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新闻通讯与中国的社会结构

郭稼

通过写作新闻通讯研究世界历史事件，分析各国的社会结构特征，是马克思新闻写作的特点之一。他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10年，评述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的重大事实，其中包括关于中国的新闻通讯15篇。这些通讯当时所分析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症结，至今对我们仍有启示作用。

马克思在揭露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的荒谬借口的同时，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国内市场。为什么这个市场既无法消化大量倾销的洋货，又无法提供大量出口的农副产品？原因在于：“除了鸦片贸易之外，对华进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着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13卷，第601页）接着，马克思对比了印度、中国这两个国家的异同，写道：“曾经在长期内阻挡了而现时仍然妨碍英国商品输往东印度的，正是这种同样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但在东印度，那种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以土地所有制的特殊性质为基础的，而英国人凭着自己作为当地至高无上的土地所有者的势力，能够破坏这种土地所有制，并从而强使一部分印度自给自足的村庄变成了生产鸦片、棉花、靛青、大麻以及其他原料去交换英国货的简单农场。在中国，英国人现在还没有这种势力，而将来也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13卷，第605页）

马克思上述的分析，描绘了当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村，仍然处在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而列强无视这个属于社会经济结构问题的现实，借口清朝政府设置的人为障碍，采取海盗式的武装侵略，强行打开中国市场，倾销鸦片和洋货，结果使中国农村经济进一步凋蔽，农民生活更加贫困。如此恶性循环的后果，逼迫中国人民只有起来革命，才有生路。马克思早已预料到这一必然的结局，并在给《论坛报》撰写的文章中，多次报道了中国的革命。

本世纪40年代末，当亚洲新纪元的曙光从中国大地上升起以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本来是有条件做到在国营经济的扶持和人民政府的指导下，迅速改变那种自然经济状态，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但在50年代末的那段岁月里，一股“左”的思想浪潮席卷全国，整个中国农村几乎在一夜之间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强调农民“亦工亦农”，“农忙务农，农闲务工”，这里的“工”，实际上是农村手工业。每个公社只搞自己的产品生产和产品分配，甚至人为地把早已存在的农村初级市场也加以禁绝。随后这股公社化的浪潮，由农村向城市发展，从生产领域向生活领域扩张。结果使全国形成一个个以人民公社为小圈圈的无数封闭式的、小而全的、以产品生产和产品分配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这种变化并没有根本改变当年马克思所揭示的“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或者说在改变自然经济的性质上无甚突破，却在抑制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实证明，那种把商品生产视为洪水猛兽，对市场经济采取回避、堵塞的办法来“穷过渡”，主观愿望是加快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客观实际却是把历史往后拉退了好长一大段。当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允许走弯路，马克思当年对中国应当如何改造社会经济结构，也没有提出现成的验方。但是，如果人们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过程中谨慎一些，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思想路线上逐步摸索前进，或许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终于摸索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首先在农村否定了人民公社的经济结构，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业走向市场，从而迅速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活跃了城乡流通，显著地改变了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的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并且促进了城市的改革。事实证明，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创造，其思路与马克思当年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思路相吻合。

以前我们研究马克思撰写的新闻通讯，或取他的报刊实践角度，或取他的新闻写作方法角度。我想，在进行这类研究时，还应当学习他分析一个地区社会经济结构的方法。这是一个高水平记者所应当具备的条件，马克思在这方面已为我们做出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