，普鲁士王国只能在境内禁止它，不可能跑到萨克森查封它。显然，旧译文将“das Verbot”（禁止）译为“查封”是不对的，新译文全部改了过来。我在编辑《马列主义新闻学经典论著》时，亦把这组文章分别作为各个独立文章对待，将“查封”改为“查禁”。[54]马克思著名的论文《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的地名“Mosel”，按照德语发音，新版全部译为“摩泽尔”；《莱茵报》的出版地点科伦（Koln），新版也按照德语发音全部改译为“科隆”。另一篇马克思的文章《市政改革和（科伦日报）》，“市政”的意思与文章所讲的内容对不上，新版较为准确地译为《区乡制度改革和（科隆日报）》。

新版为研究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新闻思想提供了新的材料，包括最新发表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的C部分、一篇马克思修改过的发表在《莱茵报》上的文章，以及马克思参与起草的《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等5篇最新发表的《莱茵报》活动的历史文件。

从新版发表的彩色插页我们还可以得知，1930年5月，鲁迅主编的《萌芽》月刊曾发表过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两段语录。经查，发表时题为《马克思论出版自由和检阅制度》（洛峰译），关于出版自由，翻译的是马克思关于新闻出版自由也是一种美，没有她我的生活不可能充实美满等等的那段话。[55]关于书报检查制度（当时译为“检阅制度”），翻译的是马克思关于追究思想的法律是一个党派对付另一个党派的反动法律等等的那段话[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