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生产管理部机关最年轻的副局长
1992年上半年，三总部对总后勤部各二级部的编制做了重大调整，二级部原来下设的正师级的处统一改为局，原来的处长、副处长重新被任命为局长、副局长。同时，也提拔了一些年轻干部进入局一级领导班子。生产管理部的干部成分偏老，只有两个年轻干部提升为副局长，一个是综合计划局的徐世贤副局长，提升前是总后张彬副部长的秘书，另一个是我。徐世贤副局长是1951年生人，我是1950年农历“腊八”出生，“腊八”那一天按照阳历算是1951年1月15日。我们两个是同龄不同月，都是41岁多一点。这个年龄，在总后勤部机关提拔的那一批局级干部中算是最年轻的。我到企业管理处这几年工作踏实肯干，表现不错，在这次年轻干部晋升中榜上有名。
我被提拔为企业管理局副局长不久，军队生产经营管理体制又先后做了两次大的调整。一次是师以下部队不再从事生产经营，各师团级部队除了保留一两家以安排随军家属子女就业为目的的家属工厂外，其余企业一律划归集团军和省军区一级单位管理，在集团军和省军区后勤部成立了生产管理处。这项工作整整抓了两年，刚刚落实到位。
新的管理体制刚刚入轨，军队生产经营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军队生产经营体制又面临新的调整。这一次调整力度更大。凡是承担作战任务的集团军和军一级单位，一律不再从事生产经营，所办企业统一上交大军区级单位后勤部集中管理。同时，按照行业和区域性管理原则，在全军各大军区、军兵种后勤部成立了若干个企业管理局，具体管理行业和区域性的军办企业。
军队生产经营管理体制调整，事关军队性质、任务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是头等大事，从总部机关，到集团军一级部队，高度重视。当然，在一些资源禀赋条件好，企业办得不错的部队，也有不少思想阻力。好在军队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军委已经拍板，各级部队就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
当时集中统一管理的头绪很多，需要调查摸底和统计数字。在总后生产管理部机关，领导和大多数人的精力基本上放在了集中统一管理和理顺管理体制上，就连军队企业日常管理也受到了影响。领导们逐渐感到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一件事上不行，必须统筹兼顾。确定兵分两路，大部分人相对集中精力抓军办企业集中统一管理，一部分人安下心留在机关负责企业日常管理和生产经营。就这样，我们企业管理局的施俊礼局长参与了军队生产经营集中统一管理，我带着几个人留在机关，负责军队企业日常经营管理。
那几年，生产管理部领导们的精力，大都放在了军队生产经营集中归口管理这件大事上，我在抓好军队企业日常管理工作上，就有了一定的主动权和自主性。大的事情，通常都是领导们点个头，由我具体操办，也让我在企业改革管理方面长了不少本事。
在总部机关，与军区、军兵种生产管理部门协调的大量事情是通过电话解决的
那几年，正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措施密集出台的时候，国家各部委的会议多，大量的新政策、新导向、新措施不断推出。例如：抓大放小，扶优扶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改造，股票上市，企业扭亏脱困，等等。我就经常性地代表军队参加国家有关会议。全国性的会议参加多了，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改革管理方面的政策导向了解就多了，眼界开阔了，加上跟随参加国家会议的代表参观过不少地方优势企业，对地方国有企业改革管理趋向也清楚了。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经常跑军队企业，对军队企业的改革管理怎么抓，心中慢慢有数了。我逐渐成为生产管理部领导在推进军队企业改革管理方面的得力助手和具体操刀手。
同时，我爱学习、善思考、肯钻研，坚持笔耕不辍，每次开会或者从企业考察调研回来，我都会挤出一些时间，撰写一些文章和论文，内容涉及企业改革、管理、扭亏增盈、企业领导班子建设等各个方面，先后发表在国家部委和总后勤部的刊物上。日积月累，我慢慢地有了45万字的文章，我便汇集成册，出版了我的第二本书《军队企业改革管理纵横》。
这本书的出版发行，在军队企业反响不错。一是许多军区生产管理部统一定购了这本书，下发到了绝大多数军办企业。海军工厂管理部企业管理协会还专门向企业发出通知，要求企业领导认真组织学习和阅读这本书。二是这本书出版发行后，正好赶上军队企业评定职称，按照要求，企业领导申请评定职称，必须撰写一篇管理论文。可是在基层，当厂长、副厂长成天忙于生产经营，哪里有时间写论文，多数人也不会写。一些大军区、军兵种生产管理部的同志对我讲，大家干脆从你的书上抄一篇论文上交了事，而且都过关了。三是由于我那时候经常在北京企业干部管理学院讲课，我出书后，大家感到不错，北京、南京、兰州等一些大军区、军兵种生产管理部的领导就请我到军区讲军队企业改革管理课。我在总参通信部厂长书记会议上讲课时，一讲就是3个半天。当然，我愿意为宣传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政策和有关市场经济新理念，乐此不疲地多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