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下军装 进入中央大型企业工作委员会机关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
总后工厂管理局批准成立还没有半年，留在军队的保障性企业都是典型的老牌国有企业，机制陈旧，设备老化，人员包袱沉重，生产经营非常困难。军队不经商以后，总后又申请不到国家搞好搞活国有企业的政策，经总后勤部报经中央高层同意，确定对军队保障性企业实施第二次移交。工厂管理局刚刚开张，我还没有来得及回去上班，短命的工厂管理局又保不住了，机关面临又一次撤销。
工厂管理局虽然面临撤销，总后首长却承诺我，在军队武警部队企业移交工作结束后，将妥善安排我的工作。考虑到军队正师级干部55岁退休，按照我的年龄回军队也就剩5年的干头。如果转业到地方，可以干到60岁，回旋余地较大。我下定决心转业到国家部委工作。
国家经贸委盛华仁主任是个和蔼可亲，说话算数的长者和领导。国家经贸委由于刚刚整编和大幅压缩机构，他打算在国家经贸委先给我先安排一个巡视员的非领导职位，等司局级岗位腾出空位后再做适当安排。军队有领导提醒我，有实质性的领导职务就转业，否则千万别转。我把上述想法告诉了盛华仁主任。也巧了，赶上成立中共中央大型企业工作委员会，盛华仁主任找到了主持筹备工作的郑斯林副书记，问题迎刃而解。中央大型企业工委刚刚成立，各部门正处在筹建，工委领导要求我尽快到位。
机会难得，国家经贸委盛华仁主任和蒋黔贵秘书长让我放下手头工作，回军队办理转业手续，抓紧去中央大型企业工委报到。全国军队武警部队保障性企业移交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的工作，由他们协调总后勤部另外派人接手我的工作。
军队有规定，正师级以上领导干部组织一般不安排转业，本人要求转业，必须提出申请。回到生产管理部机关，我正式向部党委和总后首长递交了转业申请，新成立的工厂管理局面临再一次撤销，机关人员分流安置任务很重，我的转业申请，顺顺当当地得到了生产管理部和总后勤部首长批准。这一年，我刚好50岁。
就在我拿到转业报告表，准备签表时，突然间，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五味杂陈，酸甜苦辣齐涌心头，对军队无比眷恋，对军装依依不舍，让我难以自控，眼泪夺眶而出，“吧嗒吧嗒”地直往下掉。
毕竟，这一身军装已经穿了32年，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团结紧张、凯歌嘹亮的军营里度过的，对军队的情深意厚，感情一时失控也在所难免。我强忍着内心悲痛，用颤抖的手签完了转业报告。放下笔，我又有了一种释然的感觉，心情轻松了许多。
经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批准，2000年10月，我正式脱下军装，离开军营，到中共中央大型企业工作委员会机关报到上班，组织安排我在群工部担任副部长。
中央大型企业工委领导的企业都是国有重点大型企业，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特大型企业多，像国家电力、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宝钢、武钢、鞍钢、一汽、二汽和中国储备粮总公司等，国家电力、中石油、中石化、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都是由当年的国家电力部、石油部、化工部和铁道兵整体转制而成的巨型企业。二是企业领导班子中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多，在国家机关大幅压缩和撤并过程中，相当一部分省部级领导干部先后安排在中央企业当了一把手。我也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好事还是坏事，只觉得水太大了会漫过桥，增加管理上的难度。但是一想到中央企业数量多、块头大，集中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发展的主要成果与精华，就感到作为中央大型企业工委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身上所肩负着沉甸甸的责任。
中央大型企业工委工作两年间，除去大量日常工作，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
一是参加了“渝怀线”的慰问。“渝怀线”是我国投资的一条从重庆到湖南怀化的铁路干线，投资很大，由于山高水险，地质情况复杂，施工难度很大。
为了组织慰问参加“渝怀线”建设的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的广大职工和当地群众，2001年上半年，中央大型企业工委确定，以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文工团为主体，从其他中央企业抽调文艺骨干参加，组成中央企业工委慰问团，深入“渝怀线”进行慰问。当年3月，工委领导委派我带着王黎、许明军两位处长深入到“渝怀线”考察选择慰问现场。最后确定，施工队伍集中利用当地礼堂，队伍分散的就在施工工地组织现场慰问。慰问方案经过批准后，6月初，由中央大型企业工委王瑞祥副书记带队，群工部乔保平部长和我具体组织，带领慰问团深入到“渝怀线”现场慰问。所到之处，受到施工单位和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那些天，我们整天和搞文艺的男孩子、女孩子们在一起，他们年轻、阳光，有活力、有热情、能吃苦，大家相处得非常愉快，慰问演出任务完成得非常好。
二是参加了国家电力公司等中央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工作。2001年10月，我提升到国务院派驻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任专职监事兼第二十五办事处主任。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工作，是由当年国务院特派稽查员制度演变过来的。20世纪90年代初，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国务院领导调查发现，一方面国有企业很困难，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中存在“乱决策、乱贷款、乱投资、乱花钱”现象。朱镕基总理据此提出要“管住一头，看住一头”，就是管住银行乱放贷，看住国有企业乱决策、乱投资、乱花钱。同时，在国家层面建立了特派稽查员制度，专门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实施监督稽查，使国有企业一度存在的“四乱”现象得到了有效扼制。后来，国家颁布了《公司法》，特派稽查员制度才逐步演变为国有大型企业监事会。
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让常年在“渝怀线”施工的企业职工非常愉悦
与中央大型企业工委群工部乔保平部长（右二）到中国兵器装备总公司重庆长安汽车厂考察
当时，在监事会工作的人，大多数是在国家部委机关撤并中安置过来的干部，他们长期在国家机关工作，对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的情况比较了解。我上任后，第二十五办事处的有些同志对我这个军队转业干部不买账，认为一个当兵的懂什么企业，工作上不怎么配合。后来他们发现我和别的转业军人不一样，对企业财务、企业管理比较熟悉，写文章和写监督检查报告得心应手，这些人的态度才慢慢有所转变，工作上配合多了。当时，第25办事处主要负责对国家电力公司的监督检查，工作重点是对国家电力公司每个年度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监督检查，同时对公司领导班子履职情况、决策水平、工作能力和经营成果做出评价，监督检查报告直接报送国务院领导审阅。尤其是，国家电力公司是一个资产额非常巨大的全国性“巨人”企业，公司总经理是云南省委原书记高严，每一个省、市、自治区都有其电力公司，每个省、市、自治区的电力公司的资产少则几百亿，多则上千亿，对企业财务的真实性、准确性检查起来难度很大。监事会的力量又有限，只能尽力而为。一般情况下，我们每年现场抽查两个省级电力公司，其他都是利用当年审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作为监督参考。第一年，我们先后到了江苏省和陕西省的电力公司，同时深入到了扬州、镇江、苏州、宝鸡、延安市的电力公司进行监督检查。
在监事会工作那一年多时间，整天和资产、财务数字打交道，加上办事处从地方会计师事务所外聘了几位财务专业人员参与查账，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我的财务知识和管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通过查账，了解和掌握了企业粉饰财务报表的一般手法，特别是对企业隐藏资金、隐秘利润或者弄虚作假，掩盖亏损真相的主要手法有了一个清晰了解。那两年，我继续保持了过去在军队时爱学习、爱思考、爱写文章的习惯，一年时间，先后写出了10多万字的监督检查心得体会和监事会工作论文，结集出版了《国有重点大型企业与监事会工作》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