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流言

流言（谣言是它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一种畸形的传播形式，也是传播心理的表现。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处于各种流言的包围之中，对这个问题论证得很透彻。

流言在邻里或规模不大的群体中传播，由于范围很小，几乎可以视为一种正常的现象，但若超出这个范围而成为社会流言，往往一发不可收拾。马克思和恩格斯可以容忍许多小范围内的关于他们的流言，但不能容忍社会流言对他们的包围。马克思说：“谣言就像森林的火灾。”[43]

他们发现，战争、灾害、政变、经济危机等等重大事变是流言产生的土壤，因为这时人们的情绪很不稳定，加上信息传播的阻塞，流言的传播速度极快，范围也很广。例如1857年法国动产信用公司将破产的消息传开后，就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情形：“关于动产信用公司的令人不快的流言到处传播，大家都奔向交易所，竭力要把自己的股票脱手。”[44]

具体环境下的具体人群的不安或激昂的情绪，不仅是接受流言的心理因素，更是传播流言的鼓风机。克里木战争期间，一种渴望胜利的民族情绪使英国公众往往不加思索地相信并传播任何有利于自己一方的消息，因而多次关于攻占俄国要塞塞瓦斯托波尔的假消息都被人们大力传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此写道：“英国公众确实表现了空前的轻信态度”，“消息实在太好了，不能不相信它，因此人们就相信它了。”[45]

在社会革命中，流言本身甚至就是革命爆发的导火索。问题不在于流言的真假，而在于流言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激昂情绪。马克思分析西班牙1820年和1848年革命时，曾论述过这个问题。他写道：“西班牙的革命形势已经成熟到连假消息都足以引起革命的程度了。要知道，1848年的大风暴也完全是假消息引起的。”[46]

显然，人们的某种强烈愿望是造成流言产生和扩散的重要原因。这种情形在报刊的报道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1849年匈牙利战争期间，普鲁士的《科伦日报》过于强烈地站在奥地利一方反对匈牙利的民族解放斗争，因而它的有关报道经常成为不准确的流言。恩格斯以该报4月17日的报道为例，描述了流言的传播过程以及编辑的心理因素对传播的影响。他写道：“昨天，《科伦日报》又说俄国人和普赫纳（奥地利将军——引者注）已经开进去了。这一消息出自《布加勒斯特报》，从那里传到《维也纳日报》，最后传到《科伦日报》。但是，他们只讲到了普赫纳和俄国人在贝姆占领海尔曼施塔持之后和他们逃过罗特图尔姆山口之前所占领的阵地。《科伦日报》可以和我们一样清楚地知道这点，但是，他们看到帝国军队终于又在某一点上向前推进而兴高采烈，于是就落入了圈套，准确无误地翻印这一故事登载在《维也纳日报》上以迷惑读者的老掉牙的新闻。历史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47]

从流言的有意无意的始作俑者方面看，“私人利益立即会遭到损失的恐惧心理”[48]，是他们进行这种传播的主要动因。例如关于各种革命者的流言，往往与反革命方面的心理恐惧有关，恩格斯在说服母亲不要听信关于巴黎公社的流言时这样写道：“你在自己的一生中也曾听说过，有不少人，例如老拿破仑统治时期的道德协会会员、1817年和1831年的蛊惑者、1848年的人们，都曾被诽谤为真正的食人生番，而后来总是证实，他们根本不是那么坏，由于出自私利的迫害狂，起先给他们编造了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故事，但后来这些故事都烟消云散了。”[49]

从流言的接受者和再传播者方面看，这样的人群一般属于小市民阶层，生活环境狭小、分散，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判断能力。德国的小市民、英国的小店主是这样，中国的市民百姓也容易听信和传播流言。马克思在报道太平军攻占宁波时，曾注意到他们是怎样利用市民的这种心理取胜的。他写道：“他们先派出探子秘密探路，散布惊人的流言，到处放火。……直到清朝官吏同城市的居民一起逃出城市……在探子散布了惊慌消息之后便出现了故意从乡下赶出来的难民，他们也夸大就要到来的军队的人数、实力和凶猛。当城里起火，城市守军在这种可怕的场景下出动的时候，远远就看到，一些吓人的五色相杂的怪物，吓得他们魂不附体。”[50]

流言的流通与整个社会的信息流通成反比。依靠封闭的环境保持某种流言传播的代价往往是致命的，一旦社会信息通畅，真相暴露，统治者的地位便会动摇。在法国皇帝路易·波拿巴统治的中期，马克思就曾预言过他依靠封闭的环境和谎言保持统治的后果。指出：“《通报》上的弥天大谎，皇帝的御用文人所编造的无聊的小册子，以及被迫扮演狮子的狐狸所表现出来的动摇、惊慌失措以至恐惧的明显迹象，——这一切再也不能令人容忍了，它们把普遍的憎恨变成了普遍的蔑视。”[51]正是这种情况，奠定了1870年法兰西第二帝国顷刻瓦解的社会心理基础。

说明：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用词习惯，人们之间的信息联系应当是“交往”（Verkehr），即双向的。传播学里的Communioation，也应作双向理解。考虑到现在的习惯用语，我使用了“传播”一词，这是在双向交流的意义上用了，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