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文风建设，提倡中国风格

文风问题也是党报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文风的好坏，不但影响一家报纸的质量和水平，而且关系这家报纸的前途和命运。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对党报的文风问题有过论述。他们都提倡简洁有力、生动活泼、言之有物和笔调幽默的写作风格。他们本身都称得上是最杰出的语言大师和写作巨匠。

毛泽东同志尤为重视文风问题，他所倡导的延安整风运动整顿的“三风”之中就包括文风，他在作为整风学习文件之一的《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列数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即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象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接着，他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4]

毛泽东同志提倡文章写作要体现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而这种作风和气派的显著特点就是语言鲜明、准确、生动活泼。毛泽东同志主张文章要旗帜鲜明、尖锐泼辣、幽默深刻，富有战斗性。他特别反对那种死板、老套、四平八稳、令人乏味的写作风格。1942年他为《中国工人》写的发刊词中说：“我希望这个报纸好好地办下去，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报、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15]他还特别强调新闻写作要注意文字通俗易懂大众化。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关于党报理论的一些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党报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作为一个思想家和理论家，毛泽东同志没有将自己的认识停留在对前人理论观点的简单认同和机械仿效上。他根据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实际需要，不断用新的认识去充实和深化前人的理论观点。他总结了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利用报纸指导战争、指导根据地政权建设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对党报的性质和功能作了更符合中国国情的阐释。比如，他更加强调党报所具有的传达政令、宣传政策和思想教育的功能，把党报主要视为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组织和指导工作的工具、思想宣传和教育的工具。到后来，他干脆用“阶级斗争工具”来概括。另外他还强调要“政治家办报”，主张党报应由一些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的人来办。

关于群众办报的理论观点，毛泽东同志更多的是从人民群众是报刊的主人这一基本思想和加强党同群众的联系的高度来强调群众办报的重要性。通过群众办报，将报纸置于人民群众之中，依靠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办报，这不仅是办好报纸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和民主作风，密切了人民群众同党的联系。实践证明，正因为有了全党的关心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我们的党报和广播事业才能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成为党同群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面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任务，毛泽东同志对党报和广播电视宣传工作也有一些新的思考，阐述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比如，他从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这一哲学原理出发，指出报纸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因此他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一种上层建筑。由此，他认为，报纸等新闻媒体要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并因此得出结论，在阶级社会中，报纸具有阶级性，是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再有，他从执政党应取信于民这一基本思想出发，强调党报要坚持说真话，要如实向群众讲明工作中的真实情况。他告诫全党同志：“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16]

总之，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毛泽东同志根据国情的变化，对新闻工作提出了一些新要求，这些要求对于党的新闻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笔者认为，在评介毛泽东同志的党报理论，特别是探讨毛泽东同志在继承和发展无产阶级党报理论方面的贡献时，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既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在宣传和普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党报理论方面所做出的积极贡献，尤其要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党情和国情出发，深化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党报理论的特殊理论建树，将毛泽东同志的党报理论放到无产阶级党报理论发展史上一个应有的位置上，同时也要认真总结几十年来党的新闻事业在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党报理论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不断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的新闻工作的新实践、新理论去充实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党报理论。

还需特别指出的是，在探讨毛泽东同志的党报理论时应当看到，我们党的新闻事业70年来虽然是以毛泽东同志的党报理论为其主体指导思想的，但同时也接受着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的理论指导，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他们作为毛泽东同志的战友或接班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中也时时关心着党的新闻事业，他们对党报工作都提出过一些精辟见解。这些理论观点大大充实了毛泽东同志的党报理论，应当说，它们也是毛泽东党报理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我们今天纪念毛泽东同志的最好方式就是认真学习他的思想，用他的党报理论来指导当前的新闻实践，为推进新闻改革，为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我国的新闻事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