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人民报刊中介说

马克思的人民报刊中介说[1]

刘建明

马克思没有直接用“中介”概念论述人民报刊的作用，但在其新闻著述中确实把报刊视作一种社会中介。他使用的“纽带”、“镜子”、“纸币”、“第三个因素”等语汇，说明了报刊应具有的中介属性。这一思想对我们认识报刊（包括今天的广播电视）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拓宽了视角。

中介是哲学概念，是把两种不同事物连接起来的中间环节，具有转换性和过渡性。任何两个不同事物发生联系，都需要中介物的信息沟通或物质手段的衔接。报刊的中介性和其他媒介的中介性一样，被马克思视作新闻传播的特殊功能，因为报刊是社会意识载体，它的中介作用是载体的内化。

马克思说：“自由报刊不通过任何官僚中介，原封不动地把人民的贫困状况送到国王宝座的阶梯前面，送到国家权力前面，在这种权力面前，没有治人者和治于人者的差别，而只是些不分亲疏的公民而已。”（第1卷，第231页）这里提到的官僚“中介”的对立面，则是报刊“中介”，即不是通过“官僚中介”，而是通过自由报刊中介全面真实地反映人民的贫困状况。

作为意识载体，报刊总是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一种交流场所。越是人们苦苦思索的现实社会问题，越需要这种交流，如果要为这种交流选择一种场所，这就是报刊。国家是上层建筑，它的权力机关面临人民和社会现状两种实体，报刊把社会现状的信息输送给国家或人民，它的中介作用在这两种沟通中体现出来。马克思认为，在这两种沟通中，报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第3卷，第43页）。

他还指出，更重要的是人民报刊应充当官方和人民之间的中介，官方和公民在报刊上不具有“从属关系”，而只是些“不分亲疏的公民”。报刊把人民的批评反映给官方，官方同样也可以批评对方。马克思把这种公正的“中介”性理解为“理智力量”，是“合理的观点的体现者”（第1卷，第230—231页）。

不言而喻，报刊中介带有客观性，否则，它不能公正，也无法避免从属于哪一方。为此，马克思指出：“在研究国家生活现实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第1卷，第216页）报刊对生活的解释，是社会客观状况的反映，不是某些当事人——主要是操纵报刊的人的主观愿望。

马克思把“中介性”作为“真正的”报刊的尺度，因为“中介性”具有的客观性使报刊能正确反映社会，从而使人们也正确认识社会。由此，他进一步指出，判断报刊的标准在于“谁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谁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谁在表达社会舆论，谁在歪曲社会舆论”（第1卷，第191页）。报刊“中介性”的基本内涵是反映客观存在的事实，这种反映要做到客观，才能体现“中介”的要素。

不以事实做报刊的中介内容，而以个别人的观点代替这一内容，报刊中介的客观性就丧失了。个别人的观点总是带有主观色彩，“在片面的和随意拉来的观点的影响下，现实被歪曲了”（第1卷，第224页），这往往发生在官僚控制报刊或强制报刊按其意志行事的时候。在实际生活中，报刊一旦被少数人操纵，就将失去公允，用官僚在办公室里的想象代替客观现实，把报刊的中介属性变成纯喉舌的属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报刊，以唯物主义为思想基础，它的报道内容必然是客观的，即使把它称作喉舌，也不能改变它的中介性。如果中介性在喉舌的口号下消失了，它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报刊。

为了启动报刊的中介属性，使之滋润、灵活起来，马克思曾把报刊的使命归结为倾听生活、公开报道和判决是非。他写道：“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从生活那里倾听来的东西，公开的报道出来；它尖锐地、激情地、片面地（像当时激动的感情和思想所要求的那样）对这些东西做出自己的判决。”（第1卷，第187页）显然，报刊中介的核心，是全面地、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真相，并作出直接的解释。

人民报刊体现“中介”的属性，还必须承担解释社会的任务。但这种解释，不能成为社会统治意识的囊中物，完全主观地解释社会，变成自己判决自己、自己解释自己。中介作用不只意味着介绍事实，还要“作为合理的观点的体现者”对社会现状作出客观的说明，阐明公正的看法。当然，这应当是人民的看法，因为报刊是“历史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表露”（第1卷，第50页）。报刊把现实的趋向和上层建筑连结起来，加强了它的中介地位。

要做到这一点，人民报刊必须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不从属于哪一方，更不从属于社会统治阶级一方。报刊要“用事物本身的语言来说话，来表达这种事物的本质的特征”（第1卷，第8页）。思想具有普遍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按照事物本质的要求去对待各种事物。如果报刊从属于操纵者的纯主观意识，特别是从属于政府的主观臆断，中介的作用只能化为乌有。

对此，马克思曾作出精湛的诠释：“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第13卷，第9页）。报刊对生活的解释，应从现实的物质活动中寻求答案，而不是僵化地依据预定的社会意识进行自我解释。

社会意识主要是社会统治者的意识。用这种意识说明社会，就象个人评价自己一样，是很不可靠的。可是，许多报刊被社会统治者抓在手里，进行自鸣得意的自我说明，全力阐发权力机构的偏爱，并千方百计地证明这种偏爱的合理性。他们借助报刊把生产力停滞说成经济繁荣，把人民群众的不幸说成天堂，把不合情理的政策说成天经地义。……这种自我意识的判断，使报刊总是陷于荒谬。报刊作为社会意识的中介，应由“许多个别意见的集合点转变为一个具有统一的理性的机关”（第1卷，第212页），它不是唯心地替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和行为辩护，而是客观地说明社会真相，冷静地裁决是非，让上层建筑运行得更正确。

可是，权力机构控制的报刊总是以自己的意识说明社会，惟我独尊地表达自己的意见。马克思把这种现象概括为：“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第1卷，第78页）。充当中介物的报刊真实地反映各种意见和社会状况，揭露国家中真实存在的弊端。无视报刊中介性的官员总是指责这种报刊出了毛病。马克思批驳道：请不要把那种只是国家的毛病，说成是报纸的毛病吧！（第1卷，第194页）

报纸充当中介物并遵循客观报道原则，将永远不会出毛病，它的毛病不过是国家毛病的反映。

马克思把人民报刊的中介作用，归结为“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第1卷，第74页）。它将社会各部分在观念上促成一体，以实现社会信息和观点的整合。否则，就不会出现充满广泛交往和密切联系的社会。报刊不成为中介，这种联系就难以建立起来。

在马克思看来，报刊中介还使其成为一面镜子，这是人民自己观察自己的精神镜子。因为人民也有缺陷，需要推进自己对社会和对自身的认识。从报刊上，人民看到自己的误解、错觉、幼稚、粗浅和不慎，也能看到自己的成就和喜悦。报刊对人民也绝不护短，它的中介作用不断显示：“自由报刊是人民在自己面前的公开忏悔”（第1卷，第74—75页）。人民借助这一中介，把自我的不同认识联系起来，以便看清自己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