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对发展党报理论的贡献——缅怀百年少奇

刘少奇对发展党报理论的贡献[1]——缅怀百年少奇

陈力丹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的新闻事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许多关于新闻工作的观念，例如客观公正、趣味性、贴近受众、媒介竞争和广告业务、记者聘任制等等，已经习以为常。而在二十多年前，这些观念还被批判为“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新闻路线”。早在四五十年代，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同志，就已经根据中国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论证了转变新闻工作观念的系列问题，极大地发展、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工作理论。现在的新闻改革，实际上相当程度遵循着刘少奇当年的思路。然而，由于党中央1957年以后对政治经济形势的估计发生偏差，刘少奇的许多正确观点被搁置，随后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判。1968年经陈伯达、姚文元审定的近二万字、44条注释的“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全面否定了刘少奇的新闻思想，对他的观点竭尽污蔑之能事。“可惜至今还没有看到有哪篇论文系统地批驳姚文元这刀笔”（吴冷西语）。现在面对刘少奇的许多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论述，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历史证明了刘少奇新闻思想的正确和可贵，如果当年能够遵循着他的思路，我们要少走许多弯路。

刘少奇较为集中的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论述有三次。第一次是1948年10月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当时中国革命即将胜利，面临着从战争到建设，从农村到城市的斗争环境的变化，他的谈话提出了一系列适应新环境的论点。第二次是1956年5—6月听取新华社、广播事业局领导汇报时的三次谈话。1956年是中国发生重大转折的年代，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八大政治决议）。刘少奇的这些谈话提出了不少大胆的、具有创见性的改进新闻工作的意见。第三次是1961年4—5月刘少奇在湖南调查时对《人民日报》领导同志的几次谈话。这是对该报大跃进期间浮夸报道的批评，分析了发生错误的原因，提出了纠正的方法。刘少奇不断地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生的新情况，发挥、完善、补充、发展了毛泽东的新闻思想，同时对毛泽东某些不够正确的地方，以妥当的方式予以纠正。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他和毛泽东在新闻工作的某些问题上出现不尽相同的思路，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

我认为，刘少奇在以下几方面突出地显示出他对发展党报理论的贡献：

一、他创造性地使用了“桥梁”的比喻，说明党的媒介在党和人民之间，不仅在于党通过媒介宣传党的政策，而且也在于媒介是群众向党说话的通道。他对记者们说，党从两方面依靠你们：中央要频繁地依靠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指导各地的工作，同时，人民想和中央、毛主席通通气，也要依靠你们。“人民依靠你们把他们的呼声、要求、困难、经验以至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反映上来，变成新闻、通讯，反映给各级党委，反映给中央，这就把党和群众联系起来了”。“人民的呼声，人民不敢说的，不能说的，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你们说出来了。如果能够经常作这样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的记者就真正上路了。”在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将党的媒介联系群众解释为通过记者写的新闻、通讯，如此深刻、真诚地反映群众的呼声，以至通过新闻、通讯直接反映党工作中的错误，刘少奇讲得最为明确。媒介处于党与群众之间双向交流的通道上：党——媒介——群众。

二、他向记者提出了一项新任务，即考察党的政策。由于面临复杂的生产建设、群众利益问题，党的领导机构制定政策不像处理敌我矛盾那样相对简单，所以刘少奇说：“我们坐在这里，危险得很哩！搞错了没有？这是我们经常要考虑的问题。”他在1948年和1961年，两次谈到记者考察党的政策的任务。他说：“党的政策到底对不对，允许你们去考察。如果发现党的政策错了，允许你们提出，你们有这个权利。”这样，刘少奇就明确提出党的媒介的双重任务——宣传和考察党的政策，从而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

三、他强调新闻工作的读者视角。当党领导的媒介面对社会的时候，环境的变化要求更多地考虑受众的接受状态。1948年刘少奇就强调：“你们写东西是为了给大家看的，你们是为读者服务的。看报的人说好，你们的工作就是做好了。”1956年，他进一步指出：“要很好地研究报纸的需要……你们要调查报纸的读者对象，究竟某一家报纸的读者是些什么人，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在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刘少奇最早提到调查报纸读者的问题。

他意识到“人民是喜欢看新闻的”，很注意改进新闻的公式化问题，他说：“可以不刊登公报，把公报改写成很短的消息发表。关于刊登公报，过去有不少清规戒律要解禁。公报不应各报一律刊登，有一两家报纸登就可以了，其他报纸可以自由主义一些。”刘少奇特别关注媒介对人民生活的报道，同年他在对广播事业局的谈话中说：广播“老是政治大题目，听了没有什么味道。广播要跟人民建立联系，但是总不能只限于政治上的，人民关心的事情是很多的，想听的事情也是很多的。这方面也应该关心到。”他谈到广播可以考虑的内容包括时装、天气、传染病的流行、副食品供应、百货商场购物、听戏等等，“总之，应该从多方面和人民建设密切的联系。”

四、当出现较大的宣传导向错误时，他认为应当从中央领导、媒介领导两方面检查责任、及时纠正，1961年就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的浮夸风问题，他指出：“报纸的威信很高，大家都以为人民日报代表中央，人民日报提倡的东西，大家也以为是中央提倡的，所以，这几年很多事情，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领导一半。”这并不是平摊责任，而是说明了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当党的媒介宣传导向发生普遍问题时，政策本身亦可能有些偏差。这时从两方面检查问题，容易及时调整偏差。就此刘少奇提出的一个基本方法，即经常地“清理口号”，以便及时纠正错误。

五、在处理党的媒介与党的领导机关的关系方面，他主张“要把坚持原则性和坚持纪律性结合起来”。刘少奇接着解释说：“一方面要服从党委领导，要坚持纪律性，一方面也要敢于向党委反映问题，提出意见，要坚持原则性。不要怕对党委有争论，有争论不是不服从党委。”在这里，纪律性是必要的组织程序，不得违背，但“原则性”则更是原则：报纸一方要敢于按照组织原则，向党委反映问题；党委一方，则不能将“有争论”视为不服从领导。这其中的具体问题当然很复杂，但如果党内民主生活正常，这一原则对于正确处理党的媒介与党的领导机关的关系，在遵守纪律的前提下尽可能避免少犯错误，应当是有效的。

六、他主张媒介的政策宣传要和实际保持一定距离。这里的“实际”是指中心工作。各种媒介一哄而上，宣传过于集中，或者闻风而动，时间仓促，理解肤浅，很容易出现理论或操作上指导思想的偏差，而真理向前多走半步便是谬误。就此刘少奇1961年说：“报道联系实际不要那么紧，联系得紧了，报道了当前的具体工作和斗争，要犯错误。你们要学会既联系实际，又与实际保持一定距离，不要围绕着当前的实际转，也可以报道些与当前斗争关系小些的事情。”邓小平当时也谈到过类似的观点，他说：“宣传上不要强调阶级斗争，一般讲讲大道理，但不宜联系当前工作。报纸上阶级斗争讲多了，就会使人紧张，会妨碍调整。”这里，刘、邓实际上指出了一种防止宣传出现偏差的规律性的方法。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无疑是党的媒介的基本任务之一，但即使是正确的政策，在宣传上也需要逐渐深入，切忌铺天盖地、连篇累牍，特别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济政策问题比分清敌我要复杂得多。

七、他主张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真实、全面、有兴趣，同时有立场。在革命战争时期，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是党的新闻媒介战斗性的表现。取得全国政权后，媒介的报道范围不再只限于党内和党的同情者，报纸和广播面对数亿群众，通讯社要成为世界“消息总汇”。在这种形势下，刘少奇说：“新华社的新闻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同时必须是有立场的。和其他通讯社相比，尽管观点不一样，仍是新闻报道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这就能在世界上建立威信。”“不能只强调政治性立场，还应当强调思想性、艺术性和兴趣。”刘少奇的这个思想既体现了党性原则，也体现了对新闻工作规律的尊重。

八、他主张媒介刊登广告。他在1956年说：“广播电台为什么不搞广告，人民是喜欢广告的。生活琐事和人民生活有切身联系，许多人很注意和自己有关的广告。过去北京有一些电台播广告，你们取消了，是不是怕搞广告？报纸也是要登广告的。我看有些城市电台可以播广告。”从他的谈话中可以看山，当时对于是否播出广告是有分歧意见的。在人们缺乏商品交换意识的那个年代，提倡媒介搞广告，显示出刘少奇的市场经济眼光。

九、他主张党领导的媒介之间的平等竞争。1956年，刘少奇就新华社准备办一家报纸说：“你们办的这家报纸可以公开宣传和《人民日报》竞赛，看看能不能胜过《人民日报》；办得不好，也可以取消。搞自由竞争，搞社会主义竞赛，是必要的。”既然是竞争，就不能赋予哪家以特权，他对新华社领导同志说：“你们希望中央下命令，要地方报纸多刊登新华社新闻，这是不行的。”他要求新华社自己做出成绩来打破各报的“封锁禁运”。他所谈的报纸竞争，是中央一级的两家报纸的竞争。换句话说，他实际上赞同同一级别出现两家以上的媒介，都是党领导的。这个思路是富有启示意义的。

十、他提出了改革新闻体制的一些思路。1956年刘少奇说：“新华社做国家通讯社好，还是当老百姓好。我看，不做国家通讯社，当老百姓好；新华社干部不作为国家干部，不受行政级别限制，记者的薪水也可以比毛主席的薪水高。新华社的评论，不是代表国家发言。新华社也不要学塔斯社那样代表政府辟谣。”这并不是要把新华社变成私营公司，他解释道：“主要是不要时时强调自己是官办的。现在什么东西都变为官办，连农业合作社也成为官办的。所谓‘独立的’只是一种形式，实质是不变的。问题是不要老是强调官方身份，更不要把自己束缚得死死的。”刘少奇在这里既表现了党性原则，也表现了策略的灵活性。如果不以正式的身份出现，新闻和评论就可以相对灵活，群众喜欢，也方便党和政府的工作，不必经常为媒介的些微差误承担责任（同时使媒介本身增强了责任意识），而媒介实际上是代表党和政府根本利益的。

他还考虑到新闻媒介工作人员的管理方式。套用行政级别，是与精神生产的特点相悖的，所以他认为，“应该让记者出名，要他对报道负责；如果犯了错误，他也要作检讨。”“应该要记者在稿件上署名。记者各有个性，各有风格，有些人就喜欢某一记者的报道，只要是他的报道就愿意看。在稿件上署名，这是给予记者荣誉，也是给予压力。”这种强调权利与责任的管理，正是现代企业管理的特征。

刘少奇能够对新闻工作做出符合实际的指示，除了作为思想家的洞察力外，也在于对新闻工作规律的尊重，他把新闻媒介不只是看作党的工作部门，而且也看作一种特殊的社会行业。他对记者说：“在整个社会中间，有你们的特殊职务，别人做不好，不能做的，有些专门的人，不做别的事情，或者少做别的事情，专门做这件事情。因为社会上有此必要，因为人民有这个需要。”不言而喻，这样的工作就不仅仅属于党的工作部门，还要考虑它作为社会性工作的规律。

刘少奇几十年前的谈话，仿佛就是为现在的工作发表的，他的许多论述尽管历遭劫难，甚至某些论述至今仍被回避，但是其思想光辉是掩盖不住的，刘少奇不愧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的富有创见的卓越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