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华日报》谈周恩来的新闻思想

从《新华日报》谈周恩来的新闻思想[1]

廖永祥

为了纪念与缅怀周恩来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报刊活动家，在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战争初期领导《新华日报》在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坚持和平、民主、独立等方面的丰功伟绩，本文将集中就他的新闻思想，他对新闻学基本理论的贡献，作一论述。由于当时白色恐怖的政治环境，他的讲话一般都不允许笔记，文字资料留下来的不多。本文是根据《新华日报》版面资料和报馆一些老战士的回忆文章整理与综合的。

1.革命的喉舌。周恩来为《新华日报》创刊的题辞：“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是他对这张报纸的出版宗旨的提示。《新华日报》的酝酿、筹备到创刊，正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开始的时候。这一时期共产党的总路线，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号召，周恩来把《新华日报》作为中共中央在国统区的政治机关报来办，并在题辞中赋予报纸这样的宗旨，使这张报纸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喉舌，为党的总路线、总方针服务，正确地解决了新闻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表明了报刊与政治不可分离的主体立场。

《新华日报》在《章程》中规定：“本报以报道新闻、发扬文化、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宗旨”。并在《发刊词》中宣布：“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斗争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成为全国民众的呼声。”这表明：《新华日报》不仅肩负传播信息、文化、知识的任务，更重要的是要为抗战这个当时最大的现实政治服务，这是符合周恩来关于党报是“革命的喉舌”这一新闻思想的。

在《新华日报》出版9年多的岁月里，它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这两大阶段。两个阶段敌我友几方面的情况是很大不同，国内外阶级力量的对比和形势的变化也很复杂，周恩来领导《新华日报》，特别注意正确掌握政治大方向，把握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整个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始终将斗争矛头对准日寇和汉奸卖国贼，对蒋介石则支持其抗日的一面，斗争其反共、反人民的一面。即使三次反共高潮中，《新华日报》被迫不能不进行反击，但都保持一定的限度，有理、有利、有节，使国共之间的关系没有达到完全破裂的程度，这就有利于抗战。日本投降后，蒋介石的方针改为：或以和平谈判方式迫使中共“放弃武力”，或以“放手动员便作战”的办法来消灭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力量。《新华日报》根据中共中央“以打对打，以谈对谈”的方针，对谈判及其达成的有利于人民的协议，报道、宣传都持积极态度；反之，对蒋介石破坏谈判、协议的揭露、抨击也是严肃的。《新华日报》始终把斗争矛头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直到蒋介石本人，这就有利于团结国民党内民主派，分化、争取其中的中间派，最大限度地孤立以蒋介石为首的一伙顽固分子。

2.党的旗帜。“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就对留下坚守阵地的报馆同志说过：“宁愿全体人员殉职，也绝不自动放下这一面旗帜！”1947年2月26日，国共第二次合作已经破裂，周恩来在延安仍致电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指示“坚持非赶不走的原则”，再一次嘱咐《新华日报》绝不能“自动放下旗帜”。周恩来强调《新华日报》是党的旗帜，正确地解决了党报与党的关系问题。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的组织，包括武汉时期的长江局和重庆时期的南方局，都处于秘密状态，不能公开活动，只有《新华日报》作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公开论坛，被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共产党的具体形象看待。周恩来认为，党的旗帜，也是人民的前锋；它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党报既不能偏离党的路线、政策轨道，又不能违背人民的意志。共产党是为全中华民族和全中国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因而党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社会、历史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也是一致的。《新华日报》既是党的事业，也是人民的事业。它的出发点，不是为个人或限于一党一派，或某一政治集团的狭隘利益。它站在民族立场、人民立场，这是它与国民党报刊或其他民营报刊的根本差别。

特别是经过1942年周恩来亲自领导《新华日报》进行整风与改版后，大家更进一步加深了对党报作为“党的旗帜”这一新闻思想的认识。这次党报党刊的改版，是毛泽东作为党报党刊整风的内容而提出来的。毛泽东要求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就是“党报，还是社报”问题进行深刻检查，达到报纸“增强党性和反映群众”的目的。《新华日报》办在远离党中央的国民党统治区，具体负责报纸领导的周恩来，特别注意这张报纸同党中央的关系。他非常重视党中央、毛泽东指示的传达学习与贯彻，经常召集南方局、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干部会、党员会，及时传达党中央、毛泽东的文件、指示。尤其是对报馆的领导骨干、采编人员，他不管自己工作怎样忙，有时甚至深夜，也会抽出时间迅速传达来自延安的精神、信息、动向。大家经常都有一种感觉，即：“我们是在党中央、毛泽东领导下工作，党中央、毛泽东就在我们身边！”

3.人民是报纸的主体。在《新华日报》筹备过程中，周恩来就告诉潘梓年等报馆的负责同志，说：“报纸要大家来办，靠群众办，不能只是少数人关起门来办；办好一种报纸不仅有办报人的责任，也有看报人的责任。”因而报纸还在试版过程中，潘梓年等就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将试版发到社会各界，广泛征求意见。根据各种不同阶层人士意见，编辑部对版式、内容编排、印刷、发行等，反复进行修改。报馆董事会还在创刊前夕举行招待会，邀请中外文化界、报刊界著名人士50多人征集意见，并在《副刊》举办《读者信箱》专栏和在《群众》周刊登载《新华日报征求通讯员词》，使报纸一创刊就和各界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沟通起来。报纸发表专文，表示“希望每一个读者都是本报的作者”，“凡是看本报的人，都是给本报写文章的人”，并号召：“做工的，做庄稼的，店铺里的伙计，军队中的兄弟”，都来给本报写稿。报纸创刊不久，就有了一批工人、学生、教师、机关职员等来自基层的作者，为报纸供稿。报纸充满了生活气息和群众的声音，这是国统区的其他报刊所没有的。

《新华日报》出版一个半月，就在报纸上刊登《征求读者意见启事》，还发放表格对读者成份进行调查。编辑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提出了“为读者服务”的方针，成立了专门的“读者服务部”，在联系读者、吸收读者意见改进报纸方面，是做得不错的。然而读者是分不同的成份的，这一次的调查，发现读者对象学生（占24%）、工人（占19%）、机关职员、店员和救亡团体的工作者（占28%）等，加在一起占71%，这说明《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基本群众中影响是很大的。调查使报纸对新闻事业与人民革命事业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编辑部也由此找到了一条把新闻舆论与群众舆论结合起来的渠道。因此，《新华日报》从1939年1月11日开始，照例每年要在创刊纪念这天，邀请各方面读者、朋友参加座谈，当面征求改进报纸的意见，并事先刊登启事，发动广大读者，就报纸的新闻、言论、副刊、广告、印刷、发行等，提出批评、建议。报馆各部门则对照读者来信、建议，分门别类进行工作总结，针对读者意见，一一作出公开答复，还公布改进的计划、措施。报纸把原来有点单一的副刊，开辟了《工人园地》、《青年生活》、《妇女之路》等六个专刊，变成了一个依靠工人，并兼顾青年、妇女、文化界、科技界的园地，团结面越来越广。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报纸确定以工人为核心，坚持面向中下层读者，实行通俗化、大众化的方针。周恩来提出的“人民是报纸的主体”的新闻思想，得到全面贯彻，报纸更加注意社会生活和群众呼声。1945年和1947年报馆两次大规模征求读者意见，通过工作总结，提出了“我们是人民勤务员”的奋斗目标，强化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华精神”，进一步确认人民是新闻、报刊主人翁的地位。周恩来关于“人民是报纸主体”的新闻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新闻领域的具体运用。

4.通过统一战线开展党报活动。周恩来一再嘱咐报馆编辑部、采访部的负责人，要通过党的统一战线来开展报纸的各项活动，又通过党报的活动来宣传、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这一新闻思想，是从检查《新华日报》记者工作中提出来的。新诞生的《新华日报》，老记者都是从资产阶级报刊转过来的。他们在资产阶级报刊任职多年，只知当记者就是采访、写稿报道，记者与采访对象和报道的事物，一个是主体，一个是客体，彼此没有切身的利害关系，自己作为第三者，处于观察、评价的地位。这种资产阶级记者的单纯业务观点，就是为一篇稿子而奋斗。周恩来告诫他们说，作一个人民的记者，“决不能单纯为了完成报道任务而去采访”。他规定记者的活动范围，“应不单限于做好采访报道，而且还要搜集参考资料，供给编辑部材料和建议，向同情我们的社会闻人，代约投约、写专论、征求意见等”。周恩来要求报馆人员，特别是记者、编辑，要把做好党的统战工作，作为开展报纸一切活动的前提。《新华日报》采、编人员，根据周恩来这些指示，开展统战工作的方式，一是参加到各种群众组织、群众运动中去，如投入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同这些组织、团体的实际工作同志、群众打成一片；二是参加到各种重大事件、重大斗争中去，如反对国民党当局破坏政协路线和抗议美军暴行的爱国民主运动等。他们与群众深入结合，一起受难，一起战斗，在此基础上，通过新闻、言论，来反映、支持群众舆论。

5.言论是报纸的灵魂。周恩来一再强调党报要十分重视言论，要把它放在办好报纸的首要地位。言论是代表一张报纸立场的集中形式。党报是靠言论集中反映党的理论、纲领、路线的。《新华日报》作为中共中央在国统区办的政治机关报，它是代表共产党发言的舆论阵地，言论就是报纸党性的集中表现。周恩来常说，一张党报没有言论，就等于没有灵魂。所以他领导《新华日报》的主要精力放在抓言论上。来自党中央的声明、宣言、权威人士的评论、观察家谈话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文章、著作，以及党中央驻国统区代表团的重大文件、延安《解放日报》与新华社社论、重要新闻等，构成《新华日报》言论的主要部份，哪些该登载，什么时候见报，在版面放什么位置，周恩来都要亲自过问。报馆的“社论委员会”也是周恩来主持，重大的言论稿由他亲自管。言论班子写的社论、文章，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周恩来出题目，或授意先写什么，后说什么，分哪些段落，由被指定执笔人写出草稿，由他修改；二是撰稿人自己拟题，自己写，或集体研究选题，推定一位同志写，最后交周恩来裁夺；三是周恩来亲自执笔，撰写社论、署名的评论、重要新闻、戏剧评论、声明、谈话等。在《新华日报》出版的9年多的岁月里，周恩来写的这些文章，加上为报纸题辞、发表的讲演稿、函电答记者问、备忘录等，总计有108篇，24万余字，这还不包括他在《群众》周刊发表的13篇文章在内。仅以社论来说，从《新华日报》版面可以看见，写得最多的就是周恩来。《新华日报社论集》一书，其中选载周恩来写的社论就有18篇。这些社论所涉及的，都是有关时局或国共关系中的重大问题。不少文章、谈话，都是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理论、路线、政策的，在驳斥、反击顽固派的种种谬论、暴政、暴行的同时，周恩来旗帜鲜明地宣传、贯彻了我党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方针、主张，从而教育广大群众，发展了进步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孤立了顽固势力。周恩来正是这样以身作则，真正把言论当做报纸的灵魂，当做办报的首要工作来做。

6.新闻必须忠于事实。周恩来对《新华日报》的领导，特别强调：“用事实说话，摆事实，讲道理。”他一再教导报馆的采、编人员：“要讲真理，我们靠真理吃饭。”廖沫沙《新华日报是我的老师》一文回忆，周恩来检查编辑部的工作，要求最严厉的问题之一，就是新闻的真实性。那时候编辑部的负责同志，每礼拜要向南方局汇报一次工作。有一次，一条政治新闻发生了错误，文不对题。新闻中并没有指明谁的主张，标题却说某方面的主张，影响很不好。周恩来对有关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不仅讲了这个错误会产生的后果，还指明了今后应如何注意这样的问题。

1945年10月8日，周恩来的外事秘书李少石从曾家岩周公馆用汽车送柳亚子回沙坪坝寓所，归来经小龙坎至红岩村途中，被国民党兵枪击牺牲。此事发生在毛泽东来重庆谈判的时候，地点又在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附近，司机将李少石送进市民医院后，又下落不明。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是国民党特务有意破坏国共谈判的阴谋。《新华日报》于次日在二版刊登《本报特讯》，标题是“李少石同志突遭暗杀”，并称：周恩来于当晚8时50分，偕宪兵司令张镇前往医院察看，顿时泪下如雨，说：“二十年前廖仲恺先生遭反革命暗害，其情景历历在目，不料二十年后，他的爱婿又遭凶杀。”到10日，案情经过国共双方反复查证，为了在社会上澄清事实真相，周恩来当即指示《新华日报》照登了有关此事的中央社讯，还刊登了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的谈话，说明“这是一件非常悲痛的偶然事件”，“感谢宪警治安机关、医院、法院的努力及各方人士的关心”。谈话如实地说明了事实的经过。周恩来和《新华日报》这种尊重事实，在事实面前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并严于律己的光明磊落态度，在国统区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连国民党的军警人员也深受感动。直到解放后几十年，周恩来还严厉批评过有个别同志写回忆录时仍说李少石是被特务暗杀的，嘱邓颖超转告这样写的同志一定要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