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和巴黎公社新闻政策

马克思、恩格斯和巴黎公社新闻政策[1]

童兵

今年三月是巴黎公社120周年纪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的后期，有幸经历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预演。他们对巴黎公社新闻政策的指导和评价，成为自己生平事业和报刊思想的又一个闪光点。

1871年3月18日，在世界工人运动的中心法国巴黎，爆发了工人武装起义。起义者夺取巴黎的政权，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巴黎公社委员会。公社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采取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改革措施。在公社存在的七十二天中，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在报刊活动和新闻政策方面，也有许多启迪人心的创举。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公社的事业，对于公社的新闻政策和民主作风表示热烈的赞赏和支持，也对那些过于“仁慈”的做法提出中肯批评。马克思从3月18日开始，从几十种英、法报刊中详细摘录关于巴黎公社的消息报道，有的还加以简短评语或注解。利用这些报道和通过其他渠道获知的情况，马克思写出了《法兰西内战》。5月28日，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在伯利维尔斜坡一带由于寡不敌众而殉难，公社失败了。两天以后，6月30日，马克思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宣读了自己的著作。在这部以报刊材料为主要论据的著作中，他把公社的历史意义用简短而有力的几笔描绘了出来以致后来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

巴黎公社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唯一的一次无产阶级专政实践。公社的新闻政策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它的评价，反映了他们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新闻政策及民主生活原则的设想。这些思想，对于今天的民主建设和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不无有益的启示。

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评价公社实施真正的新闻自由。在1871年3月21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恩格斯就刚胜利的巴黎起义发表热情讲话。他通报说，领导革命的中央委员会已经宣布，必须保证出版自由，但不包括腐朽透顶的波拿巴报刊。在公社，既有各个阶级的报刊，有公社的报刊，又有各派的报刊，它们都享有出版自由。《法兰西共和国公报》是公社机关报，《人民呼声报》反映各个政治派别的观点，而《杜歇老爹报》是布朗基派的报纸，《公社报》是普鲁东派的报纸，新雅各宾派也有自己的《人民觉醒报》和《复仇者报》等机关报。此外，在巴黎的各种俱乐部、国际支部、工会都有相应的报刊作为自己的喉舌。一些资产阶级的报刊，比如雨果的《号召报》、昂·罗什福尔的《口令报》，前者为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后者为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报纸，都可以正常工作。在公社领导下，只要不持反对公社的立场，一切报刊都有出版和发行的自由。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赞赏公社的这种做法：利用报刊公开报道公社的会议和公社委员的工作。他们认为这一做法是人民当家作主、参加社会事务管理的有效途径。

3月19日，即革命胜利的第二天，中央委员会就陆续派出委员前去接管军、政、财、文部门，其中派了英罗到《法兰西共和国公报》报社和国家印刷厂。该报从3月20日至5月24日，共出版66期，此外还发行60期晚刊。从4月15日开始，《公报》逐日公布公社会议的记录，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对此曾专门作了记载。公社希望自己的工作和行为能为人民所了解，并且动员群众监督公社的事业。他指出，公社“不是借助于寡头俱乐部和阅读《泰晤士报》来管理国家的那种政治自治。它是由人民自己当自己的家”。[2]

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赞赏公社公布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的做法。马克思将凡尔赛政府对官员和公社对自己的干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作了对比。波拿巴的将军们惯于打败仗、签降书，可是凡尔赛政府的头目梯也尔却授予他们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而公社却在自己的将军们稍有失职嫌疑时就予以撤职和逮捕。马克思指出：“公社并不像一切旧政府那样，自以为永远不会犯错误。公社公布了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它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告诉民众。”[3]

公社报刊和赞成公社革命的报刊的新闻报道，一般说来是客观和真实的，而凡尔赛方面的消息都是靠不住的。马克思说，巴黎全是真理，凡尔赛全是谎言。对于凡尔赛的造谣，马克思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和辛辣的嘲笑。他还特别有力地鞭鞑了这个反动政府的造谣头目梯也尔，说这个议会小丑从来没有写过和谈过正经事，在梯也尔看来，事物只是供他动笔杆耍嘴皮的因由，除了对高官厚禄和自我炫耀的渴求之外，这个人身上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这就是这个“庸俗的职业报人的本色”。[4]

马克思指出，梯也尔的凡尔赛除了力图用“谎言的城墙”，还拼命用“思想封锁和警察封锁”破坏巴黎公社革命。他揭露，梯也尔是镇压自由报刊的老手，1835年颁布的取缔报刊和结社权利的九月法令，就是他一手干的。这个人还是阴险丑恶的两面派：当他置身于反对派之列时，喋喋不休地重复着他那必不可少的自由的陈腐说教，轮到他上台时，便压制这些自由。巴黎公社期间，梯也尔下令：凡是在巴黎刊行的报纸，不问其倾向如何，一律予以没收，并当众销毁，“与神圣的宗教裁判所鼎盛时期的做法一模一样”。[5]马克思摘录的公社报刊资料中，搜集了大量凡尔赛政府压制出版自由的材料。

同凡尔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如前所述，巴黎公社实行了最广泛的出版自由。在敌人的重重包围和猛烈炮火中，巴黎每天有几十种报刊正常出版和自由发行，其中包括几家资产阶级报刊。直至4月18日，鉴于持敌对立场的资产阶级报刊公开攻击公社。公社才第一次决定查封四家敌视公社的反动报纸。以后，又分别于5月5日、11日、18日三次查封取缔共23家敌对报刊。5月18日公社社会拯救委员会的法令还规定：在战争结束之前禁止发行任何新的政治性期刊，攻击共和国和公社的罪犯均送军事法庭审判，违抗本法令的印刷厂主均以同谋犯论处。公社之所以作出如此严厉的规定，主要是由于一些被取缔的敌对报刊改头换面，重新出版，变本加厉地攻击公社。其实，公社早就应该这样做了。

马克思竭力为公社的这些公安措施辩护，指出，凡尔赛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对付公社，它在法国各地压制一切言论自由，甚至禁止召开大城市代表会议；它在凡尔赛和法国其他各地遍设暗探，其规模远胜第二帝国时代；它的宪兵检察官焚毁一切在巴黎出版的报纸，拆阅一切寄自巴黎和寄往巴黎的信件；在国民议会中，只要谁稍微想替巴黎说句话，就立刻被疯狂的呵叱声把它压下去，这种情况甚至在1816年的“无双议院”也未曾有过。凡尔赛的恶棍不仅对巴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战争，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在巴黎内部进行收买和阴谋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公社若不愿可耻地背叛自己的使命，能像在太平盛世那样遵守自由主义的程式吗？如果公社政府的性质和梯也尔政府一样，那么巴黎方面就没有理由查封秩序党的报纸，而凡尔赛方面也没有理由查封公社的报纸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旗帜鲜明地支持公社查封反动报刊的公安措施，而且还对公社迟迟作出这种决定，对反动派过分“仁慈”，提出过尖锐而中肯的批评。他们的批评是切中公社要害的。公社对于敌人和敌人的喉舌——反动报刊，采取了过分宽大的政策。公社的机关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的发行业务掌握在敌视公社的私人手里，他们别有用心地把《公报》发行数额控制在每天3500份，从而缩小了它的影响。一些被公社取缔的报刊可以改名易姓重新复刊，而公社竟能容忍它们再次攻击公社的政策。公社对报刊报道的内容也缺乏必要的新闻禁载规定，即便在严重的军事对抗紧要关头仍听便这些报刊自由传播各种新闻。马克思1871年4月12日在致路·库格曼的信里就指出：如果公社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仁慈”。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公社新闻政策和报刊实践的评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他们看来，对人民实行普遍的自由，对敌人和敌对报刊实行包括查封等公安措施在内的“自由的剥夺”，应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新闻统制的不可偏废的两个基本内容。这一对于公社新闻政策的总体评价与精辟的理论概述，对于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事建设，具有纲领性的指导意义。

列宁作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奠基人，明确确立了社会主义出版自由原则。列宁在批驳格·米雅斯尼柯夫关于出版自由的错误观点时指出，只要一提到它，首先必须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出版自由，为了什么？为了哪一个阶级？列宁申明：我们不相信“绝对的东西”，我们嘲笑“纯粹的民主”。列宁所设计和实施的苏维埃社会的出版自由的基本思路是：封闭资产阶级报纸、剥夺敌人复辟旧世界的思想武器；从政治和物质上最充分地保障工农群众享有出版自由，在无产阶级专政保护下，所有那些被资产阶级文化创立起来欺骗人民和维护资本家的东西，统统把它们拿过来满足工人和农民的政治需要。列宁的这一思路，无疑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公社新闻自由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出版自由的基本思路不仅同马、恩、列的观点保持一致，而且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他的基本思路借用他人的话加以概括，显得既准确，又形象，即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条件下，实行“舆论一律”和“舆论又不一律”的政策。所谓“舆论一律”，从法律上说，就是剥夺反动分子的言论出版自由，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种“一律”，体现了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所谓“舆论不一律”，是指人民享有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是指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显然，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同马、恩、列所主张的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总之，从120年前的巴黎公社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演习到当代广泛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基本范畴是对人民的广泛民主和对敌人的严厉专政，对前者开放新闻自由，对后者剥夺新闻自由，不管时代怎么发展，国情如何不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是不允许违背的。重温和再申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应该成为制定、讨论和通过新闻出版立法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