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社会地位论述中托马斯·杰弗逊的影子

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美国总统（1801—1809），他在思想理论上以其丰富的宪法思想著称。由于国务活动繁忙，他留下的论著不多，主要是一些书信和文件。由于他的报刊政策是自由主义理论的实验场，并且有一些理论对后来的报刊政策影响很大，因而在西方新闻传播思想史上，他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他在1787年的一封信里关于报刊社会地位的论述，在后来传播得较为广泛，即所谓“第四权力”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这不是一种巧合。

1850年，法国立法议会通过的新出版法强行规定报刊的文章必须署名、缴纳高额保证金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论这件事时写道：“当报刊匿名发表文章的时候，……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4]在这里，不署名只涉及当时欧洲大陆一些国家（包括法国）报刊的工作习惯，45年后恩格斯重新发表这段话时，法国和英美等国一样，署名成了常规，当时法国只有总统（行政权力）和立法国民议会两种权力，尚没有美国式的司法权力，因而报刊被他们称为第三种权力。在谈到英国舆论的作用时，恩格斯实际上把舆论视为第四种权力。在批评英国舆论不能完全发挥自己的权力时，他写道：“难道议会不是在不断践踏人民的意志吗？舆论在一般问题上能对政府发生一点影响吗？舆论的权力不是仅限于个别场合和仅仅对司法和行政的监督吗？”[5]舆论有时被人们等同于报刊界，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恩格斯的话，他是把报刊视为英国的第四种权力的。

现在没有直接的材料可以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知道杰弗逊的观点，但间接的材料证明他们思想上与杰弗逊有联系。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八次提到他。其中在1847年和1861年两次以肯定的口气提到杰弗逊的同一多卷本著作集《回忆、通信和私人文件》（1829年伦敦版）[6]。这两次都是在为报刊写的文章里讲的，他不可能花时间去专门查找，而是利用了头脑里现成的材料。这说明马克思对杰弗逊的著作，特别是私人通信是熟悉的，记忆犹新。即使没有读过杰弗逊的通信，当时英美社会关于第四权力之说也是较为流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会不知道。他们的报刊“第三权力”说或恩格斯的舆论“第四权力”说，显然同已经存在的说法有联系，并且从总体上是承认报刊的这种社会地位的。

但是，分析一下他们谈到第三或第四种权力时的论述，就可以看到他们讲的并不是这种社会地位的稳固性，而是在指出这种地位的脆弱性。1861年，《泰晤士报》的编辑罗·娄写了一篇文章《〈泰晤士报〉在政府中的作用》，认为英国人民可以靠阅读《泰晤士报》参与国家的管理。马克思专门写了一篇评论文章《伦敦〈泰晤士报〉和帕麦斯顿勋爵》，揭露了该报如何与独裁政府勾结，并受制于政府的许多事实，说明报刊的独立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有限的。报刊整体上所以会产生所谓“第四种权力”的作用，与当时英美出版自由的特点有关。恩格斯曾谈到这些大国出版自由的特点，即“报纸都反映自己党派的观点，它永远也不会违反自己党派的利益；而这种情况也不会破坏论战自由，因为每一个派别，甚至是最进步的派别，都有自己的机关报”。[7]由于各派报纸的观点在流通中相互抵消，其结果就像恩格斯讲的那样：“总起来说，它们是无党派的，因为它们属于不同的党派。”[8]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下报刊的第四种权力，是报刊界内部运动后的一种整体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承认存在这种作用，但认为这种作用会受到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