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环境与传播心理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把传播心理看作是人脑的某种神秘不变的能力表现，而把它看作是人脑在社会联系中不断完善的产物，看作是一种社会实践。在世界现代化进程（16世纪前后）开始以前，社会发展缓慢，人们公开的传播心理表现出长期处于受压抑状态，于是，心理学研究提上了日程。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2]在这里，他强调了现实外部环境是心理活动的基础。他与恩格斯分析传播心理，主要是确定心理活动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一定的心理表现如何依存于外部环境，又如何作用于外部环境。

他们经常从阶级、党派的角度分析各种传播心理现象，但他们同时也意识到，不同阶级、党派的传播活动，由于处于同一民族、国家的外部环境而会表现出相同的传播心理。因此马克思认为，一个国家的报刊工作者，通常可以“反映公众心理的一般状态”[3]。他写道：“在英国，出版物是同它的历史和特殊环境连生在一起的，荷兰和瑞士的情况也是一样。”[4]他和恩格斯对各国工人政党传播活动弊病的批评，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它们所在民族、国家传播心理的反映。

外部环境对传播活动的影响，通常需要某种心理因素作为中介。恩格斯讲过：“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5]其中“情感”这一心理要素的中介尤为明显。马克思对此的体验是很直接的。1853年，英国政治活动家帕麦斯顿谋求首相职位，为报道和分析这件事，他查找了许多有关这位贵族的材料，连续用一个月时间写出了轰动英国的揭露性小册子《帕麦斯顿勋爵》。促使他进行写作的直接原因是新发生的事实，而心理中介则是由事实激发的一种愤怒的情感，不写出来不快。他当时说：“我已经连续不停地工作了三十个小时，……我已经被写作激情，甚至‘高度的’激情所控制。”[6]

环境感染这一心理中介也对传播效果有较大影响。综合性的环境感染与单一的环境感染的效果是不同的，例如写文章和在公众面前演说，前者人们是通过眼睛而转为一种思维性的接受或拒绝；后者会受到直接感觉的综合性影响，通过环境的感染而接受或拒绝，因此往往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不稳定。恩格斯谈到过这种体会，他说：“站在真正的活生生的人面前，直接地、具体地、公开地进行宣传，比起胡乱写一些令人讨厌的抽象文章、用自己的‘精神的眼睛’看着同样抽象的公众，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7]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在传播和接受报刊和影视信息时的心理差异。

在外部环境与传播心理的相互关系中，心理因素有时会表现为一种强大的不可抵御的力量。19世纪，俄国及东欧斯拉夫地区，曾经弥漫着泛斯拉夫主义，这是一种民族沙文主义的心理表现。在这种心理状态下，从报刊到沙皇，即使认识清醒，也不得不服从它。1886年，正是这种社会心理表现的高涨时期，恩格斯讲到了它的力量所在。他说：“沙文主义的浪潮高涨，政府对于这种日益高涨的运动不去制止，反而连自己也越来越被卷了进去，所以在沙皇回到莫斯科后，不得不让莫斯科市长在他的献词中大叫占领君士坦丁堡。受将军们影响和庇护的报刊公开说，它们等待着沙皇对他的障碍物奥地利和德国采取行动；而政府却缺少勇气迫使报刊不说话。归根结蒂，斯拉夫主义沙文主义比沙皇更强有力，后者只好让步。”[8]从这里可以看出，一旦形成一种大范围内的心理现象，它也常常影响到外部环境的变化，影响当权者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