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中的心理障碍

任何一种心理障碍都有可能造成人们传播关系的扭曲、松弛和中阻。研究这类心理障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考虑的问题。

影响传播实现的最大障碍是各种偏见，它使传播或难以进行，或处于信息失真的状态中。例如1848年时法国农民的偏见，便造成了他们同巴黎工人之间长时期无法沟通。恩格斯在与数百个农民交谈后描述了这个阶级的心理：“农民本来就看不起城里人，由于今年的事件（指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引者注），这种蔑视的心理就更加厉害了，而且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农民和农村必须拯救法国；农村生产一切，城市吃的是我们的面包，穿的是我们的亚麻和我们的羊毛织成的衣服，我们必须恢复应有秩序。”[20]果然，路易·波拿巴在农民的支持下统治了法国，用农民的这种偏见“恢复了秩序”，以至法国在以后的二十年里社会停滞不前，社会精神交往的频率下降到最低水平。

由于生活的狭隘和教育程度的低下，早期工人也存在不少偏见，特别是早期自发的共产主义，偏见尤为明显，马克思曾指出过这方面的多种表现。例如把工人的范畴推广到一切人身上以实现平等，用公妻制来反对婚姻，抽象否定一切文化和文明，消灭一切无法公有的私人财产，用强制的方法把才能舍弃等等。这些偏见使早期的工人运动得不到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恩格斯说，先进的工人政党的任务之一，便是“站在进步的立场上来反对工人的反动欲望及其偏见”。[21]

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受最深的是党派偏见造成的传播障碍。1848年革命失败后，反共的社会意识占统治地位，马克思受到德国自由派报纸编辑察贝尔的攻击，由于党派偏见而加重了公众与马克思之间的隔阂，他不得不花时间写专门的小册子反击。当时的情形就如马克思所说：“在那些因怀有党派偏见而轻信荒唐透顶事情的读者面前攻击我……这些读者根本缺乏判断我这个人的标准。”[22]

即使在一般的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中，偏见也会影响传播信息的真实程度。作为读者，可能会出现恩格斯所说的情况：“可以指责任何一个作者蓄意歪曲事实，但这通常都是当作者的叙述不符合读者的偏见时的做法。”[23]如果作者带有偏见，往往因先入之见而无所察觉。就此恩格斯评论过德国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写道：“他失去了一切批判的第一个条件——不抱偏见。他为事先确定的目标全力以赴，成了一个有偏见的经济学家。”[24]

动机对知觉的影响，也是使传播产生偏差的重要原因。人们的知觉本能地习惯于接受肯定性的信息，以最大程度满足自己（或本党派、阶级、民族）的方式解释信息，使形势总是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有利于自己一方，同时回避知觉中那些令人不愉快的方面。例如从民族的动机出发发布消息，当事人往往会有一种强烈的虚荣心，因而使信息可能失真。对此恩格斯有一句格言：“无知和民族虚荣心在编造英雄事迹和民族战功方面是同样起作用的。”[25]工人政党在对外传播时常常有一种报喜不报忧的做法，这也是动机对知觉的影响所至。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批评过，例如谈到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李卜克内西时恩格斯说：“他不仅把一切消息以他惯用的美妙口吻加以渲染，而且把一切不愉快的事情向我们隐瞒起来。”[26]

传播者的传播行为过分，会造成一种不利于传播者的受传者方面的心理障碍，即逆向心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同角度论证过这种心理的表现。例如强行禁止某种信息的传播，会迫使人们对被迫失去的增进好感，于是施加这种压力者和受传者之间的隔阂加大。这即是传播中的“禁果效应”，马克思对此论证说：“如果自由永远不会被人所珍视，不自由的一般状态的例外就更加可贵了。一切秘密都具有诱惑力。对社会舆论自身来说是一种秘密的地方，形式上冲破秘密境界而出现在报刊上的每一篇作品对于社会舆论的诱惑力就不言而喻了。”[27]恩格斯的几本书遭到德意志帝国的查禁，而他却感到十分高兴，因为“被禁的书两倍、三倍地畅销”。[28]在这里起作用的正是禁果效应。

若传播的信息过于虚假，效果也是相反的。马克思多次以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机关报《总汇通报》为例说明这个问题。那时法国的经济十分糟糕，而《通报》却经常发表经济如何繁荣的报道，并警告其他报纸不要“妖言惑众”。马克思就这种做法的效果写道：“警告是发生作用的，不过恰好是发生相反的作用”。[29]

在表达情感或立场时，过分的热情或过分的执拗，效果也可是相反的。1857年英国大选时，候选人帕麦斯顿被吹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告诫宣传者记住达莱朗的一句名言：“不要太殷勤。”因为这种宣传已经使英国人“对颂扬帕麦斯顿的热狂产生了反感”。[30]1862年美国内战时，英国大部分报刊过分偏袒南部同盟，以致那里的美国人对这些报纸也表示冷淡。就此马克思说：“英国报刊比南部还要‘南’。在英国报刊上，北部的一切都是黑的，阴暗的，而‘黑鬼’地区的一切全是白的，美妙的，但畜奴州本身，人们却不用《泰晤士报》所吹嘘的‘胜利的凯旋’来安慰自己。”[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