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留机关还是回原部队之间纠结
半个月之后，张自力主任安排陈运高协助张龙云干事管理干部档案，我临时协助杨文绍干事负责当年中小学生暑期管理。
当年，总后勤部机关对中小学生暑假期间的管理非常重视。为了防止一些孩子在社会上惹是生非，每年放暑假后，要求各个部局都要把孩子们组织起来，开展一些暑期集体活动。在整个暑期，我就跟着杨干事每天跟机关的孩子们混在一起，逛公园，做手工，当起了“孩子头”。
原本以为进了总部机关，能安排一个正正经经的工作，怎么也没有想到，一进机关就当起了“孩子头”，别提我的心情有多失落，多窝囊。好在孩子们的暑期时间也就一个月，我咬咬牙，就坚持下来了。
暑期结束后，张自力主任又安排我跟李满生干事一起去搞信访。当时，全国范围内的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工作刚刚开始，全军企业化工厂和军马场的信访量明显上升。为此，工厂管理部领导决定从政治处和军马生产处临时抽人，成立了信访办公室，负责全军企业化工厂和军马场来京上访人员的接待。当时，张自力主任安慰我说：“信访只是一项临时性的应急工作，等上访高潮过去之后，再给你安排一份正式工作。”
过去在部队，我负责部队训练，经常信心满满，无比风光，感到还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可是现在到了大机关，人生地不熟，正经工作没干上，不是带孩子，就是搞信访，完全是一种听天由命的感觉。
当时工厂管理部信访办公室有3个人，一个是军马生产处的廉固本助理员，是位新中国成立以前入伍的老同志。一个是政治处的李满生干事，比我们早一年到机关，他过去在部队当过指导员，做思想工作有经验，搞起信访来自然比我得心应手。一个是北京3603工厂的荣树生科长，临时借调到机关工作，属于帮忙性质。信访办公室的日常工作，由政治处张自力主任和军马生产处的贾大赢副处长牵头负责。
此后的日子里，我每天都是陪同他们3个人一道，去总后机关南门信访接待室接待上访人员。搞信访这件事很难干，能到北京上访的都是些老上访户，军队各级机关跑遍了，如果不了解有关政策，嘴皮子没有点功夫，很难做通他们的工作。我过去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从来没有做过思想工作，更不知道信访工作该怎么干。即便如此，我也得硬着头皮上。白天找上访人员谈话，晚上回到宿舍，连夜查找有关政策规定，第二天继续做工作，一次谈不通谈两次，一天谈不通谈两天，时间一长，慢慢就摸索出了一些做人思想工作的经验。
通往办公区的林荫道，静谧凉爽
有时候，遇到了特别棘手的问题，思想工作做不通，政策规定吃不准，我们就到国家有关部委去咨询，或者干脆到劳动部、全国总工会去请教。信访这种活干长了，容易产生两种情绪：一是厌烦情绪，不想继续干下去。二是急躁情绪，碰上一两个胡搅蛮缠的，最容易上火，有时候免不了会跟上访人员吵几句。
两个月干下来，我不想干了，想调动工作，甚至产生了回原部队的想法。心想：在青藏高原，苦是苦点，远是远点，可是在部队当参谋多痛快，多风光，指挥千军万马的那种感觉，直到现在我都留恋。哪里像现在这样，没有一个正正经经工作，整天和上访人员泡在一起，磨磨叽叽地做工作，免不了有时受气，思想上有些想不通。
还有，我到了总后机关不久，正赶上国家实行计划生育，要求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尤其是总后机关，对计划生育抓得非常紧，要求“一胎率”必须达到100%，机关里三天两头有人找你做工作，要你写保证，只生一个孩子，不再生第二个。当时，工厂管理部符合“一胎率”的干部就刘世义、张楚仁、李令文、李满生、李兴正和我几个人，其他几个干部经不住反复做工作，都向组织写了保证，只剩下李满生和我两个人不表态。李满生和我都是陕西人，父母亲传宗接代的思想严重，感到生一个太少，希望起码生两个，而且必须有一个儿子。领导就反复找我们两个谈话。李满生由于有个男孩，经不住领导做工作，后来也写了保证书。我当时不愿意写保证的理由是，我爱人在青藏部队工作，属于少数民族地区，政策允许生二胎。可组织就是不同意，提出只要你是干部，只要你在总后机关工作，只能只生一个。
有时候想想，我们这一代人，一生中什么事都不顺，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初，虽然没有亲身经历旧社会地狱般的生活，但是，旧社会留给新中国的烂摊子和一穷二白的家底子，让我们一生下来就跟着父辈们吃苦受罪，成为“吃苦的一代”。到了上学读书的时候，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学校全面停课，没有学到多少东西，成为“被耽误的一代”。到了成家立业和生儿育女的年龄，先是赶上了晚婚晚育，紧接着又赶上了计划生育的浪潮，想通想不通，只能生一个，成为“为社会奉献的一代”。为此，我痛苦极了。再一次萌生了回青藏线、回原部队的想法。
就在我纠结于是继续留机关，还是回原部队的时候，有两件事又促使我打消了调换工作和回部队的念头。
一、有一次，我去总后机关参加干部大会，在总后礼堂门口，我遇到了总后司令部军训处的蔡巨英副处长。蔡巨英副处长过去多次去过青藏兵站部，每次都是我和赵少敏科长陪着他下部队检查部队训练，相互之间比较熟。他看见我有些吃惊，问：“你怎么来北京了？”我说：“我调到了总后机关。”他问：“在哪个部？”我说：“在工厂管理部。”他说：“你过去在部队搞训练，怎么去管工厂了？”我说：“总后政治部从部队选调了一批青年干部，充实机关，阴差阳错，我被选来了，培训后分配在工厂管理部搞政工。”蔡巨英副处长说：“你中途改行有点可惜了。”他问我想不想到司令部军训处搞老本行？我说当然想，不知道有没有可能。蔡巨英副处长说这件事涉及干部跨部门调动，办起来需要有一个过程，你别急，让我想想办法。
我高兴极了，感到工作有了新盼头。大约半个月后的一天，工厂管理部的于华亭副部长把我找到了他办公室。
于副部长开门见山：“你在部队时搞过军事训练？”
“是，我当过6年训练参谋。”我回答道。
“总后司令部刘副参谋长找到我，想调你到司令部军训处去搞训练。”
“我愿意去。”我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
“我知道你愿意去，可是被我回绝了。工厂管理部的干部没有来源，成分严重老化，好不容易从部队调来了几个青年干部，怎么能让你走。”于副部长说。
“到军训处工作，有利于发挥我的业务专长。”我在继续为自己争取机会。
于副部长说：“人这一生，哪里有一个专业能干到底的，中途改行的多得去了。所以，既然到了工厂管理部，就要安心工作。”
见于副部长这样说，我有点急了：“既然去不了司令部，我就回原部队？”
“为什么？”于副部长问。
“一是我过去在部队司令部干惯了，不太适应总部机关的工作。二是我离开高原后，我爱人一个人带着1岁多的孩子，孩子经常感冒发烧，打针住院，如果我回部队，起码能照顾上家庭。”我解释说。
于副部长沉思了一会儿问：“你爱人做什么工作？”
“是军人，在总后325医院生化科当化验员。”
于副部长说：“是军人就好办，总后在北京就有好几个医院嘛！这样吧，你爱人进京问题，我和你们张主任几个人研究一下，如果符合条件，我们给总后政治部干部部写报告，抓紧往北京调。但是有一条，你必须安心工作，不要考虑再去司令部，或者回原部队的事情。”
看到于副部长真心实意地在挽留我，答应调我爱人进北京，我有点动心。“那好吧，我服从组织安排”，然后，一声不吭地离开了于华亭副部长办公室。
二、我分配到总后勤部机关的那年年底，全军部队在团以上机关开展了参谋、干事、助理员等非领导职位的职务评定工作，要求总部机关先行一步。尤其是总部机关，对干部职务从副连级到副师级的评定条件都有明确规定。政治处的一些入伍时间长的老同志根据本人平时表现，分别评定为副师、正团和副团级职务，几个1966年、1967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机关的大学生评定为正营级职务。对我这样1968年入伍的干部，文件明确规定，表现优秀的可以评定为副营级，一般评定为正连级。当时工厂管理部机关有3个1968年入伍的干部，结果领导们认为，我是总后政治部干部部从基层部队选调到总后机关的优秀年轻干部，应该评定为副营级，那一年我还不满29岁。而机关另外两个1968年入伍的干部则评定为正连级。
人要知恩图报。上面两件事情，体现了领导对我的关心重视，组织上对我本人的肯定，我再也不能心有旁骛、三心二意了。我确定留下来，在工厂管理部机关好好干。
总后勤部机关大院道路旁的小花园，清新、自然
接下来，我在信访工作中处理的两件老上访户问题，也让领导对我心生好感，为我在工厂管理部机关渐渐地站住脚奠定了基础。
一是“三金”上访案。金家三兄弟原来是吉林敦化3305工厂的工人，朝鲜族。1960年企业精减下放时，兄弟三人一起被下放回农村。金家三兄弟的上访理由是，他们兄弟三人是由于当时父亲的历史问题受迫害的，不属于正常的精减下放。我和李满生干事为此专门查阅了当年精减下放的有关文件政策，发现其中有一条，就是夫妻两人或者兄弟、姐妹两人同时在工厂工作的，在精减下放中，为了不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影响，原则上只精减一人。我和李满生干事一致觉得，金家三兄弟精减下放之事看来另有隐情。我们又找来3305工厂的同志了解情况，他们说不太了解，需要核实。可是工厂的人一走了之，再无下文。我和李满生干事提出去3305工厂核实了解情况，得到了领导的批准，确定由我随贾大赢处长一起去工厂调查。在工厂，贾大赢处长找了一些当年的老同志开座谈会，多数人认为，当年金家三兄弟被同时精减下放，确实是受到他父亲历史问题的影响，应该为他们落实政策。我们又走访了延边自治州，政府有关部门认为此事应该解决。情况了解清楚后，按照有关政策，经工厂管理部分管领导同意，并与沈阳军区工厂管理局和3305工厂领导研究决定，为金家三兄弟落实政策，返回工厂，重新安排工作。
二是“陈光伟”上访案。陈光伟是个女孩子，她和她的母亲为了父亲死亡待遇先后上访几十年，是个典型的老上访户。解放军西安3513工厂是个毛皮和皮鞋厂，20世纪50年代中期，陈光伟的父亲受工厂外派到西藏收羊皮，由于高原反应大，患上了肺水肿，最后病死在西藏。当时，工厂按照正常病亡做了处理。陈光伟的母亲认为丈夫去西藏执行任务，是意外病故，应该按照因公死亡处理，工厂不同意。从那时候起，陈光伟的母亲几乎成了专业上访户，为自己丈夫待遇四处奔走20多年。母亲去世后，陈光伟接着上访，要为父亲讨回公道，1978年全面落实政策工作开始后，陈光伟跑到了北京，找到了总后勤部。为这件事，我和李满生干事一起走访了当时的国家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有关部门，相关部门认为无论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还是从人道角度，应该按照因公死亡处理，或者比照因公死亡处理。后来，我和廉固本助理员两个人一起到了3513工厂，当时工厂彭政委态度非常强硬，认为当年陈光伟的母亲到处上访，把工厂领导骂遍了，没有人同情她，不同意按照因公死亡处理，或者比照因公死亡处理。看来，问题的根子在工厂，在工厂一些领导。我们就反反复复、苦口婆心地做工厂领导班子的思想工作，最后在思想上、政策认同上取得了一致，工厂领导同意陈光伟的父亲按照比照因公死亡处理，“陈光伟上访案”得到了妥善处理。
在做信访工作时，我曾经有过一些想法，心里不安定。但是，回过头看，人的一生中，无论组织安排做什么工作，不管自己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都应该懂得珍惜，不要轻言放弃。实际上，人生中的每一段经历，都是对人的一种锻炼与磨砺。
在此后的日子里，我不再惧怕做人的思想工作，由此也练就了好口才。这与我当年搞过两年信访，专门做人的思想工作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