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状况（上）

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状况（上）[1]

姜克安

在西方，特别是在西欧，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或接近于马克思的观点）研究大众传播学的学者，多数都是西方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成员，或是赞同和支持批判学派的学者。尽管当前在西方，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大众传播学还远没有达到流行的程度，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文章为数不多，突出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少，但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方法和观点，并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下面分国家予以简单介绍。

（一）法国。在西欧，以至在整个西方，法国的传播学研究比较活跃，而且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学者也在发表意见和文章，他们围绕一个时期的中心课题，和法国其他的传播学流派展开争论。

法国传播学界曾长期研究传播媒介的机构问题。从60年代至70年代末，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左派”的传播学者，和被称为“新右翼”的传播学家，都集中对法国大众传播媒介进行了“政治批判”，他们围绕媒介对法国社会的影响问题，提出了种种质疑和批评。

当时，所谓“新右翼”的代表人物是尼吉士·德伯雷，他在60年代曾是法国知识界左翼运动分子，可是进入70年代，他转而唱起新右翼的论调了，德伯雷提出，人们务必首先理解法兰西“知识分子力量”的结构。他自封为现代法国知识界的代表，并认为少数“反自由”的知识分子已垄断了法国的传播媒介，他们从技术和政治方面决定了整个社会的思潮，德伯雷的话反映了新右翼的企图，他们打算抵销“马克思主义左派”的影响。

在研究“知识分子力量”结构的课题中，一些支持德伯雷的学者获得了某些“成果”。例如：伯纳德·伏耶列从所谓“词法学”的角度出发，研究了法国报纸的各种主题，借以提醒新闻工作者关注新闻业务皮埃尔·斯查菲则研究新闻工作者究竟扮演什么角色。他认为新闻工作者既是传媒作者和公众之间的“调解人”或“中间人”，又是那些“合法垄断”知识的“权威群体”（即专家们）和“传播机器”控制者之间的“调解者”。斯查菲由此得出结论：任何大众传播媒介的体系，都无一例外地包含上述那“两个关系的三角形结构”。倘若伏耶列对传播媒介“词法学”或语言学的研究，算不上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探索，至少也是一种比较纯粹的业务性分析。而斯查菲虽然为提出“两个三角形”模式确实费了一番脑筋，但遗憾的是，他几乎完全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即任何大众传播体系都无一例外地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左派”传播学者，在60—70年代，以至80年代，带有针对性地出版或再版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文化、语言和传播问题的著作，对法国传播学界的反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思潮，展开批驳。例如：1966年，巴黎出版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文化和语言问题的汇编，其中收集了罗杰·伊斯塔伯勒特的论文《文化和思想》，介绍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及其观察问题的方法，以及它们所阐述的“文化”的定义。埃迭列·鲍里巴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介绍了斯大林的有关论述，例如语言学中关于政治和思想的关系，以及它们的研究对象和课题。马希尔·柯亨的《关于语言和社会学的关系问题》，共两卷，出版于1956年，1978年在巴黎再版。该书乃法国共产党人语言学专门论文的汇集，共包括四部分：一，语言及其与社会的通常联系（语言和社会工具，用来书写，抽象观念等）；二，语言和社会群体的关系（社会内聚力、社会分类等）；三，语言的功能（在礼拜和宗教、社会实践中的作用，以及它的双重作用、娱乐功能等）；四，语言及其对文明生活的依存关系（语言的变化和统治阶级、民族、国家、以及国际关系的联系）。罗萨林德·鲍赫林格、琼——克劳德·萨罗门合编的《马克思主义读物，第一卷》，1977年法国巴格诺勒特出版，该书汇编了4000册英、德、意文书籍、小册子和杂志的目录，而且刊登了作者一览表。具体分类有“思想”和“工人阶级与文化”等。还包括摄影、语言学、民俗学、电影、报刊、广播和电视等。

法国最有影响的传播学研究机构是“国际大众传播媒介研究中心”，简称“IMMRC”，总部设在巴格诺纳。它主办不定期刊物《马克思主义和大众传媒：有关的基本目录》，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进步观点，并出版了下列关于传播问题的重要著作。

阿曼德·马特纳特和塞思·希格拉普合编的《传播与阶级斗争，第一卷：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该书于1979年分别在法国和美国纽约出版。第一卷分为四组共64篇论文，实际上是两大部分，即分析传播学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分析传播学在阶级斗争过程中的发展。四组论文的具体内容包括：一、马克思主义传播观的基本观点（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等的16篇文章）；二、资产阶级的传播理论；三、传播学中关于资本主义的方式和结构；四、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以及它们在思想方面对全球的控制。

乌菲斯·狄·拉·哈耶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关于传播的定义：选辑》，1980年出版，这是第一本汇集马克思关于传播的论述的书。

该书围绕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活动中的人类传播行为的关系问题，介绍了马恩的有关论述，诸如传播和生产力，社会关系，交换关系，城乡差别，货币流通以及战争等方面的关系等等。

此外，1976年由法国共产党查赫印刷者委员会主编和出版了《工人反对危机、浪费、垄断集团和独裁主义的斗争》一书，分析了传播和工人斗争的关系问题。法国“国际发展中心”于1975年出版了《大众传播媒介和南北经济的关系》，该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观，对发展中国家的传播事业与经济发展程度的紧密联系问题加以分析。70年代末，法国还出版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传播问题的著作，主要研究课题是，关于法国的传播机构，批判反动的“报刊政治地理论”，还有对现代电子传媒的分析，例如《新闻通讯社电子计算机：法新社》、《通讯卫星系统》和《电子计算机：历史情况和变为赢利产业》等。

（二）意大利。在欧洲主要的西方国家中，意大利的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而且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又遇到困难。围绕“研究焦点”的问题，意大利传播学界中的符号学派、社会语言学派、社会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纷纷发表意见，拿出本学派的“药方”，看谁能消除意大利传播学界面临的危机。

按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看法，意大利传播研究产生“危机”的原因是，在过去的研究模式和研究的问题上，都存在缺陷，加上许多意大利学者又不加批判地引进外来的、特别是美国的传统模式。马克思主义学派还批评说，在研究中不提出任何社会性的问题，就会导致大众传播学的失败。他们指出，意大利传播学者不能不研究以下这些课题：关于信息传播者，受众和社会文化的来笼去脉；组织机构、文化分布状态之间的关系；处于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和权力的状况，控制媒介形成的结构所贯穿的原则。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为了看清大众传播媒介的形成过程，就必须对制作作品和传播作品的机构加以了解。同时也要认识产生这些机构的根源，以及它内部所存在的矛盾。归根结底，大众传播体制的变化是和社会的变化相联系的。

在争论中，一位反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罗斯蒂主张：只有从掌握新文化、新知识入手，才能消除意大利传播学研究的危机。他认为，出版界、新闻界中各个机构矛盾重重，问题成堆，并波及许多地方。其他反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如符号学派和社会语言学派则主张，只有运用他们这两门学科，才能弥补传播学研究的局限性，从而使意大利传播学研究“起死回生”。

在这场辩论中，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进步学者撰写文章，发表著作，结合意大利资本主义制度下传播媒介的实际问题，进一步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观，也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影响。例如，著名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传播学家契奥尼·赛萨里阿，在其《电视奇观》（1974年出版）一书中，提出要全面研究信息、传播者、受众、媒介结构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1978年6月，他又在意大利《唯物主义理论组通信》杂志上发表文章，题为《大众传播媒介设备的构成》，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现代传播媒介组织过程、制作过程和传送信息的过程，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分工，以及资本主义对传媒设备的需求、传播模式、资本主义产品和市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