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人民报刊思想的客观评价

马克思的人民报刊思想是他早期报刊思想的集中概括。那么，它在马克思一生的报刊思想中到底占有什么地位，它同马克思后来的党报思想又有什么联系，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我们今天全面理解和认识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党性与人民性关系所必须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

要正确认识和评价马克思的报刊思想，必须从认识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入手。因为一般说来，一个人的报刊思想总是他政治思想的反映，并且是他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马克思早期的人民报刊思想正是他这一时期政治思想的反映，是他这一时期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我们首先应当承认马克思这一时期尚处在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中，他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主要观点不可避免地显露出唯心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印记。这时的马克思，其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主要观点还囿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范围内。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马克思崇尚理性和国家精神，提出了报刊是“理性”的出版物。应该体现“国家精神”的唯心主义观点，并且把出版自由寄托在封建国家制定的出版法上。在许多论述中，他反复使用“历史精神”、“国家精神”、“人民精神”等字眼，而这种种“精神”都只是一种理性的概念，缺乏具体内容和固定含义。甚至连“人民报刊”和“自由报刊”这两个概念本身也是不太确定的概念。在马克思眼里，“人民”并不是指某一具体的社会阶级和阶层，而是指在法律意义上享有平等权利的政治生活参与者的统一体。因此，他所使用的“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的概念也是缺乏实实在在的具体阶级含义的东西。马克思自己对这一时期他的思想的评价很能说明问题。他在与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写道：“当时由于这一切（指刚刚诞生的新世界观——引者注）还是用哲学词句来表达的，所以那里所见到的是一些习惯用的哲学术语，如，‘人的本质’、‘类’等等，给了德国理论家们以可乘之机去不正确地理解真实的思想过程并以为这里的一切都不过是他们穿旧了的理论外衣的翻新……”[13]。很显然，马克思自己也认为当时他的思想尚未完全脱出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德国理论家们的认识范围。

然而，马克思并没有完全停留在他的老师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所筑起的思想樊篱内。政治上的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促使他以自己坚持真理的决心和同情人民的热情冲出这道樊篱，大步跨入了一个新的天地中。马克思涉取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思想中革命和科学的方面，而摒弃了其中保守和反科学的方面。他不是象黑格尔等人那样，总是站在国家和统治者阶级的立场，去阐述报刊的功能和作用，而是更多地从劳动群众的立场为报刊确定使命和任务。促使他产生这种思想飞跃的正是他的报刊工作实践。在《莱茵报》工作期间，他在“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之后，开始通过“研究经济问题”[14]去寻求对这些问题的新的政治解答。他开始发现制约报刊立场的真正奥秘——报刊是一定社会集团力量的代表者，它总是反映自己所代表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因此，作为与官方报刊相对立的人民报刊，自然要站在与官方相对立的劳动群众一边，要忠实地倾听他们的呼声并真实地加以报道。这一点可以从这一时期《莱茵报》所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得到证实。在马克思的主持下，《莱茵报》日益明显地表现出贫苦劳动阶级的意识和倾向，成了莱茵地区贫苦群众的忠实代言人。到1844年与卢格共同创办《德法年鉴》时，马克思已经明确提出了“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战斗任务，并强调，“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也不退缩”[15]。这已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政治立场和行动决心了。而到了《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已完全通过现实的阶级关系来认识和分析报刊。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报刊是“第三种因素”的观点同样是在马克思对报刊的政治性质的认识尚未完全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直接联系起来的情况下提出来的，他当时还没有能够完全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论证报刊所处的社会地位。实际上，在当时的社会中，报刊根本无视封建专制国家的权力和法律是不现实的。《莱比锡总汇报》和《莱茵报》的命运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它们都因触犯反动当局或遭到查封或被迫停刊。显然，封建专制政府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以批判者面目出现的“第三种因素”——报刊存在的。在封建专制条件下，乞盼报刊能成为介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第三种因素”只能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空想。

在此还需说明的是，后来，1850年，马克思在已经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之后，在他所写的《1848年至1849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在批判法国由秩序党炮制的出版法时，又提到报刊是国家的“第三种权力”[16]。在这里，马克思强调的是报刊作为一种社会舆论工具的作用。马克思把报刊看作是“社会舆论的纸币”，它通过反映和传通社会舆论，可以形成一种无形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对社会发挥强大的制约和影响作用，这种力量之大甚至连握有司法、行政大权的统治者也无法抗拒。他还指出，报刊之所以具有这种巨大力量前提是不署名，否则它便成了个别知名人物的作品集，根本不可能广泛代表社会舆论。显而易见，马克思在这里主要阐述的是报刊在反映社会舆论方面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强调它是一种重要的舆论力量。从此以后，马克思在关于报刊社会地位和作用的论述中再没有使用过“第三种因素”、“第三种权力”这类概念。因此，不应把这一观点作为马克思关于报刊社会属性和地位的一贯思想，更不该以此来抹煞报刊在阶级社会中的阶级属性。

实事求是地评价马克思早期的人民报刊思想，应当明确承认并充分肯定这些思想中含有不少精华，具有真理性。如报刊应当站在人民的立场，表达人民的思想和感情，反映人民的呼声和愿望，永远与人民在一起，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应当真实地陈述客观事实，报告真实情况；应当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以及报刊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等等，都是一些极为深刻的科学论断。这些观点有许多是马克思对报刊一般规律的真实理性认识，是他整个报刊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本人后来对他这一时期的报刊思想所持的态度也是积极的。1851年，已成为共产主义坚强战士的马克思，特意请他的战友海·贝克尔出版自己1842年的主要论文（当时仅出了第一分册，都是论述报刊问题的）。1873年，马克思第二次和出版商洽谈出版他的“全部早期著作文集”。如果马克思认为他这一时期的思想（包括报刊思想）不值一提的话，显然他是不会采取这种做法的。而恩格斯对于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思想更是给以很高评价。1895年，当他准备再次出版马克思1842年以来的论文集时，他指出“这些东西的确有巨大价值”[17]。

因此，在评价马克思早期的人民报刊思想时，我们既不应该将它视为马克思整个革命报刊思想完全成熟的标志，甚至将其推崇为马克思报刊思想的高峰，并以此来贬低和否定马克思后来的报刊思想，也不应该把它完全划入唯心主义的圈子里孤立起去，切断它与后来马克思的报刊思想的内在联系。正确的态度是，既实事求是地指出它的唯心主义的欠科学的成分，又肯定其中的一些至今仍具有生命力的精华部分。总之，要把它作为马克思报刊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必经的历史过程来看待，并且把它看作是马克思后来的党报思想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