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的目的
毛泽东是党的领袖,因而他谈到的宣传主要是党的政治性宣传。关于这种宣传的目的,他讲了许多话,总括起来可以归结为两条。第一条,为了提高人民的觉悟。他说:光有先锋队的觉悟不够,还必须使全国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中国人民中有这样一部分人还不觉悟,就是说明我们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还做得很不够。人民的觉悟是不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6]从这个正确的估计出发,毛泽东把宣传的重点放在还没有觉悟的人群方面,放在以往不被人看重的社会下层。他为红四军起草的宣传决议,就曾将忽视对城市贫民、妇女、青年、流氓无产阶级的宣传列为当时宣传的主要缺点。他特别注意在农民中的宣传工作,研究了农民运动中普及政治宣传的问题,将这种宣传水平逐步在简单口号的基础上充实起来[7]。重视对农民的宣传,是毛泽东宣传思想的一个要点,这与他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总体战略是相联系的。毛泽东也注意到城市小资产阶级易于受资产阶级影响的问题,特别要求在他们中间进行革命的宣传[8]。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一种宣传上的策略。恩格斯早在1873年也表达过类似的思想,他说,“宣传上的正确策略……在于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9]
第二条,为了达到万众一心,争取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把这一点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他说: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10]。在谈到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时,他曾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人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11]
这两条宣传的目的,一条要求大多数人觉悟,一条要求在这个基础上齐心合力。二者紧密联系,缺一不可,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把它们比作感动上帝(人民)的过程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