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干校深造
1978年7月，我遇到了一次离开高原，调往北京总部机关的机会。
总后勤部政治部干部部的田维新科长带队，到青藏兵站部所属部队选调青年干部，准备补充到总后勤部政治部机关。我提干后，一直在司令部当参谋，搞训练，没有做过思想政治工作。鬼使神差，也不知道他们在机关挑来挑去，怎么就挑到了我。
在这之前，我曾经有过几次调离高原的机会。那已经是1973年和1974年的事情。当时正赶上全军恢复军事院校，总后勤部下属的武汉后勤学校、天津运输学校、镇江船舶学校都来青藏兵站部选调军事教员，我是司令部的训练参谋，军事素质摆在那儿，自然受关注。结果，几个院校都挑上了我，但是兵站部首长死活不放，最终没有走成。结果，司令部战勤科的马应岐参谋和教导队的孙富军、刘伍让两个军事教员都被先后挑走了。
这一次，是总后政治部选干部，要进总后机关，兵站部的首长特别是赵金铭参谋长，感到这对我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虽然他对我依然心有不舍，但格外“开恩”，同意放我走。我自然感恩不尽。
这次工作调动，我爱人姜淑芝非常支持。她的老家在长春，每年回家探亲，从西宁到长春，在北京要倒一次车不说，光是火车就得坐50多个小时。如果以后随我进了北京，回老家也方便，坐一个晚上的火车就到。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家由此离开了高原，调进了人人仰慕的首都北京。
我们的孩子只有3个多月大，需要人照顾。但是，爱人毅然决然地支持我的调动。
这次调动很特殊，凡是挑选上的干部，先是送到总后襄北“五七”干校接受一年的培训深造，然后才能进机关。
按照总后政治部的要求，7月末，我来到了总后襄北“五七”干校青年干部培训队报到。
总后襄北“五七”干校位于湖北襄阳以北约50公里处，比较偏僻，四周很荒凉。在我的印象中，湖北地处南方，一定是山清水秀，流水潺潺。到了这里才知道，在我国的南方，也有这么贫穷荒凉的地方。干校各个学员队都分布在学校四周八九千米的地方，主要承担总后团以上干部的学习培训和劳动锻炼，相对而言，青年干部培训队距襄北“五七”干校校部比较近，走路五六分钟的路程。现在想起来，当年的“五七”干校制度非常好，它让每一个团以上领导干部每隔一两年都有一次培训学习和劳动锻炼的机会，以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不做或者少做脱离人民群众的事情。
总后襄北“五七”干校地处襄阳北部农村，偏僻荒凉
报到后，我才知道这次选调到青年干部培训队的干部一共63人，都是来自总后直属团以上单位，大部分是部队政治部门的政工干事和基层连队指导员。培训队开始编队，共编为3个区队、9个班。我被分配在一区队一班，由我担任一区队副区队长。区队长叫陈炳泉，是总后管线团的一位政治干事，一班班长叫华忠宽，是总后工建205团的政治干事，副班长叫陈运高，是总后管线团的连队指导员。就是在这样一个大集体中，我们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培训。
听说在我们之前已经办过一期类似的培训队，毕业后全部分配到了总后机关，绝大部分人进了总后政治部。
这一期青年干部培训队的培训计划，是这样安排的：用三个月的时间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三个月时间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用两个月时间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用两个月学习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中间一个月放寒假，让大家回家探亲，最后一个月搞毕业分配动员。
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比较系统，比较全面，有学头。加上学校理论教研室的教员，长期担任团以上干部理论培训，很有教学经验，对这两个科目我很感兴趣，学得有滋有味，非常刻苦。尤其是对许多名词概念，反复记，反复背，功底打得比较扎实，至今让我受用无穷。尤其是我分配到总部机关工作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我在工作中看待问题、认识问题和分析处理问题，非常管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我后期从事军队企业管理，也非常管用。
时间过得真快。在浓厚的学习氛围中，不知不觉半年就过去了，我们赶上了放寒假，大家暂时放下手头的学业，高高兴兴地回家探亲。回到西宁，我的女儿楠楠已经快10个月了，已经能手舞足蹈、咿咿呀呀地说话和扶着墙迈步子了。看着小家伙红扑扑、粉嘟嘟的小脸蛋，我的心里就像灌满了蜜，喜欢得不得了。小家伙离开我半年时间，已经跟我有些生分，晚上我躺在她旁边，她感到一个陌生人闯入了她的领地，伸出一双小手使劲把我的头往一边推，惹得我和姜淑芝哈哈大笑。
通过和女儿近一个月的相处，女儿和我整天形影相随，到返回学校时，女儿和我已经变得有些难舍难分了。
回到学校，开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学习。我有一种感觉，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受历史局限，缺乏实践，虽然公有制、按劳分配的一些原则都对，但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许多认识还局限在空想上，所以学习起来缺少兴趣。虽然勉强，还是咬着牙学完了。
接下来，我们转入了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学习。考虑到今后要到总部机关从事思想政治工作，自己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政治工作，所以对这一科目的理论学习，我自然上心。尤其是学校请总后政治部各位部长们，在讲各个部门的职责分工、职权范围、岗位责任和重点工作的时候，我听得更是用心。
就在分配动员前不久，中央对“文化大革命”有关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已经在全国铺开，对“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的呼声很高。为此，党中央做出了对所谓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同志，“可宽可严的一律从宽”的规定。这样一来，原来准备做转业处理和调离总部机关的干部都不走了，总后政治部机关就不需要这么多政工干部了。总后政治部干部部已经明确，我们这一期青年干部培训队的干部，只有少数人进总部机关，绝大多数将分配到北京、上海、西安、重庆等大城市的总后直属院校。
这样以来，学员们的想法就多了，埋怨情绪多了起来，许多人整天坐立不安。好在分配前有一个星期的分配教育，大家的一些想法和情绪也就慢慢地化解了，一致表示愿意服从组织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