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湘江评论》的巨大成就

《湘江评论》是毛泽东主编的第一个报纸。该报由湖南学生联合会出版，1919年7月14日在长沙创刊，每周出版1号。

从《湘江评论》现存的4号报纸和临时增刊来看，毛泽东既是报纸的主编，又是主要的撰稿人和发行人。除启事、申明、刊误不计外，报纸共刊登稿件84篇（则），其中毛泽东撰写的36篇（则），约占43%。特别是有份量的、带头的政论，绝大多数是毛泽东撰写的。

《湘江评论》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站在时代前列，传播新思潮，具有先进性。创刊号刊登的“本报启事”明确宣告：“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毛泽东撰写的创刊宣言，对报纸的编辑方针和任务作了详细的阐述。面对“五四”运动在湖南的蓬勃发展，青年毛泽东满怀激情地写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这个办报方针贯彻得很好。纵观报纸文字，无论是长篇大论，还是短小随笔，都张扬时代的主旋律：反帝反封建，倡导科学与民主。特别是毛泽东撰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提出和阐明了必须发动和组织各界民众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见解卓越，高于前人，是“五四”时期旗帜鲜明、影响深远的政论。其次，面向世界，视野广阔，具有开放性。虽为湖南学生报纸，但其宣传报道不局限一隅，而是放眼全国全世界，大力捕捉热点问题。例如创刊号刊登的《各国的罢工风潮》、《陈独秀之被捕和营救》，第二号刊登的《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第二号增刊、第三号和第四号连续刊登的法国通讯等，都是当时的热点新闻。第三，文字通俗，情文并茂，有很强的可读性。实行文学革命，全用白话写作，而且注重文采，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引人爱看，看后难忘。第四，编排醒目，便于阅读。主要采用专栏结构，辟有《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湘江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法国通讯》、《新文艺》、《放言》等栏目。遇有大事，则出增刊。这样，既能扩大报道面，争取时效，又能使稿件编排有序，活而不乱。由于《湘江评论》具有上述优点，创刊一炮打响，受到群众欢迎。第二号刊登的“本报申明”说：“本报创刊号两千份，即日销尽。今特重印两千份。因印局甚忙，尚须稍待数日，才能出版。祈索报诸君原谅。”从第二号起，印刷五千份，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发行量。

《湘江评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引起新文化运动著名人士和全国舆论界的极大重视和高度赞赏。《新青年》杂志、《每周评论》、《晨报》、上海出版的日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成都《星期日》周报、湖南旅沪人士在上海出版的《湖南》月刊、长沙明德中学出版的《明德旬刊》等都给予《湘江评论》高度评价。

《湘江评论》坚决反帝反封建的立场，引起了当时统治湖南的军阀张敬尧的恐慌和忌恨。1919年8月上旬，第五号报纸刚刚印出。报社即被查封，第五号报纸也被没收。毛泽东1919年9月5日在致黎锦熙的信中提到，他曾将第五号报纸寄给黎锦熙。[2]这说明，有少量《湘江评论》第五号流传千世，可惜至今尚未找到这一号报纸。

马克思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湘江评论》被查封后，全国各地进步报刊对张敬尧的暴行纷予谴责，对《湘江评论》寄予怀念，并以《湘江评论》所倡导的先进思想和战斗精神继续进行斗争，取得了很重要的胜利。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湘江评论》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是影响深远，是当时知名度甚高的报纸。主编《湘江评论》是毛泽东早期新闻出版实践中的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