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戈壁滩
事情发生在我在格尔木指挥所执勤期间。
总后青藏兵站部下辖10多个团级单位、2个独立营，有一半单位在西宁，一半单位在格尔木和拉萨。为了靠前指挥，兵站部在格尔木成立了指挥所，每年由一名兵站部首长带队，司政后机关主要科室派出人员，在格尔木指挥所轮流执勤半年。
1975年4月30日深夜，熟睡中的我突然听到宿舍的电话“叮铃铃、叮铃铃”响起，我用军人特有的敏捷身姿打开床头灯，鲤鱼翻身般地坐起来准备接电话，一看表零点刚过，直觉告诉我这个时候打电话准没有好事。
是总后独立通信营值班室的电话。电话报告：昨天上午，通信营不冻泉通信连副连长王东平带6名战士进山打猎，准备在五一节给战士们改善改善伙食，中午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雪，让进山打猎的几个人在戈壁滩中迷失了方向，到今天零点仍然没有归队……
总后独立通信营主要负责格尔木至唐古拉山一段通信线路的维护。不冻泉通信连的驻地距离格尔木250千米，气候恶劣，交通不便，战士们平时连吃肉吃菜都困难，所以分散在2000千米青藏线上一些偏远连队，逢年过节进山打十几只野兔、野鸡，给干部战士们改善改善伙食是常有的事情。
我连忙爬起来，把情况报告给坐镇格尔木指挥所的袁仲安副部长。袁仲安副部长做出两点指示：一是由格尔木大站派出一个班，今天上午由我带队，乘汽车去不冻泉，进山帮助搜寻在狂风暴雪中迷失的战士；二是立即将情况报告兵站部战备值班室，请示兵站部首长要不要报告兰州军区。
我立即将情况报告了兵站部战备值班室，同时通知格尔木大站从勤务连派出一个班、一辆车，携带冲锋枪、军用地图、指南针和信号枪，上午一上班随我一起去可可西里戈壁滩执行搜寻任务。
当天凌晨，兵站部首长指示：考虑到青藏线敌社情复杂，指挥所派出的小分队出发前最好去格尔木县了解可可西里地区的敌社情情况，以便有所准备和应对。
上午上班前，我早早地赶到了格尔木县人武部，准备了解不冻泉地区敌社情。格尔木人武部介绍，不冻泉地区敌社情比较复杂，小分队最好带上武器以防不测。回到指挥所，我通知格尔木大站勤务连外加两挺轻机枪，立即乘汽车出发。
下午4点，执行搜寻任务的小分队顺利到达不冻泉通信连。
暴风雪已经停止，我与通信连连长、指导员简单碰头后，打算沿着王东平副连长进山方向马上进山执行搜寻任务。
正要走，我接到格尔木指挥所电话，说兰州军区今天下午打算派飞机到不冻泉上空协助地面执行搜寻任务，明确了地面与飞机的联络信号。真是生命重于天，我很感动。
5月初的不冻泉，早晚的天气非常冷。我知道，刚刚刮过一夜的暴风雪，王东平副连长他们已经在山里的戈壁滩冻了一个晚上，今天天黑前必须把他们找回来，否则再冻一个晚上可能会发生严重的冻伤事故，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我和通信连的连长带着小分队乘汽车沿山区走了半个小时。连长说往年他们都在这一带打猎，分析王东平副连长他们应该就在附近，汽车开始绕着圈在戈壁滩上四处寻找。又是1个小时过去了，还是不见踪影。
我决定扩大搜寻范围，也没有找到。
这时候，我发现戈壁滩的上空来了一架飞机，好像是运输机一类的飞机，飞机在空中来回盘旋。我让两名战士马上点起一堆火，告诉飞机人还没有找到。
飞机仍然在空中四处盘旋。到了我们上空，投下来一些食品和棉衣棉被。我心里涌动着一股股难以言表的激动。
已经是下午5点半，再拖半个多小时天就要黑了。我灵机一动，打信号弹。当过兵的人都知道，信号弹通常是在紧急情况下用来相互联络的，想必王东平副连长他们看到信号弹会明白有人在寻找他们，会做出反应。
我拿起信号枪，朝着天空连续发射了3颗信号弹。
奇迹出现了，零零散散地散落在远处戈壁滩上的人七扭八歪地从地上爬了起来。连长清点了一下人数，一个不少。我命令驾驶员开着车一个个地靠近他们，战士们下车把他们抬上汽车。
在戈壁滩冻了一天一夜，虚弱不堪的战士们向我们投来感激的目光，有的已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我让战士们马上点起两堆火，通知飞机人已经找到。
飞机在空中又转了一圈，飞走了。我望着离去的飞机，端端正正地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王东平副连长说，大家在暴风雪中冻了一天一夜，没有吃过任何东西，已经没有力气走路了，只能在地上爬，到后来连爬的力气也没有了。随队医生经过检查，发现有些战士在暴风雪中已经发生严重冻伤。随车带来的皮大衣和飞机空投的几床棉被派上了用场。
进山打猎的战士们一个个饿极了，连队带去的馒头冻住了，大家抓起飞机空投的饼干直往嘴里塞，饼干又干，直呛。医生说，大家饿了两天，吃几口可以，不宜过多进食。
我们顺利而归。回到连队，第一件事情就是给进山打猎的战士们输液、进流食，处理冻伤的伤口。
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带队执行任务。应该说，任务完成很顺利。我立即打电话将情况向格尔木指挥所袁副部长做了汇报。
大家都在忙着照顾伤员。我是兵站部司令部参谋，我想得更多的是回格尔木后如何通过这件事教育偏远部队吸取教训，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杜绝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