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上的明显创造
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的办报思想，最根本的特征，就是把马克思、列宁的办报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宝库增添了新的血液，其主要方面是：
1.发展了党报应当是“党的旗帜”的思想，提出了党报是“党的工具”。
1890年，恩格斯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写给读者的告别信，总结《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战斗历程时，提出了党报应该是“党的旗帜”[13]这一命题。但是，“党的旗帜”怎样表现？恩格斯只是说，在党内出现了错误和错误潮流时，“党报才旗帜鲜明，反对错误和错误潮流，决不能使党报成为简单的传声筒”。但作为“党的旗帜”的党报，在一般情况下，应该怎样做？是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提出党报作为“党的旗帜”，“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和生活”，使其办成“名符其实的党报”。并且指出“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是“扩大党在群众中影响的有力工具”。从而提出了“工具论”这个命题。把报纸的宣传鼓动工作是否执行党的路线，当作衡量党报的党性标准。这些比恩格斯的思想完整得多，丰富得多。
2.发展了党报是“鼓风机”的思想，提出了党报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1901年底至1902年初，列宁写了《怎么办？》，批判经济主义者贬低革命报刊宣传作用的谬论，进一步阐明报纸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组织作用，认为报纸应该“成为巨大的鼓风机的一部分，这个鼓风机能鼓动阶级斗争和人民的义愤的星星之火，燃成熊熊之焰。”[14]在这里，列宁只是说党报应该成为“鼓风机”，可以鼓动阶级斗争和人民的义愤，但报纸自身的属性是什么？是不是报纸自身具有的阶级属性，而鼓动被剥削阶级和全体人民行动起来，向剥削阶级作斗争呢？列宁没有说。
毛泽东则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这个思想。他认为“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的工具”，党报的“鼓风机”作用是党报自身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作用于社会的反映。
而且，对于报纸的作用，毛泽东的许多思想都超过了他的前者。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他认为，报纸不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且对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15]从无产阶级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通迅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16]
3.发展了党报对错误思潮必须“公开论战”的思想，提出了党报批评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
1900年9月，列宁写《火星报》编辑部声明时宣布：“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机关报变成形形色色的观点的简单堆砌。相反地，我们将本着严正的明确方针办报”，反对“那些似是而非的暧昧不明的机会主义的修正”，对错误思潮进行有系统的“斗争”和“公开展开论战”[17]。
中国的报刊，60年代初期，曾经开展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即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但这是极特殊的情况。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党的宣传工作与其他党派的宣传工作的原则区别，“就在于我们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原则”，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待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的批评，“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而且要“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18]这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党报的开展对错误思潮作斗争的思想更加丰富了。
4.发展了依靠工人阶级办报的思想，提出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
1912年5月，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文章说，我们要动员广大工人群众“积极地参加我们的办报工作”[19]。他认为，“工人参加办报的意义首先在于使报纸这样一个锐利的阶级斗争武器能够从奴役人民的武器变为解放人民的武器。”[20]应该说，在依靠谁办报这个问题上，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斯大林是讲得最多、最明确的一个。
但是，毛泽东却提出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21]无论在广度和深度，都比斯大林的思想深刻得多。而且，在1958年，毛泽东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中，总结了党办报的丰富经验，提出了党报具有五大作用的理论，进一步提高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报纸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调动了全党和广大群众参加办报的积极性，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参加办报工作，从思想上、组织上促进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