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与明确提出哲学的党性原则的有机联系

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是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新闻工作的必然结果。对于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地位以及它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联系，我们在前面已经作了一些分析。在这里，我们将以哲学的党性原则明确提出作为参照，进一步考察新闻工作党性原则提出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正是在列宁抨击“思想创作绝对自由”的谬论，撕下“超党派”报刊假面具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面临着经验批判主义（马赫主义）的严重挑战，俄国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之流也极力宣扬“超党派”哲学，借以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列宁总结了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明确地提出了哲学的党性原则，对经验批判主义“无党性”原则的虚伪性及其反动实质给予了彻底的揭露和批判。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列宁明确提出哲学的党性原则是在1908年，这与他系统阐述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相隔不到三年。列宁在驳斥马赫主义的“无党性”谬论时，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也是有党性的，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从根本上说，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观察新闻现象、指导新闻工作的根本原则；是哲学党性原则的社会意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如果说哲学党性原则的明确提出是揭示了哲学上两军对垒的认识论意义的话，那么，新闻工作党性原则的理论阐述和列宁的新闻实践，则为哲学党性原则的明确提出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纪元，也开创了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一个新纪元。列宁的新闻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发展，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也有了新的内容。一方面，列宁坚持社会主义报刊的宣传鼓动的共产主义性质，重申党和苏维埃的报刊必须成为“战斗的机关刊物”，继续肯定了其“宣传、鼓动和组织”的社会功能。同时，列宁第一次明确地确定了社会主义出版自由的原则，毫不留情地封闭资产阶级报刊，剥夺资本家的印刷所和纸张，对广告实行国家垄断。

另一方面，列宁根据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提出“报刊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把报刊由主要报道日常政治新闻的工具，变成对人民群众进行经济教育的重要工具”。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和领导者的列宁，十分清醒地意识到发展生产力对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列宁指出，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转移，要求“相应地改变领导人的职能”，他说，在过去，领导人主要是从事政治斗争的职业革命家，“对群众进行宣传的鼓动家”，这是很自然的。而在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建设的任务“把做实际工作的领导人和组织家提到了最重要的地位。根据这一情况，如果领导人不能适应新条件和新任务，就应当对他们进行适当的重新评价，适当的调动。”对党的决策层的这种要求，列宁是身体力行的。在对新闻工作的指导方针上，出现了影响深远的向经济建设倾斜的重大变化。列宁反复强调：“我们应当而且一定要把报刊从发表耸人听闻的消息的工具，从报道政治新闻的普通工具，从驳斥资产阶级谎言的工具，变成在经济上重新教育群众的工具，变成向群众介绍如何按新的方式组织劳动的工具。”[5]因此，党和苏维埃报刊应当少谈些政治，多谈些经济；少发些知识分子的空话议论，多刊登些生产建设的实际材料；少报道一些领导人的活动，多一些群众活动和劳动组织内部的公开报道。所有这些，都是列宁关于新闻工作党性原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提出的新的要求，对指导我们今天的新闻工作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