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如何看待马克思恩格斯的“党报思想”上，历来存在两种错误倾向。其一是虚无主义，借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报的某些观点对我们今天的新闻工作实际不太适用而全盘否定马克思恩格斯的“党报思想”；其二是教条主义，不区分时代背景，地点场合而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报的每个观点和做法都机械地套用到我们今天的新闻工作中。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是十分有害的，前者从理论上动摇了马克思恩格斯“党报思想”的根本原则，后者则在实践上使我们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脱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笔者认为正确的态度是：在充分肯定马克思恩格斯的“党报思想”和他们的整个建党学说一样，是普通真理，它在整体上、精神上永远是我们无产阶级党报工作的政治原则与指导思想的同时，还必须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党报思想主要是在德国建党与德国工人运动这个特定历史环境下提出来的，并具体分析其中某些观点的局限性与片面性。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马克思恩格斯把精力更多地放在指导德国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政党的建设上。这不仅因为德国是他们的祖国，而且因为德国无产阶级最早建立起自己的政党，主要还因为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后，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由法国移到了德国。马克思恩格斯期望自己祖国的工人政党和工人阶级能很好地肩负起这一新的历史重任，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更大的贡献。

然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人运动在70年代后，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70年代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的合并、80年代“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实施、90年代“非常法”取消。在这一次又一次考验中，拉萨尔派一直在顽固地活动着，拉萨尔主义也一直在产生严重的影响。在哥达合并大会上产生的党的执行委员会由3名拉萨尔派头目和2名爱森纳赫派领袖组成，实权控制在拉萨尔分子手中。爱森纳赫派的领袖们又仿佛得了软骨病似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摇摆不定，甚至采取投降主义态度，致使在合并大会上通过了全面接受拉萨尔主义观点的党纲《哥达纲领》。同时，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富商子弟、莫明其妙的发明家和改革家也混进党内，来自学术界的人物和一些有激进主义传统的大学生也声称“转向社会主义”，这些人企图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以至到80年代，工人运动内出现了杜林的猖獗活动和党内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泛滥，以及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兴风作浪，90年代又出现了改良主义倾向的增长和企图把党引入歧途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在分析德国党内机会主义再三猖獗的原因时，恩格斯指出：“在德国这样一个小市民的国家里，党也必然有一个小市民的、有教养的“右翼”。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工人运动要沿着马克思主义道路健康地向前发展，就必须同党内和工人运动内的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进行尖锐的斗争，尤其要同党的右翼领袖们作顽强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党报思想”的某些观点就是基于这种斗争的特殊性而提出来的。比如他们再三强调党的机关报的独立性，主张党报编辑部与党的执行委员会是党内“两种同等的力量”；再三强调党报对于党的领导人的监督作用，甚至主张创办一种不直接从属于党的执行委员会甚至党代表大会的“形式上独立的党的刊物”。主要用以监督党的领袖。他们多次讲过，德国的工人群众比“领袖先生”好得多。不止一次地指示党报编辑广泛发动工人通讯员来对抗领袖的“号叫”，等等，当然，党报工作不同于党的一般工作，应该有某些特殊的规律，党报也应该有它相对的独立性，也应该在党内生活中充分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但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囿于当时德国党的特殊情况，有些观点难免出现偏激之处。比如在论述党报的使命时，要求“阐述党的政治纲领”这方面则讲得很少，而要求“监督党的领导人”这方面则讲得很多；在论述党报工作原则时，要求“党报必须在组织上服从党的领导”这方面讲的很少，而要求“党报上必须实行批评自由”这方面则讲得很多；在论述党报与党组织的关系时，认为党组织对党报只有监督权，而没有“支配权”，只能实行“道义上的影响”即政治思想上的领导；在论述党报与党的领导集团的关系时，则强调党报不能充当党的领导集团的“简单传声筒”，有时甚至讲些过激之词，讲些叫我们今天的人费解的话。

所以，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党报思想”，既要充分肯定它精神上的普遍指导意义，坚持其中揭示了无产阶级党报一般规律的原则，又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分清一些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针对某些具体问题提出来的，一些我们今天党报工作实际不适用的观点，千万不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不顾具体环境，不分时间、地点和场合机械搬用。比如关于党报监督党的领导人的观点，主要是为了遏制当时德国党的右翼领袖的活动提出来的，恩格斯指导伯恩斯坦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也是从这一目的出发的。今天，如果我们不去领会这一观点的精神实质，不去分析它的历史背景，只是机械去搬用一些具体做法，就必然会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