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站部机关的同乡战友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部队这个大营盘里，每年都有一批批老兵走出军营，又有一批批新兵补充进来，这一批批老兵和新兵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正像毛泽东说的：“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军队人员的流动性，不但没有影响部队的战斗力，反倒使部队这个营盘越来越铁，越来越硬，生机勃勃，活力十足。来自祖国各地的当兵人，生活习惯不同，年龄大小不一，个人性格各异，但是部队铁的纪律，不同地域文化的融合，也使得部队这个大集体生龙活虎，团队精神极强。
青藏兵站部是当时总后勤部驻青藏部队的领导机关，干部来自五湖四海，机关里从什么地方入伍的人都有。尤其是在我被提为训练参谋前后，兵站部机关先后从各个部队调来了一批和我们差不多同年入伍的青年干部，其中有好几个就是从汽车76团调来的我们同年当兵的战友，他们与从其他省份入伍的青年干部一道，成为总后青藏兵站部司政后机关干部队伍中的一支新生力量和业务骨干。
为了叙述方便，我按照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的编制顺序，说说这些同年当兵的老乡战友们：
马应岐，司令部战勤科的战勤参谋，陕西省武功县人。马参谋大个头，人帅气，长得非常精神，年龄比我大3岁，入伍前是67届高中学生。马参谋有文化，有水平，知书达理，为人谦和，和我比起来，思想要成熟得多。他办事干脆利落，认真细致，对工作极有责任心，很快就成为战勤科的业务骨干。由于我们俩都在司令部机关当参谋，又有喜欢美术字和军事标图的共同爱好，性格脾气比较相投，业余时间在一起交流、聊天的机会就比较多。马参谋在我跟前，很有兄长风范，在日常生活中，既时时关心我，又处处在一些小事情上让着我。在机关同年兵中，我们两人的关系最要好。
张军贤，司令部办公室秘书，陕西省扶风县人。我在小车排开小车的时候，张秘书在办公室保密室当保密员。在我调到队训科当训练参谋之前，张秘书已经调到办公室当机要秘书，负责青藏兵站部首长重要文件的呈送与管理。张军贤年龄和马应岐差不多一般大，是我们县绛帐高中的67届高中学生。张秘书人聪明，爱学习，爱读书，脑子里装了不少知识与学问。他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认真负责。其实，在办公室，机要秘书的活最不好干，手头来往文件多，是个最容易出差错的岗位。但是张秘书细致认真，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很受领导赏识。有本事的人通常看问题比较尖锐，有时候说话也有些尖酸刻薄。但是，张军贤非常聪明，由于工作需要，经常和领导打交道，他知道应该怎么样处理好与领导、与同事的关系，脾气性格和行事方式变化之大，令我刮目相看，非常佩服。
李喜甲，司令部保密室保密员，陕西省扶风县人。从我在小车排开小车，到我调到队训科当参谋，李喜甲一直在司令部保密室当保密员。我们两个人年龄差不多，入伍前都是67届的初中学生。喜甲的性格温和，脾气好，厚道，本分，和谁都处得来。保密室的工作琐碎、单调，每天要经手各种各样的机密文件，分类、保管、分发的事情繁杂，工作责任大。李喜甲的工作认真细致，从来没有出现过差错。两年后，李喜甲结婚了，找的小媳妇小张是西宁塑料厂的工人，人漂亮，脾气又好，1年后，又给李喜甲生了一个胖儿子，取名旦旦，真是喜上加喜。那时候，我打心眼里羡慕喜甲，总感到他的福气咋就那么好。
颜克勤，陕西省扶风县人，政治部宣传科干事。颜克勤入伍前已经是学校老师，在我们那批兵中年龄稍大一点，人也显得比我们这批兵中的多数人，要成熟得多，是一个有能力、有本事的人。在我的记忆中，一是他的字写得比较好，尤其是美术字，1968年我们刚当兵，不知道领导怎么发现他有写美术字的特长，那时候我们就看见他每天提着一个油漆桶，在大堡子团部机关和2营营院的墙上写标语，而且字写得非常漂亮。二是他的文章写得好，调兵站部政治部不久，就开始在宣传科挑大梁，写一些大材料，包括首长讲话，很受领导赏识，也是我进入司令部机关以后一直仰视的一个有本事的人。颜克勤稳重成熟，办事老练，表达能力强，乒乓球打得也不错，这可能与他入伍前当过多年学校老师有关系。颜克勤入伍之前就已经结婚，是我们这批兵中得子比较早的人之一。颜克勤每年都要回老家看望父母和妻儿，媳妇每年也带着孩子来部队探亲，夫妻俩感情一直很好。
武宝生，政治部宣传科干事，陕西扶风人。武宝生和我在汽车76团宣传队有过1年的朝夕相处，我们彼此比较了解，比较熟悉。宣传队解散时，他留在团政治处放映组放电影，我下到2营6连学开车。我调到兵站部开小车不久，他和西宁转运站的李振虎先后调到兵站部政治部电影放映队。他们来电影放映队之前，电影队就两个人，都是女的，队长叫赵芝萍，1968年的北京兵；另一个叫田林，1970年的西安兵。在工作相处中，武宝生和田林互生爱慕，最后两人喜结良缘。夫妻俩在一起工作多有不便，不久，组织上把武宝生调到了政治部宣传科，他能吃苦，肯钻研，工作进步很快。当年兵站部宣传科的政治工作简报都是武宝生编写的，成为宣传科的工作骨干。
董全民，陕西省武功县人，后勤部油料科助理员，是我们那批兵中提干最早的一个。在我调到汽车76团管理股开小车那一年，董全民就提了干部，在团后勤处油料股的油库当主任，两个兜的战士服早早地换成了4个兜的干部服，惹得同年兵很眼热。在我调到兵站部小车排开小车不久，董全民也从汽车76团调到了青藏兵站部后勤部当助理员，是我们那批兵进兵站部机关比较早的一个。董全民非常聪明，工作踏实肯干，很快就成为油料科的业务骨干。他待人和蔼，无论什么时候，见人都是一副笑呵呵的样子。我和董全民的年龄差不多一般大，说话投机，凡事能说到一起。那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每天下班以后，我和全民一道约上几个关系比较好的老乡在兵站部的院子里散步，打羽毛球，面红耳赤地争论问题。董全民不仅人能干，而且有福气，从老家找的小媳妇朱芳菊长得小巧玲珑，属小家碧玉型，既漂亮，又贤惠，在做家务上是一把好手，小两口的日子过得和和美美，让我们同年入伍的战友们好生羡慕。
耿卫国，陕西省武功县人，后勤部卫生科助理员。耿卫国在我们这批兵中，是为数不多的领导干部子女，他父亲是当时西北农学院的院长，从小深受父母疼爱，人多少有些娇气。耿卫国一开始在汽车76团卫生队当卫生员，3年后调到兵站部后勤部卫生科当助理员，由于卫生科的专业性强，干部成分老，他就成了卫生科助理员中最年轻的一个。耿卫国聪明能干，虽是干部子女，却没有干部子女的傲气，和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农家子弟很处得来。上班的时候，大家各干各的，中间休息和下班以后，我们就和董权民一起，在司令部和后勤部的办公楼前面打羽毛球，一块儿散步。耿卫国的羽毛球打得好，技术比较全面，近吊远吊，正手反手，球运用得非常好，我经常是他的手下败将。耿卫国有个特点，爱争论问题，不管什么问题，只要和他争上了，他可以和你争得面红耳赤，不占上风不罢休。可最终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争论归争论，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好。我离开高原后，听说耿卫国和325医院的漂亮姑娘周红结婚了，周红的父亲也是个领导干部，算是门当户对。
王信岐，陕西省扶风县人，后勤部供应科助理员。王信岐原来也在汽车76团当兵，在连队当过司务长，在团供应股当过助理员，几年后调到了兵站部供应科当助理员。王信岐的性格比较内向，平常沉默寡言，话语不多，但是为人实在，凡事心里有数，工作上踏踏实实。他在供应科负责部队的军需供应管理。我们刚刚当兵的时候，部队配发的服装都是布料服，服装穿久了容易褪色，尤其是夏天穿的单衣和帽子，褪色比较厉害，咋办？有王信岐在供应科，通过他有时也能周济一两件衣服穿穿。但是，这种事干一次两次可以，多了会让王信岐为难。我们从来也不为难他。
朱志忠，陕西省武功县人，后勤部工厂管理科助理员。朱志忠刚开始也是在汽车76团机关当司务长，后来专门管理团首长的小灶，几年后调到了兵站部后勤部，分配到工厂管理科当助理员。青藏兵站部下属有5个汽车团，汽车团多了，就必须有修理工厂做保障，这样，在青藏线就先后组建了两个企业化汽车修理厂，都是正团级单位，一个是西宁3419工厂，是由原来的西宁独立汽车修理营整建制兵改工改建为修理厂的，主要负责汽油车的修理；一个是格尔木3405工厂，主要负责柴油车修理。另外在格尔木还有一个独立汽车修理营，负责修理汽油车。因此，在兵站部的后勤部就增设了一个工厂管理科，负责修理工厂和修理营的管理。朱志忠当时在工厂管理科负责计划统计。朱志忠的为人好，忠厚、老实、本分，和老乡的关系处理得不错。他是司务长出身，在汽车76团团部又给团首长管过小灶，特别会做饭，他做的青海拉条子面极具特色，非常好吃。由于他结婚早，媳妇小谢也是个热心人，我们就经常去他家里吃拉条子。
彭林涛、张安发，他们两个人调到兵站部的时间比较晚，后来我调到了北京，和他们两个相处的时间不算长。彭林涛和张安发都是武功县人，一个在后勤部供应科当助理员，一个在政治部宣传科当干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彭林涛的两口子，一开始怀不上小孩子，非常苦恼，经常看医生，吃偏方，就是不见动静。有一年，彭林涛的媳妇突然怀上了小孩，两口子高兴得不得了，到六七个月大的时候，彭林涛的媳妇就成天挺着个肚子，在兵站部机关的院子里晃，从司令部办公楼晃到政治部办公楼，又从政治部办公楼晃到刚刚新盖的教导队楼，她是在用肚子向人们昭示：我怀孕了！我终于有孩子了！那种喜悦完全是一种不由自主、情不自禁的情感流露。当然，老乡们都替彭林涛两口子高兴。张安发是从汽车76团政治处宣传股调上来的，能写材料，和闫克勤一样是个“笔杆子”，他性格内向，话语不多，平时沉默寡言，但是人非常刻苦，爱学习，爱钻研，爱写文章，人又稳重，后来就成为宣传科的工作骨干。
我的这些同乡战友都是好样的。他们不仅当时已经成为兵站部机关各个部门的业务骨干，后来在部队干得都不错，都被提拔为师团级领导干部，有的去军队院校成为教授、副教授。尤其是在兵站部的基层部队，干部晋升就像爬“宝塔尖”，一个师级部队的领导干部职位就几个，兵站部下面正团级单位有十几个，越是往上干越难上，最后能提升到兵站部领导岗位的只能是少数人，多数人最终在正团级的岗位上被迫转业。到地方工作后，他们一样非常能干，普遍担任了局处一级领导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