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状况（中）

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状况（中）[1]

姜克安

（三）英国。英国传播学界不乏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或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学者，例如格雷享姆·默道克、彼得、戈尔汀、约翰、威斯特嘉德、奥立弗·鲍伊德一巴里特、安东尼、史密斯和詹姆士·柯伦等。可以说，其中有的学者是批判学派中马克思主义流派在英国和欧洲的代表人物。

英国拥有七、八个正式的传播研究中心或单位，它们大都是高等院校的附属机构，并不是官方或党派的团体。英国至今尚没有一所由共产党主管的研究机构，或完全由马克思主义传播学家组成的研究团体。英国传播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并未组织起来，大都分散在各自的单位里，或从事研究工作，或从事教学，或边教学边研究。例如：戈尔汀担任研究官员，在莱赛斯特大学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心”工作。史密斯是电视摄制者，也是传播媒介问题的专家，牛津圣·安东尼大学的特别研究员，近30—40年来英国的传播学界，也象法国那样划分为两三种流派，即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的和运用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三种派别。但英国三派不像法国那样热衷于学术辩论，也不像法国的非马克思主义学派那样讨厌马克思主义的学派。英国传播学界基本上是一片“友好相处”的局面，各派别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虽然彼此在文章中有所交锋，但谁也不急于和别人围绕某些问题大争大辩一番，并将对方从学术论坛上轰出去。也许这反映了英国学术界那种持重、保守的传统风格。

英国传播三种流派所进行的不同课题的探索，是在英国国内外特定的政治、社会背景下所形成的学术分工，从促进英国传播学研究事业来说，三者已经缺一不可了。近年来，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也较为活跃，从它们公诸于世的研究成果来看，多半集中于两大方面：

首先，剖析大众传播媒介和社会的关系；其次，探索媒介组织和占有的情况。相对来说，后一方面恰恰是美国的短处，英国一些学者常表现出一种民族自豪感，他们说：美国人不愿碰“控制分析”，我们就要碰一碰！当然，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这方面更是如此了。其实，上述两大课题无疑是具有内在联系的。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出发，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往往将媒介置于宏观境界加以审视，并集中观察媒介拥有者、控制者和社会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信息的思想含义和它所具有的再次体现社会体制的作用。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威斯特喜德、默道克和戈尔汀等人正在从事这方面的探索，并撰写和发表了几篇颇有份量的学术论文。具体题目是：默道克和戈尔汀合写的《资本主义、传播学和阶级关系》，威斯特嘉德的《权力、阶级和媒介》。

这里着重介绍《资本主义、传播学和阶级关系》一文，借以说叫英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学家批判性文章的份量，由此可以看出目前国际大众传播学批判性研究水平所达到的高度。在这篇文章中，默道克和戈尔汀运用和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批判》两篇著名文章的观点，也引用了他们所同意的几位西方学者的看法。这篇论文可算做近年来批判学派的代表作之一。

默道克和戈尔汀的论文指出：“……对于相互关联的各种标准的大众传播系统，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结构的核心部分，我们在综合分析方面仍做得不够。总之，为寻求一种适应需要的联合性的工作，多数评论家曾顽固地回避了分层理论，他们要么完全忽视了阶级问题，要么则否定阶级的全部存在。

为消除目前传播学领域的分裂状况应对大众传播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开展一种更为科学的探索，即创造一种传播学的全面理论。”

“在一本新出版的传播学刊物里，编者在其前言内首先提到：过去，正象对于知识所采用的分门别类的那种方法，我们对人群也是加以划分的。将分散重新归纳起来的方法之一，是通过综合那些以人类每一成员和整个社会为基础的原则，也就是通过传播学……，在人类或社会生活中，不可能不通过某些方法去参加传播活动。而我们彼此相联系的传播方式，就决定我们拥有哪种类型的社会面貌。”（撒耶1974年）

默道克和戈尔汀批驳了撒耶的观点。他们说：“……这是一个荒谬的解释。他忽视了一件事实，即：关于学科的区分，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为了综合起来方便，或者认为是学术权威大厦的产物，而是由于各种理性探索存在着根本和本质上的区别。许多社会学家，包括我们自己，对于此种传播学程式的基本主张，即所谓传播‘决定我们拥有哪种类型的社会面貌’的说法，是不会同意的。反过来说，社会学的分析是从完全对立的主张出发的。该主张认为，正是社会关系的结构才决定了传播学程式，以及决定了人们表达文化的方式……。”

默道克和戈尔汀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究竟是人类的传播活动决定了人类社会面貌，以及人类传播活动的方式。

在论文中，默道克和戈尔汀概略地介绍了英国传播学家通斯塔尔的《工人阶级与传播工具》，由此说明近年来英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在“大众传播工具和阶级”的关系方面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研究。

引人注目的是，论文剖析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的垄断化。论文指出，目前，在这些国家里，就传播企业而言，资本主义联合结构有两种基本情况：一种是“在一些大型公司的掌握下，集中已成为长期发展变化的趋势”；另一种是“扩大多种经营则产生了媒介合成体，它们在传播和服务性企业的一些部门中掌握着股份”。论文进一步写道，传播企业的集中趋势，不仅在于企业联合的数量，还在于“媒介合成体今后能够极大限度地扩充它们的控制潜力，包括‘控制它们时代的生产和分配方案’”。论文还说明，创建这些媒介合成体的家庭或他们的继承者，在他们所控制的传播企业中，“保持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往往控制着利润的分配，无数例子表明，他们也身居总管和经理的位置。”

论文写到这里，围绕传播学控制分析的问题，默道克和戈尔汀还提出了今后应重视的课题：“在实践中，这种控制的潜力究竟有多大，人们对此确实认识到什么程度？”“无论怎样，核心问题在于：究竟按照谁的根本利益行事，并如何实行这种控制？”

和西方某些传播学论文相比较，默道克和戈尔汀的论文并未停留于空泛的议论，而是针对西方传播学过时或错误的论点，并结合美国、英国传播工具的实际状况，做了有理有据的驳斥。这样的论文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也包含着指出传播学研究的新方向的重要意义。

在英国，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学家已出版的著作中，除了同时既结合英国情况，又涉及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情况以外，还有一些著作和论文是专门针对英国，或者美国的。戈尔汀在1974年便发表了题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著作，人们称该书是“从社会主义者角度对英国传播媒介进行研究”。

戈尔汀的研究的确较为全面，包括英国媒介的演变、结构和社会机构，它和社会科学的关系，它和社会制度的关系，传播者和传播媒介的产品（作品）等等。这篇论文广泛地触及了英国报刊、出版物、广播、电视和电影等主要传播媒介的历史和现状。柯伦有一篇专门评论英国报业的文章也颇为著名，即《资本主义和对报界的控制，1800—1975年》。

对美国传播媒介的分析，比较早而且影响大的一本书，要算1951年6月出版的《美国对英国文化的威胁》。该书问世的背景是：1951年4月29日，英国共产党在伦敦召开了一次会议，集中揭露和批判美国对英国的文化渗透，而且特别提到美元、种族主义和暴力活动的影响。该书汇集了13篇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