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继承和发展的原因

毛泽东新闻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办报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这不是主观的夸张，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结晶，是时代精神的集中，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第一，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本质地决定毛泽东新闻思想必然源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旧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有半封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22]毫无疑问，作为意识形态重要组成部分的毛泽东新闻思想，自然与这样的文化绝缘。

鸦片战争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入侵，使中国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的社会，然而，伴随这种资本主义入侵而产生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是发展着的。而且，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力量，新的观念影响着社会。但是，旧中国的这种新的政治力量，对革命的态度是有所不同的。资产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23]小资产阶级由于各阶层所处的经济地位不同，对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只是到了革命高潮，可以看到胜利曙光时，才积极参加革命。这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革命”。[24]一个对革命摇摆不定的阶级，当然也不能为毛泽东新闻思想所吸收。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25]从青年时代就“心忧天下”，“坚定地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毛泽东，必然接受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以此作为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特征，通过报纸、广播、通讯社等新闻工具，为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而大造革命舆论，达到革命的目的。

特别是在1920年夏，已经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一直没有动摇过的毛泽东，更加本质地决定了以他为杰出代表的毛泽东新闻思想，必然源于马克思主义。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探索，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在1919年7月14日。这时，毛泽东还没有完成世界观的转变。他自己也曾经说过，在湖南师范读书期间（1912—1918），他“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怎样认识毛泽东新闻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

诚然，世界观的转变要有个标志，但世界观的转变又是个过程，要有量的积累和质的飞跃。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时，虽然还未完成世界观的转变，他当时还是个唯心主义者，但他同时“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26]。而且，在1917年还倡导成立了新民学会。这个学会随着五四时期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很快成为一个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职责的革命团体，成为全国革命领导的核心，并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组织上作了准备。这个时候的毛泽东，虽然还没有最后完成世界观的转变，但他坚决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和行为，他的“改造中国和世界静的意志，无疑是属于无产阶级的。

第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性，客观地决定了毛泽东新闻思想必然源于马克思主义。

列宁评价马克思主义学说时说，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在于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学说的产生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承。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已经形成，并逐渐在全世界占据主导地位。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事业。1917年11月7日，他领导俄国无产阶级推翻了沙皇统治，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当时，世界上竖起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27]独立革命的思想，走中间的道路是不存在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作为中国革命先进分子代表的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理用于指导中国革命，自然也就成为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渊源。当时毛泽东创办自修大学、成立文化书社、努力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事实也表明，他对于两面旗帜、两种世界的选择，毛泽东选择了共产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一边。

毛泽东当时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在他为新民学会友人易礼容的信加的按语，给黎锦熙先生的信中也得到证实。

1919年，毛泽东在湖南领导了两个运动。一个是驱张运动，一个是自治运动。对这两个运动，当时国人有不同的议论。1920年3月17日，毛泽东给黎锦熙先生的信说：“稍有觉悟的人，应该从如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目前……这样枝枝节节向老虎口里讨碎肉，就是坐定一个‘即以办到’，论益处，是始终没有多大的数量的。”[28]1920年7月，毛泽东为易礼容的信加按语说：“驱张运动只是简单的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去的强权者，自治运动只是简单的希望在湖南能特别定出一个办法（湖南宪法），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彻底而言之，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根本主张是什么呢？是“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29]

再从毛泽东给向警予、罗傲阶的信也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在同一天，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给向警予、罗傲阶写了信。给向警予的信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选环境一法。”[30]给罗傲阶的信说：“中国坏空气大深太厚，吾何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它斟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指望，才知所趋赴。”[31]

显然，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另辟道路”，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所说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这种主义不仅是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运动的基础，也是他办报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