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性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提出的“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观点和“人民报刊”的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马克思认为，自由出版物应当表现一定的人民精神，应当体现普遍自由的精神，应当尖锐地抨击靠兽性来维持专制制度的普鲁士反动政权。1843年3月、5月和9月，马克思给阿·卢格的三封信中说普鲁士政府是“颠倒了世界”，“使人不成其为人”。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的提出十分必要。马克思的这三封信集中地表述了“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以自由人们的制度来代替已经死亡的制度”[17]的思想，为了使人民报刊能真实地反映人民的思想和愿望，马克思强调，人民的出版自由只能靠斗争去争取。他在1842年10月担任《莱茵报》的主编后，以犀利的笔锋对普鲁士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政策，特别是书报检查制度，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1842年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莱茵报》刊登了该报驻摩塞尔记者科布伦茨发来的关于摩塞尔河地区酿造葡萄酒的农民的贫困状况的三篇通讯。这三篇通讯的发表，触痛了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他指责《莱茵报》“造谣中伤和诽谤政府”。作为《莱茵报》主编的马克思，坚定地站在穷苦的葡萄酒酿造者的立场上，写了《摩塞尔记者的辩护》[18]一组文章。文章以大量确凿的事实，证明摩塞尔河沿岸酿造葡萄酒农民备受地主剥削的惨状，揭露政府把农民求助的呼声说成是“无耻叫嚣”。马克思的文章捍卫了人民的利益，确实体现了人民性。他的“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和“人民报刊”的思想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这种针对性是鲜明的，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决定了人民报刊的使命。马克思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破坏现有政府制度的一切基础。”[19]恩格斯讲得更具体：“人民只要不掌握政权就不可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因此，这种刊物应当说明，无产者、小农和城市资产者（因为在德国，构成人民的正是这些人）为什么受官吏、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压迫。”[20]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来看，新闻事业的人民性是针对反动政权而言的。当时的人民的愿望和呼声是要推翻普鲁士反动统治阶级，寻求自由，这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目标一致。和革命政党的目标一致。为了论证人民性这一马列主义新闻理论原理，列宁在谈到马克思对“人民”这个概念的评述时指出：“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把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确定的成份联为一体。”[21]这就是说，新闻事业的人民性具有革命性，它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那种把人民性狭隘地理解为只讲人民的事是不妥的。事实上，在新闻理论中，“人民”这个词是在社会政治的意义上使用。新闻事业的人民性理论认为，人民性在群众性的原则中得以实现，它表现了广大劳动人民阶层参与大众报道工具的活动之中；表现在新闻事业与新闻接受者之间的积极的广泛的联系之中；表现在对反动的、倒退的事物的斗争之中；表现在自我教育，不断进取的实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