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由于周恩来长期活跃在新闻宣传工作的第一线，他对新闻工作的指导常常非常直接、具体和细致，他对新闻工作的论述也体现出相同的特点，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在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方面，周恩来十分强调新闻宣传工作要讲求真实性；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8]要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认识它。周恩来同志严格遵循并具体阐释了毛泽东同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9]事物的好坏，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到基层调查，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在具体方法上，周恩来指出，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深入分析，解剖事物的各个侧面；要克服个人所处环境的局限性，从多方面观察问题；要克服个人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多听不同意见，辩证、综合地认识问题；事物是发展的，并且有进步和落后、一般和特殊、真和假之别，因此必须进行比较，在比较中认识事物，才能透彻地把握事物的本质。我党的调查研究工作，不能畏难苟安，必须坚守毛泽东同志的三条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就是民主集中，它不但是组织原则，也是工作原则。针对50年代后期党风不纯以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浮夸现象，周恩来提出，毛泽东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具体说来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在1962年2月3日发表的一次讲话中，周恩来指出，讲真话，是一个党风问题，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求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要是领导乱压任务，乱戴帽子，下面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就会准备两本帐，看领导的脸色说话，说假话；鼓真劲，就是要求新闻宣传必须依据客观实际，把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提倡鼓干劲，不是鼓假劲，而是鼓真劲，要实事求是；在谈到做实事时，他批评当时的《人民日报》宣传了许多不恰当的口号，指出，做了实事，就有实效，否则强迫命令，就会搞一些不实在的东西，他还特别强调，要做到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首先要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而要取得调查研究的成功，调查者必须与老百姓真诚地平等地相待，真正地联系群众，消除隔阂。周恩来关于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论述，反映了周恩来对新闻宣传工作的一贯要求以及我党新闻宣传工作的基本原则。

就新闻记者的采访工作，周恩来指出，新闻记者的工作职责不限于写写通讯稿，而应把通讯、搜集参考资料、供给编辑材料、建议等均视为记者的一般职责。新闻记者的工作还包括代约投稿、写专论等。对报社内部的业务管理，他认为应规定收集处理稿件的方法，如登记、分类、送阅、发表或收回、类存等，这些工作应有专人负责处理；报社采访部门应注重资料管理，并与图书资料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懂得运用资料。

关于新闻报道的写作。解放初期的对外新闻报道中经常出现一些表示敌意的刺激性词语，以致国外报刊和广播方面很难转载或转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传播效果。周恩来指出，新闻写作应注重事实的描写，记者应简短扼要地揭发事实，申述理由，暴露和攻击敌人的弱点。重要的是忠于事实，用事实说话。新闻稿件应避免使用不必要的刺激性词语，如“匪类”、“帝国主义”、“恶魔”、“法西斯”等。不仅对外宣传时要注意这个问题，对国内进行宣传时也应采取同样的方针。

关于如何做好外事报道。周恩来多次与记者交谈，作具体指示。[10]他指出，首先，记者要有丰富的知识，要有分析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对新闻记者而言并不容易。因为新闻记者接触的事情很多，很难事事皆通。因此，新闻记者就要多学习，多钻研；要向社会的各方面学习，这就是记者的体验生活。外事新闻记者必须掌握丰富的国际知识，对世界大事了如指掌。透彻通晓时事这一点应该是外事记者所必备的。其次，新闻报道的事实要合乎逻辑，就是说，事情要交待得很清楚，要条理分明，不能牵强附会，不能乱拉乱扯，要使人看来合乎道理，但是又绝不能使新闻报道变成了形式逻辑，还必须辩证地看问题。许多事情从现象上看是简单的，但却常常包含着许多非常复杂的问题，有很多微妙的地方。客观事实的发展本来就是微妙的、曲折的。但如果不会辩证地看问题，把事物的发展看得很直，象个直筒子，许多事情就常常弄得事与愿违，得到与主观愿望相反的结果。因此，新闻记者不能看见什么现象、听到什么话就照写照录，而应该有所选择。记者对报道的每一件事情都应保持冷静头脑，经过自己的深刻考虑，有所选择，“特别是外交报道，要慎重，要懂得政策，要考虑它的国际影响”。他还指出：“关于外交报道是不能争鸣的。”同时，他又指出，外事新闻记者也不应缩手缩脚，而应该活跃起来，大胆活动，大胆写，记者完全不出错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注意改进。周恩来对记者的报道既很放手，又抓得很紧。他曾一再强调记者要独立思考，独立负责，但有关重要的政策性问题、外交问题应向有关方面请示，这样有助于避免发生自己难以发现的错误。请示是为了把事情搞清楚，而不是为了交差和推卸责任。这也就是说，记者既要大胆负责，又要多向别人请教；既不能缩手缩脚，也不能自以为是。周恩来曾批评50年代中期我国外事新闻报道的公式化、老一套，批评报纸新闻除了一大堆名单和“在热烈友好的空气中进行”外，见不到一点现场活动和任何变化。周恩来还用解剖麻雀的方法，对记者的采访、写作、工作态度、思想作风、加强请示和独立负责的关系作过中肯、具体的分析，他的分析切中了当时新闻宣传工作的要害，对外事新闻报道的改进起到了切实的指导作用。

广播是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在战争时期，广播更是新闻宣传最有力的武器。广播的覆盖面和穿透力都是报纸宣传所无法比拟的。周恩来十分重视广播电台的宣传工作。1947年2月10日，周恩来在给廖承志、范长江的信中指示他们多听各方面意见以办好中文专播节目。周恩来多次就办好广播的问题发表意见。他指出，广播新闻应有自己的特点。广播新闻中要有具体生动的动态性的综合报道，又应有重要的头条独立新闻；要有对于各方面情况的一般的综合性报道，要生动具体，又要有个别的典型报道，后者更加重要；要全面地报道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改革和建设情况，要特别注重事实的描写；既要有国内新闻，又要有国际新闻；除了播送动态性消息，还应播发报纸的重要社论、评论、发言人谈话或者记者评论；还应播送就某一时期军事、政治、国际形势发表的述评；此外，还应有一定数量的文艺动态或文艺作品。综合上述这些内容，其特点就是便于用社会实态以及我党的立场观点有系统地教育人民群众。周恩来对广播新闻的要求，对我国广播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二、三十年间，我国的广播新闻基本上遵循着这样的思路发展起来，并逐步形成相对固定的节目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