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新闻概念

陈力丹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新闻”（德文Neugikeit Neue或英文news）以及与这个概念相近的消息、情报、通告、公报、趣闻等等词汇，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在他们的通信中，“这里有许多新闻”、“没有什么新闻”、“告诉你一件新闻”[2]等等一类话，随处可见。尽管他们频繁地使用“新闻”这个概念，但对它含义的把握，是严谨、持恒的，并多次用唯物主义说明了新闻传播现象。

如果回顾“新闻”概念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社会。恩格斯曾经特别指出《圣经》中的“新闻”一词。当年使徒保罗到雅典传道，人们所以听他讲道，只是因为他讲的与人们所知的不同。《圣经·使徒行传》中说：“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恩格斯转而观察经过中世纪黑暗后生活在都市柏林的人们，情形与一两千年前极为相似，因而称他们为新“雅典人”。他写道：他们不也是只顾听听看看有什么新闻么！就到你们的咖啡馆和糕点铺去随便看看吧，新雅典人是怎样忙于看报纸，而圣经却搁在家里，积满灰尘，无人翻阅。听听他们见面时的相互寒喧吧：“有什么新闻吗？”“没什么新闻吗？”如此而已。他们总是需要新闻，需要前所未有的消息。[3]恩格斯将古代与现代的新闻传播现象联系起来，说明了新闻传播的一种历史螺旋的上升。古代社会少量城市中发生的现象，经过中世纪的否定，在世界交往的大形势下，变成了一种极为普遍的传播现象。然而，也许由于新闻过于自然、频繁地存在于生活之中，人们反而很少对新闻本身进行哲理性的思考。

在社会交往中，新闻的存在是以人们“不知”为前提的。1853年，英国枢密院院长罗素勋爵，就英国和俄国的谈判在议会中讲了许多话。他最后说，政府还没有授予它的大使谈判的全权。马克思在罗素兄长的演说中抓住了这最后一句话作了报道。他说：“后面这句话也就是罗素告诉下院议员的唯一新闻。”[4]这说明，并非传播中的内容都可以成为新闻。罗素的演说中绝大部分内容是人所共知的旧闻，因而能够作为新闻报道的东西就很少了。1854年，恩格斯写了一篇军事通讯，由于时间上被延误，这篇通讯从新闻变成了旧闻。恩格斯就这件事说：“《每日新闻》的这些家伙这么一拖延，使得我的一部分资料在这段时间里被德国报刊所传布而为人所共知了。”[5]正由于“人所共知”，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最终失去了发表的价值，作为“遗稿”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事实上，“不知”只是产生新闻的先决条件，但还不是最关键的条件。1881年，马克思在给大女儿燕妮的信中，介绍了美国一份周刊所披露的一件事情。他说：“《爱尔兰世界》周刊，其中载有一个爱尔兰主教反对土地所有制（私有制）的声明这是一个最新新闻，我告诉过你妈妈，她认为你也许会把这个新闻刊登在某家法国报纸上。”[6]在这里，由于所讲事变与通常情况不一致，因而才成为新闻。当时的爱尔兰主教们一般都支持私有制，如果报道某位主教支持私有制，是不会被承认为新闻的，因为它在人们认识的常理之内。马克思所以强调这是“最新新闻”，在于事实发生了与一般情况不同的变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去深入理解马克思或恩格斯讲的许多很平常的话。马克思说：“除了施蒂纳的死，没有别的新闻。”恩格斯说：“这里除了可怕的寒冬外，没有什么新闻，天气一天要变几次。”[7]（当时为三月中旬）讲话的人已知道了这些情况，但还是把德国著名哲学家施蒂纳去逝、天气异常变化看作标准新闻。除了这些情况对其他人可能是“不知”的外，更在于这些情况属于非常规变动之列。在一般情况下，告之施蒂纳活着或三月份初春已至，是毫无意义的。

新闻的这些特点，一般人在生活中是无形之中把握的。有一次，马克思谈到他的小女儿爱琳娜（杜西）的熟人莱·蒙蒂菲奥里对新闻的认识。他说：“昨天小蒙蒂菲奥里先生来我这里，他前往柏林去；他对杜西的一段话，十分突出地表现出英国的，特别是伦敦的青年文人的特色：‘但愿普鲁士人使我如愿以偿，把我拘留一两天！这是给杂志投稿或给《泰晤士报》写信的多好的材料呵！’[8]这位青年人显然懂得，给报刊写稿的内容必须是变动的事实，而非正常发生的事实。他去柏林的旅行，报刊绝不会作为新闻发表；但普鲁士当局若拘留了他，这种异常事件自然可以成为新闻的材料。”

但是，这位英国青年对新闻的把握又是不自觉的，类似的追求轰动效应的想法，关键在实际新闻工作中造成对新闻把握的偏差。1881年，马克思的夫人去逝。法国《正义报》的新闻栏里发表了一篇文章，说由于马克思有犹太血统，因而燕妮当初与他结合，最大的困难是克服种族的偏见。马克思气愤地说：“这种事是纯粹的臆造；当时用不着克服任何偏见。”他还指出，这是一种“文艺的‘夸张’”。[9]马克思强调了文艺和新闻区别。如果是文艺作品，当然可以以某人的犹太血统去构想情节；但作为新闻，则只能遵循事实，不能有这类作者的臆想，即使逻辑推理也要有充分的事实根据。

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谈到事实的变动对新闻产生的意义。1849年初，恩格斯来到瑞士。作为《新莱茵报》的编辑，他苦恼写不出新闻，原因如他对马克思所说：“这在个讨厌的瑞士，哪怕发生一点什么可以写的事情也好！然而没有，全是些无聊透顶的地方上的争吵。”[10]地方上的争吵对瑞士来说也许算得上新闻。但对于德国和欧洲来说，这种情况是人们早就了解了的瑞士的特点，过于一般而无法对外成为新闻。马克思在给《纽约论坛报》撰写时也常遇到这类情况。有一次他对恩格斯说：“现在给报纸写东西非常困难，因为英国本地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经济情况的变化还很不明显。”[11]他实际上谈到了新闻对事实变动幅度的要求。事实变动幅度愈大，愈可能在较大范围内成为新闻，而变化不明显的事实，只能作为地方新闻，甚至无法作为新闻。

事实的变动是自然发生的，重大新闻出现的频率不可能均衡，所以在新闻报道中会出现所谓“淡季”，这是新闻与其他精神交往形态的不同点。1842年8月，作为《莱茵报》柏林通讯员的恩格斯曾谈到过这种情形。8月正值大学放假时期，社会上的各种活动骤减。恩格斯说：“这里实在没有什么可报道的。上帝可以作证。现在，正如这里人们所说的，已经进入通讯员的淡季。什么新闻也没有，确实没有！”[12]对于新闻的“淡季”，马克思把它看作是一种规律，事实的变动对新闻产生的制约的规律，1859年，他以《纽约论坛报》柏林通讯员的身份对此作了说明，写道：“德国有句谚语：‘如果周围空无一物，皇帝也失去自己的权力。’既然连皇帝这样的大人物都受这条空无一物的规律的支配，本报通讯员当然更无法逃避这条规律了。如果没有事件就没有什么可说的，这就是那迫使我好几个星期停止从‘精神之都’、从这个即使不是世界力量的中心至少也是‘世界精神’的中心寄发通讯的极重要的原因。”[13]

当然，生活中事实的变动是永不停顿的，因而新闻层出不穷。在一般情况下，由不大的事实变动而产生的新闻居多数，重大新闻的出现是不多的，这就表现出新闻的相对层次差异。为此，恩格斯曾讲到曼彻斯特的新闻层次变化。他写道：“我们这里刚刚发生盗窃，铁路上火车碰撞，血肉横飞。这里的庸人们被最近一星期来的一些非常事件吓呆了。幸好棉花跌价，因此交易所里没有发生什么事，公众得以专心议论这些重大事件。”[14]在这里，由于经济上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于是人们便把社会新闻拿来谈论，这些事相形之下显得“重大”了；如果经济危机来临，那么危机将成为重大新闻，而那些社会新闻会被忽略。

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他对新闻的认识比一般人看得高，他反对单纯追求耸人听闻，把“当日惊人消息”只看作原始意义上的新闻。他写的新闻通讯，以中肯的分析、准确的预见著称，使原始新闻变得丰满而有思想性。1857年，马克思凭着谙熟的经济学知识，敏锐地觉察到法国经济中隐藏着巨大的亏空，连续写了五篇通讯指出这一点，但是《纽约论坛报》却不采用。当1857年法国的经济问题突然暴露出来成为重大新闻时，报纸才慌了手脚。马克思对该报进行了批评，并表明了自己的新闻观。他说：“《论坛报》的蠢驴们会看到，他们不刊登我在半年前寄给他们的多次推敲过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是多么聪明。这是些地地道道的蠢驴；凡不是最原始意义上的“当日惊人消息”，他们就当作无趣的东西抛在一边，等以后这同一个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时，再就这个问题发表根据别人作品拼凑起来的最愚蠢的胡话。”[15]

从事实变动的宏观历史角度看新闻，马克思认为某时某地发生的事实变动，往往是过去同类事实变动的再现，当然这是在一个更高层次上的再现。因而，新闻在这个意义上便不是新闻，而是旧闻。这种辩证的思想在他分析新闻现象时表现得十分清晰。1856年7月，西班牙马德里发生人民起义，工人在两天的起义中被领导他们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出卖，起义失败。马克思报道这一事件时使用了海涅的诗句：“这是一个老故事，但永远是新闻。”[16]1874年，英国诗人坦尼森写了一首歌颂爱丁堡公爵未婚妻亚历山大罗夫娜公主的诗，每句诗的结尾用的是“亚历山大罗夫娜”这个名字。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感到很新奇。马克思建议她将此事写个稿给《奇谈怪事杂志》，同时用《圣经·传道书》中的话告诉她：“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17]因为这类诗近百年前的沙皇保罗一世也写过。马克思引证的这两段话，含有历史事件发生的深刻哲理。生活中具体事实的重大变动似乎是无规律可循的，但若站在一个宏观历史的角度观察，那么它们又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旧闻与新闻，已有的事与现行的事，在辩证法的照耀下，被贯通了。马克思所写的新闻通讯所以使人感受到一种无形而巨大的历史感和思想力量，也许就在于他对新闻的认识经过了这种锤炼。

马克思和恩格斯讲的“新闻”概念，除了在小范围的生活圈子内使用外，主要是以大范围的社会为背景的，特别是指世界交往这样一种大背景。因此，他们特别重视新闻的时效。商品经济向世界的拓展，遇到的直接困难是距离的加大，于是在资本的运动中产生了如马克思所说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18]的冲动。正是这种冲动刺激着各种交往媒介的急速变革，新闻的数量也急速膨胀。与封闭的中世纪相比，一切社会关系在不停地动荡，生活和工作频率加快，恩格斯谈到这种情形时说：“在我们的时代，事件以惊人的速度一个跟着一个地发生。”[19]自然，由事实变动而产生的新闻及其传播，必须跟上这种变动的速度。这时，新闻的传播比起昔日的马拉邮车不知快多少倍，以致马克思经常用“报刊的闪电”、“电讯立刻闪电般的传遍整个大不列颠”来形容它。

现代社会的时间观念比任何时代都强烈。马克思用现代观念叙述蒙昧时代的生产时曾写道：“野蛮人由于对时间的浪费漠不关心，还犯了一个严重的经济上的罪行。例如，象泰罗所说的，他往往用整整一个月来制造一支箭。”[20]而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情形完全不一样了。恩格斯说：“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水平，其所以如此，纯粹是为了节约时间和劳动。[21]整个社会对时间的重视，对本来就以时效为特征的新闻来说，更添加了几分紧迫感，一切与新闻有关的传播形态同样要求时效。1859年，恩格斯计划写一本时事性小册子，马克思得知后要求他：“你应当立即动手，因为在这里时间就是一切。因为这和报纸文章是一样的，不能耽误时间。”[22]

新闻（包含一切时事性文体）的生命都是短暂的，时过境迁，就会失去价值。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很清楚。1852年，马克思致信一位刊物编辑说：“时事性的文章，如果收到以后不马上发表，就会失去任何价值。”[23]1891年，恩格斯准备为法国《工人党年鉴》临时写一篇时事性文章，他询问道：“我必须知道你们的《年鉴》何时出版。不然，这篇文章就可能过时，或者由于事态的发展，根本就不需要了。……撰写有关时事问题的文章，如不立即刊用和发表，是不行的。”[24]与科学著作相比恩格斯把新闻看作是一种“形式华丽但只是靠手边的辅助材料写成的应时作品”。[25]作为新闻载体的报纸，自然也由于新闻的时效要求而时刻处于紧张状态，所以马克思说：“报纸的一般性质——经常的战斗准备、对于急需报道的耸人听闻的当前问题的热情关心。”[26]

就每个国家的新闻时效而言，它会受到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和历史传统的影响。19世纪的德国，政治上实行的所谓“宫廷民主”，专制主义的色彩还比较浓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也不够高。因而，德国的新闻时效总体上远不及英法等国。由于这个原因，当有人对一位从事经济学研究的青年人要做报纸工作表示担心时，恩格斯说：“对于一个新闻工作者说来，他是非常迟钝的，但是，归根到底，这一点在德国并不是很重要的。”[27]1848年的三月革命，曾一度使普鲁士的政治制度迅速民主化，但这并不能很快改变专制时代官僚主义的惰性。例如议会新闻的发布在普鲁士24小时以后才可能见报。就此，恩格斯作过比较，批评官方的《国家通报》。他说：“英国议会开会经常开到早晨4点钟。可是4小时以后会议的速记记录就刊登在《泰晤士报》上，传遍伦敦的每个角落。法国议会往往要在下午一点钟才开会，到五六点钟才结束，可是到晚上7点钟，《总汇通报》就已把会议速记记录的版样送到巴黎各报的编辑部了。为什么可敬的《国家通报》不能以这种速度进行工作呢？”[28]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世界交往的高度认识新闻时效的，因而他们能够在新闻实践中冲破传统的德国惰性，表现出一种新闻工作的朝气。他们主持《新莱茵报》，抢新闻的意识十分强烈，把建立各方面的联系、获取新闻视为报纸工作的基础。报纸设有“最新消息”栏，电头经常出现“晚十时”的字样。有一次，《新莱茵报》秘密地准确获知国王当天的讲话内容，并赶在付印之前抢排。第二天，马克思和恩格斯得意地说：“昨晚过于匆忙地向《新莱茵报》读者披露的御前演说，使《科伦日报》万分恐慌和苦恼；现在证明已披露的御前演说是与原话无异的。”[29]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恩格斯接连为《派尔一麦尔新闻》写了59篇战争短评，提供了许多独家新闻，恩格斯从此有了“将军”绰号，这些独家新闻，是在马克斯帮助下“抢”出来的。例如第三篇短评中报道的普鲁士作战计划，是恩格斯通过私人途径搞到的，他立即从曼彻斯特写信给伦敦的马克思，信的第一句话就是：“附上普鲁士的作战计划。请你立即乘马车把这篇文章送到《派尔一麦尔新闻》，以便使它能在星期一晚上见报。文章大大提高《派尔一麦尔新闻》和我的声望；……丧失时机对这类文章来说是致命的。”[30]

马克思对自己的新闻工作在时效上要求相当严格，追求的是“分针”的运动。1842年他在《莱茵报》工作时曾致信另一位刊物主编：“您在哲学和神学新闻的中心，所以我很希望从您那里听到一些有关局势的消息。在这里固然可以看到时针的运动，但是却看不到分针的运动。”[31]这种“分针”意识，也表现在他和恩格斯对党的报纸的指导方面。1876年，当俄国方面的新闻还没有引起欧洲注意时，马克思就指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前进报》注意那里的动向，他说：“现在的《前进报》，也能够触及一下东方问题的要害，那会是及时的。”[32]果然，《前进报》在这方面抢在了其他报纸前面，恩格斯曾多次批评过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主编威廉·李卜克内西缺乏新闻时效观念。他认为延误时间是丢脸的事，对马克思说：“威廉的报纸实在丢脸，我姑且不说自由公理会牧师的废话，而关于他们自己的联合会等等的一切消息往往都要过了八天到十四天才能见报。”“他的2月19日报上的最新新闻是：汉诺威是——1月13日的；寥拉赫——1月23日的；慕尼黑—1月25日的；恩斯特塔尔——1月17日的！”[33]

鉴于新闻的时效特点，对新闻工作者提出的要求也就同其他从事交流工作的人有所不同。恩格斯就此进行过多次论证。1892年，他的朋友肖莱马去逝，恩格斯在十分有限的时间里写出一篇出色的悼文发表在报纸上。就此他谈到记者工作的时效特点：“我是在安葬前的那天下午，在没有任、何参考材料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写成的，假如我能等到返回伦敦再写，我可能会写得详细一些。在那种情况下，必须像一个真正的记者那样写作。就是说，写得快，手头有什么材料就写什么。”[34]对于报纸的编辑，恩格斯提出的要求也具有时效特点，他指出：“对于编辑报纸来说学识渊博并不那样重要，重要的是善于从适当的方面迅速抓住问题。”[35]

恩格斯晚年使用了“新闻学”（Journalistik，又译“报学”）的概念。对这个概念的说明，表现了他对新闻时效特点的全面认识。他写道：“新闻学，特别对于我们这些天性不那么灵活的德国人（因此犹太人在这方面也“胜过”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学校。人们会在各方面变得更加机智，会更好地了解和估计自己的力量，更主要的是会习惯于在一定期限内做一定的工作。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新闻学使人浮光掠影，因为时间不足，就会习惯于匆忙地解决那些人们知道还没有完全掌握的问题。”在这里，恩格斯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德国传统的迟缓习性，对新闻学对此的冲击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也指出了新闻学强调时效可能带来的问题。这一论述对中国的新闻工作不是很有启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