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苦一生的父亲母亲
在我们老家，孩子们通常把自己的父亲叫爹，把自己的母亲叫娘。为了叙述起来方便，我还是把爹和娘称呼为父亲、母亲。
父亲是我一生最崇敬的人。他没有什么文化，是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普通农民。但是，他的平凡人生中常常透着不平凡，普通人生中往往透着不普通。他朴素的人生智慧和诚实劳动换取了全家老老少少乃至全村人的尊敬。
爷爷奶奶在世的时候，父亲作为家里的长子，是一个肯于吃苦、敢于吃亏、乐于奉献的人。
就在我出生以后，二爹、三爸先后成了家。为了调动三个儿媳妇的积极性，爷爷、奶奶商量着，打算让父亲兄弟三人分开过。三爸在外面工作，又是小儿子，生活也宽裕点，爷爷奶奶就跟着三爸过。
可当时家里有两处房子，一处是老屋，院子既窄又小，房子也破。一处是爷爷带着父亲辛辛苦苦在城北刚刚盖起来的新房子，三间上房，六间偏厦，院子既宽敞，又亮堂。分家时如果按年龄大小、按对家里的付出和贡献，父亲完全可以分到新房子。可父亲找到爷爷、奶奶：“我是老大，就住老屋，城北的上房给你二老住，六间偏厦老二、老三一人三间吧。”
爷爷、奶奶吃惊地看着父亲：“这么分家不合适，你是老大，平时干活最多，出力最多，按排行顺序你住新房谁都不会有意见。你这么分家菊彦（我母亲）背不住会有想法。”
“菊彦的工作我来做，就这么分吧。”父亲坚定地说。
“再商量商量吧！”爷爷有些于心不忍。
“你二老跟老三过，必须住在一块，老三只能分在城北。老二孩子小，身体又弱，住城北的房子也合适。我的大儿天赐慢慢大了，能担上力了，我们一家人好好干几年，保不住几年后就能从老屋搬出去，批个新院子把新房盖起来。”父亲说。
爷爷、奶奶感到父亲说的有道理，也就同意了。
在陕西关中，家庭分家，一般都是由舅舅出面主事调停，或者请村长出面说话，这个家才能分下去。在有些家庭，兄弟媳妇不淘几回气、打几次捶，这个家是分不下去的。可在我们家，由于父亲的高风亮节，爷爷奶奶的做主，一家人在高高兴兴、平平稳稳中就把家给分了。
据说我母亲当时确实有点想法，由于父亲坚持，母亲也就顺其自然了。
由此，父亲赢得了全家人特别是二爹、二娘和三爸、三妈发自内心的尊敬。
由于父亲的高风亮节，父亲三兄弟自分家后，关系不但没有疏远，反倒走得更近了。特别是爷爷、奶奶去世后，二爹平常有事没事，常常会到父亲的屋子坐一坐，三爸只要从法门镇、建合乡或者绛帐油脂厂回来，都会抽空看看父亲、母亲。
三爸和父亲，还有一层患难关系。父亲比三爸大18岁，新中国成立前陕西关中“遭年馑”，全家人逃难时，父亲挑着担子，一头是一家人的行李，一头是个小竹筐，竹筐里坐的就是刚刚满两岁的三爸。因此三爸从小对父亲就非常尊重。三爸参加工作后，只要是回家，看望爷爷奶奶后，第一个就是去看父亲。兄弟两个人的亲密关系，让村子里的人都觉得羡慕。因此，二爹二娘和三爸三妈两家平时做了什么好吃的，二娘和三妈也会让孩子们给父亲、母亲送上一份尝尝。
我想，这正是父亲做人的一种胸怀与“智慧”。
作为一个普通农民，父亲又是一个勤劳、勤恳、办事细心的人。
父亲平时话语不多，但朴实、肯干、踏实、勤恳、性子吊、手脚麻利，在村子里种庄稼是数得上的“好把式”。他无论是给生产队干活还是给自己家里干，事事都干在前头，从不知道什么叫偷懒。我小时候曾跟着父亲给生产队干过两次活，印象极深。
一次是生产队组织村民从东壕给饲养室拉土。早晨一上工，家家户户的架子车都拉出来了，两个人负责拉一辆车，有父女俩、母子俩、姐妹俩、兄弟俩，还有年轻的夫妻俩，一个人负责拉，一个人帮着推。由于拉土的架子车多，前头的架子车已经到了村子东边的土壕里，后面的架子车还排在村子口，蛇形一样的架子车队，把村子口到东壕里的人行道都占满了。当天的分工是：父亲和4个年轻人负责挖土，有十几个男劳力负责往架子车装土，其他人负责往村子里拉土。负责挖土的4个年轻人话语多，一边挖土一边聊天，出活既慢又少。父亲干活是个急脾气，快手，又很讲究挖土的窍门。他挖土时先用头把土崖下面掏空，再上到壕岸用头挖几下，土缝就慢慢裂开了，再用头一别，土方就塌了下来。父亲再用头把土捣碎，足够几十辆架子车拉一阵子的。
当时在生产队集体作业时，也会偶尔有干活不卖力气混工分的。但是父亲从不这样，他是个闲不住的人，趁着壕里的土够用，他又拿起了放在一边的铁锨，腰一弯腿一蹬一锨土，腰一弯腿一蹬又是一锨土，不一会儿就装好了满满一车土。第二辆、第三辆车上来也是如此。等土装得差不多了，他又去挖土。等于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
另一次是生产队组织给麦田除草，年轻人凑在一起喜欢说说笑笑，可父亲一下地，只顾埋头干活，不一会儿就把其他人甩出好远。有的年轻人劝父亲干慢点，父亲说：“除草这种活，不能边干活边说话，说话容易分神，出活慢不说，草也除不干净，搞不好还会把小麦当草除掉。”
父亲干活、做事，总是处于这样一种认真细致和忘我状态。生产队每年评选劳动模范，多数情况下，父亲总是榜上有名。
后来，生产队又安排父亲喂牲口。喂牲口是个仔细活，又要熬夜，父亲一样干得有声有色。父亲为了能熬夜，天天晚上熬浓茶喝，他坚持晚上勤起夜，勤拌草料，尤其是对高角牲口，就是骡子、驴和马，比较金贵，要勤起夜，多拌料，少拌草。父亲更是精心，他不仅把牲口喂得肥，牲口的毛色长得也好。就连牲口圈，父亲也是勤垫干土，勤打扫、勤起圈，把一个既脏又臭的地方，收拾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用父亲的话说：“喂牲口这活，没啥好方法，四个字、一句话：勤快、细心，把牲口当人一样伺候。”后来，父亲喂牲口的经验不仅推广到大队，公社也组织各村喂牲口的人来我们村子参观。父亲还被县里评为“模范饲养员”。
父亲母亲有了大孙子平安，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过了几年，生产队又派父亲给村里种菜。种菜可是个良心活，不仅要勤快、细心，把菜种好。还要公私分明，不贪不占，心地干净。种菜的地在村子西南方向靠近三岔河的沟里面，距村子有3里路，比较远。种菜比种庄稼金贵，必须有水，靠近三岔河那个地方水源充足，是种菜的好地方。父亲到了沟里，先修了一条能贯通整个菜地的水渠，从村子里拉来有机肥料，又开始深翻、平整和细耙菜地，再把平整后的菜地分成一垄一垄，把肥一次性施足，接着就下种。
10多天后，菜地开始出苗了，父亲就开始浇水。
半个月后，青凌凌的菜地里的菜长得嫩绿嫩绿，煞是好看。
从这个时候起，父亲就在菜地旁边搭起了窝棚，开始吃住在沟里，每次吃饭都是大哥或者我和三妹给父亲送饭。
当时生产队种菜，只是为了满足本村村民吃菜，很少到集市上去卖，那时候把蔬菜拉到街市上交易，属于“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
父亲虽然种菜，但从来不贪不占，没有给自己家里拿过一根葱、一叶菜，而且给村民们卖菜，童叟无欺，从不短斤少两，受到了村民们的一致好评。
父亲就是靠着这种朴实、肯干、踏实、勤恳，既成就了自己在村民中的形象，也为我们这些当儿女的树立了做人的榜样。
在儿女面前，父亲又是一个宽严相济、率先垂范、为人师表的人。他承袭了爷爷说一不二的作风，凡事敢于做主，有作为一家之主的威严。同时，又是一个典型的慈父。那时家里穷，钱少，可大哥和我、三妹们上学、写字、画画，需要什么父亲就给我们买什么。尤其是对我，父亲更是偏爱一层，就连大哥、三妹有时也有些嫉妒。小儿子容易被宠爱，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里，几乎是普遍现象。
干自留地和家里的活，父亲更是率先垂范、为人师表，作为一家之主，他时时处处想在前头，干在前头，默默地吃苦，默默地流汗，吃苦最多，奉献最多。是全家公认的主心骨、顶梁柱。
在父亲的身上，我看到了作为一个农民、一个父亲，应该具有的人格力量。
而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一辈子都是相夫教子，夫唱妇随，温柔贤惠，心地善良，踏实肯干。
在我们家，母亲是父亲典型的“贤内助”。
在陕西农村，男人只管种庄稼，到了庄稼地里，男人就是头牛，再苦再累的活都得干。可回到家里，男人就是大爷，家务活几乎一点儿不沾手。可女人们从早到晚除了忙地里的活，还得忙家里的活。做家务活又是个眼色活，只要眼睛里有活，从来就没有消停的时候。
母亲是小脚，在40岁以前，白天要随父亲下地干活。从地里回来后又要赶紧下厨房，烧火做饭。一直到大哥娶了大嫂和三妹长大以后，母亲才不下地干农活了，专心忙活家务事。在母亲的操持下，她把家里处理得井井有条。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妇女干家务活，和现在农村妇女做家务活的概念完全不一样。仅一家人的穿衣、吃饭两件事，就够母亲忙活的。
那时候，农村的穿衣服不像现在这样简单。现在国家纺织工业发达，农民通常都是上集市买布料做衣服，有的干脆直接给大人小孩买成衣穿。那时候农村穷，一是买不到布料，就是能买到布料，农民也没有钱买。农民从自家种棉花、拾棉花、弹棉花、准备棉花条，到纺线、浆线、经线，到最后织布、染布、剪衣样，做成衣服，前后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才能把衣服穿到身上，而且这些活道道都要经过母亲的手。
村子口东头第二家，是父亲、母亲和哥哥、嫂嫂经过多年的辛苦积攒，刚刚在新批的宽敞院子里盖起来的新房子。
三间偏厦房靠大门口的一间屋子里。昏暗的煤油灯下，母亲右手摇动着纺线车的把柄，左手拿捏着事先准备好的棉花条，随着纺线车富有节奏和韵律的转动，均匀细长的棉花线如同春蚕吐丝般从母亲左手里的棉花条中喷薄而出，母亲将左手向左上方一扬，棉线拉长了，右手一摇纺线车就捻好了，左手又一回，棉线缠在了纺线筒上。每年冬天的每一天晚上，我和父亲躺在热乎乎的被窝里，就这么看着母亲春蚕吐丝般地纺线。从天黑到半夜，从黎明到天亮，母亲每天晚上几乎很少睡觉，整个冬天的每个夜晚，都是重复着这样一种程序化的动作，一筒筒织布用的棉线就慢慢地纺好了。
浆线是个技术活，母亲通常在开春以后请村子里有浆线手艺的人帮忙，烧上一大锅热水，撒很少的浆面，拌匀，把棉线在热水中透一下，然后，搭在杆子上晾干。浆过的棉线硬度和韧度都明显提高了。
接下来是经线，工艺更复杂。这时候，外婆通常要来我们家给母亲帮忙。最复杂的工艺是穿扣，就是要用专用工具把每一根经线准确无误地从织布缯中穿过，然后把经线分成上下两层裹在两根经线轴上，一圈一圈地卷。赶上织花纹布，穿扣的工艺更为复杂。穿扣线这活要求既要心细，又要准确，否则就会耗时费工不出活。
最后，按照织布梭子的规格，把纬线缠绕在一根根织布梭子的内轴上。上述工作完成后，就该把经线轴架上织布机开始织布了。
整个春天，母亲就会放下地里的活，每天除去在家做饭，就是在织布机上织布。织布绝对是个体力活，左右手要忙着来回抛梭子，接梭子，两只手同时抓住机杼使劲朝怀里拉两下，以便把刚刚穿过经线的纬线拉紧织密，同时，两只脚配合手部的动作不停地蹬织布机的踏板，使经线不断地分开、合上，分开、合上。母亲每天从织布机上下来，都是腰酸腿痛。大姐出嫁前，以及嫂子嫁进门，母亲就和大姐或嫂子轮换着织布，稍稍会轻松一些。
织布完毕，就是染布了。这时候外婆又会来家里给母亲帮忙。母亲在家里煮上一大锅水，放进蓝色或者黑色染料搅溶，然后把织好的布放进去煮一会儿，等煮透了，染匀了，再捞出来，拧干，晾晒在搭好的木头杆子上晾干。到后来，10里路以外的法门镇和青化镇上开了染房，父亲图省事，就会把织好的布拿到镇上的染房去染。
每逢秋天，母亲开始赶制过冬的棉衣和来年用的春秋衣服。我自小穿的每一件衣服，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土布衣服，一直穿到当兵。
周而复始，母亲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纺线、织布、做衣服上。
磨面的过程更复杂。
小时候，陕西关中农村没有现成的面粉卖，家里用的面粉都是用家里的石磨磨出来的。
归仓的小麦都是从农村的土场上碾出来的，小麦中的土腥气比较大，甚至会夹杂一些小土块、小石头。所以磨面的第一道程序就是消除小麦中的小土块、小石头和土腥气。
关中男人质朴、火吊的性格，可能与一日三餐都离不开油泼辣子的饮食习惯有关。在陕西关中农村，石磨家家有，可石碾每个村子就一个，我们村的石碾在村口，供全村人用来碾粮食、碾辣椒
这时，父亲或者大哥就会从楼上把小麦扛下来，扛到我们村口的石碾旁，套上牲口，把准备磨面的小麦用石碾碾一遍，夹杂在小麦中的小土块就会被碾碎，然后由母亲用簸箕把小麦从头到尾簸一遍，把尘土、石块簸出去。最后，拿来大蒲萳，端来一盆水，用湿水后的干净毛巾把小麦反反复复沾几遍，彻底消除土腥气，再把小麦晒干，就可以磨面了。
我家原来的老屋靠头门的门房里，就有一套磨面用的石磨和面柜。磨面一般不用牛，牛太慢。通常用马、驴或者骡子，父亲通常会给高角牲口戴上暗眼，母亲说戴上暗眼的牲口不分神，走得快。再把小麦倒在石磨上，开始磨面。一般小麦要反复磨三遍，母亲就可以用细箩箩面了。一天箩下来，母亲几乎就变成面人，头发上、衣服上都是面灰。据母亲说，头道面最白，最好吃，通常在过节和家里待客时候用。二道、三道面稍黑一点，平时家里人吃。后来，随着工业进步，发明了机悈化的磨面机，我们村子也安装了一台，母亲以及整个农村的妇女才逐渐从手工磨面中解放出来。
人们常说，农民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群。但是，在我的印象中，包括母亲在内的整个农村妇女才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最底层的辛苦人群。
母亲的一生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默默地干活，默默地吃苦，默默地奉献。在默默地吃苦和奉献中，养大了自己的儿女，也熬老熬干了自己。
在家里，母亲又是持家理财的“好当家”。
那时候，农村很穷很穷，父亲和大哥、嫂子一年辛辛苦苦干下来，凭挣工分从生产队分到手的钱也就二三百块钱，加上母亲、大嫂养鸡、喂猪卖的钱，总共四五百块钱，这就是一家人一年的全部积蓄。这些钱到了母亲的手里，母亲就会把钱攥得很紧很紧，恨不得把一块钱扳成两瓣花，平时除去家里买农具、买种子，逢年过节买点肉、买点菜，极少花钱。父亲一到夏天爱喝糖水，我们做孩子的平时爱吃水果糖，可母亲极少花钱去给父亲买白糖化水喝，更不给我们买水果糖吃。那时候农村糖精便宜，据说糖精是从煤炭中提取的一种矿物质，一碗水撒上十几粒糖精，水就很甜。母亲就给父亲和我们买糖精化水喝。就是在我上中学以后，身上从来没有装过一毛钱的零花钱。家里穷，我们这些做孩子的也能理解家里的困难和母亲管家的难处。
母亲就是这样靠着一分钱一分钱地省，一分钱一分钱地抠，维持着全家人的生活和开销，也使家里慢慢有了一些积蓄。吃饭、吃菜也是一样，母亲从来都是省吃俭用。就是1960年赶上了自然灾害，由于母亲平时省吃俭用，我们家也没有断过粮。
从母亲的身上，我感悟到了作为一个母亲，勤俭持家、默默奉献的高尚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