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作为职业的诗人
从以上各节可知，南宋后期嘉定年间以后的诗坛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之前一直由上层士大夫引领，而此时士大夫的向心力急速衰减，取而代之的是以布衣和下层士大夫为中心的江湖诗人开始席卷诗坛。与此同时，在“诗人”的社会认定这点上，嘉定以前和以后也存在巨大的断裂。嘉定以后的“诗人”已经完全摆脱了与士大夫的关系，开始成为专业诗人的代称。虽然元初与宋末在诗歌的文体价值观上存在巨大差异，但元初的“诗人”大体也是指“专业诗人”。
那么，在“诗人”一词意味着“专业诗人”的宋末元初，诗人是否能够专靠作诗来维持生计呢。结论是：即使有能够纯粹只靠诗歌生活“诗人”可能也是极少数的。以南宋江湖诗人为例，戴复古可能是专门依靠诗歌生活的代表诗人，但仍然很难想象他以“谒客”的那点临时收入就能悠然自适地过完一生。他应该在故乡黄岩有一定家产才能够长期离家游历各地，仅靠诗为收入来源可能连维持旅行都做不到。
应该充分考虑到：江湖诗人中能够举出名字的诗人实际上很多都擅长诗歌以外的词和书法。江湖诗人的先锋人物姜夔精通雅乐，是雅词的创始者，当时的权贵和著名士大夫都对他心悦诚服，他还精通书法。刘过也擅长作词。孙惟信也工于词和书法。如果能够精通书法艺术，那么便可以为诗歌这一商品增加附加价值。但是如果没有这些特殊才能，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就必须依靠前头冠有当代名人序跋的诗集，尤其是上梓了的诗集。上节末尾引用的方回跋文中提到当时刊行诗集的潮流便是诞生于这样的背景下。
如此这般，宋末元初以诗人为职业是很难单独成立的，具有非常不安定的要素。而且从社会阶层的侧面来看，专业诗人也不像士大夫那样是很明确的上流人士，而是一种浮游不定的存在。这种特性在近世后期的明清时期也被继承下来。本稿最后想以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又自号秦淮寓客，安徽全椒人）的《儒林外史》为线索对这个问题稍加考察。
在第十七回中，有一位在杭州经营头巾屋、名叫景兰江的诗人登场。他称杭州有很多对八股文不屑一顾的名士。对景兰江来说，那些为举子的科举考试参考书（时文的答案集）写评点而赚钱的“选书”家都是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俗物。另一方面，对于“选书”家们来说，景兰江等自认为诗人的人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不通世故，脱离现实的闲人。而精通世故的贪吏潘三则评价他们：“这一班人是有名的呆子。这姓景的开头巾店，本来有两千银子的本钱，一顿诗做得精光。他每日在店里，手里拿着一个刷子刷头巾，口里还哼的是‘清明时节雨纷纷’，把那买头巾的和店邻看了都笑。而今折了本钱，只借这做诗为由，遇着人就借银子，人听见他都怕。那一个姓支的是盐务里一个巡商，我来家在衙门里听见说，不多几日，他吃醉了，在街上吟诗，被府里二太爷一条链子锁去，把巡商都革了，将来只好穷得淌屎！二相公，你在客边要做些有想头的事，这样人同他混缠做什么？”（第十九回）将他们都毫不留情地严批了一通。
此外书中还有牛布衣以及他死后假冒他的牛浦郎、举人杜慎卿、杜少卿等人登场，但诗人大体上不过止于举人，过半数是在民间经营买卖的商人或者道士。还有沈琼枝这样的“卖诗女士”，而这可能是明清才有的现象。
总而言之，《儒林外史》中登场的诗人们比起宋末元初的江湖诗人来说，属于下层市民阶层的人士更多，而这正是诗歌更进一步通俗化的结果。他们与举子业划清界线这点上是与宋末的情况相似的。而且诗人是专业诗人的称谓也是相同的。这样一来，《儒林外史》所描绘的明末清初的情况也基本上与宋末元初没有多大的差异。诗人这一职业从士大夫中分化出来，与举子业也划清了界线，这种逐渐分工的现象从《儒林外史》中也可以得到认证。
至于这到底应该看作诗学的衰退还是进化，根据树立的基准的不同，会产生巨大差异。不过，将这看成是通俗化的现象之一，应该是没有异议的。笔者自然也是站在承认南宋嘉定年间以后的发展是诗学“近世”化的立场的。
（附表）江湖诗派的成员
此表根据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附录一“江湖诗派成员考”中揭示的共计138人名单，按照“士大夫阶层”（再细分为上、中、下）和“非士大夫阶层”进行分类，并按照出身地进行了重新排列。“士大夫阶层”的上中下区分是按照所任官职的高低来分的。“上”指曾在中央担任显官者；“中”指曾任知府、知州或者州级通判者；“下”指曾任这以外的属官、学官等职者，或者只有进士及第记录而官历未详者。出身地（根据现在的省份划分）原则上不是按照祖籍，而是居住地区分。
【注释】
[1]本节内容在以下几篇论文中有详细论述，可供参考：a.《宋代刻书业的发展与宋诗的近世化现象》（《东华汉学》第11辑，2010年，第123—168页）；b.《宋诗能否表现近世？》（《国学学刊》2010年第3期，第109—121页）；c.《宋末元初的文学语言——晩唐体的走向》（《融通与新变——世变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化》，华艺学术出版社，2013年，第179—211页）；d.《轉回する南宋文學—宋代文學は「近世」文學か？─》（名古屋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中国语学文学论集》26，2013年12月，第1—10页）；e.《南宋江湖詩人研究の現在地》（《南宋江湖の詩人たち─中國近世文學の夜明け─》《アジア遊學》180》卷頭言，勉诚出版，2015年3月，第4—12页）；f.《南宋中期自撰诗集的生前刊行——宋代士大夫的诗人认识及其性质演变》（《中国诗学》21，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1—164页）；g.《南宋后期的诗人、编者及书肆——江湖小集编刊的意义》（《新宋学》5，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6—185页）。
[2]《刘澜诗集》，刘克庄：《刘克庄集笺校》卷一〇九，辛更儒笺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520页。
[3]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86页。
[4]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82页。
[5]《刘澜乐府》，刘克庄：《刘克庄集笺校》卷一〇九，辛更儒笺校，第4535页。
[6]程章灿《刘克庄年谱》中将《跋刘澜诗集》的创作时间定为前一年的景定元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页）。虽然这与笔者的观点没有太大的不一致，但刘克庄就任词臣是从景定元年11月开始的，因此此年内只有两个月，发出“终日为词头所困”的感叹似乎显得为时过早。因此定为翌年景定二年春天以后比较妥当。又，欧阳守道（1209—1273，字公权，晩号巽斋，吉州庐陵人）也曾在方澄孙、刘克庄二人之后，为刘澜的诗集（《江村诗》四卷）作过跋文（《书刘养源诗集》，曾枣庄、刘琳：《全宋文》卷八○一○，第347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69页）。景定三年六月所作的这篇跋文中不仅提到了刘克庄的诗人观，还提及了方澄孙已经去世。
[7]《〈中兴集〉自序》，郑思肖：《郑思肖集》，陈福康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页。
[8]南宋后期，提起“曾苍山”，通常是指曾原一（？—？，字子实，号苍山，赣州宁都人）。曾原一曾经参加过四次科举都失败了，由他人推举除知南昌县。当时对曾原一诗歌的评价见元代韦居安《梅礀诗话》（卷上一则、卷下二则）。曾几，号茶山，是南宋前期著名的江西诗派诗人，可能是因为同姓且号也相似所以搞混淆了吧。
[9]其中⑩曾原一和⑲阮秀实二人曾短期担任过官职，并非纯粹的布衣，可能称为士大夫和布衣的中间存在比较妥当。
[10]《刘克庄集笺校》卷九七，第4086页。
[11]《刘克庄集笺校》卷九七，第4086页。
[12]《西岩集序》，《全宋文》卷六四七二，第285册，第174页。
[13]不过，叶适也是士大夫中的一员，似乎不仅赞同四灵所追求的风格。叶适在《王木叔诗序》（《全宋文》卷六四七二，第285册，第167页）记载了他的同乡且是前辈的王柟（1143—1217，字木叔，号合斋，温州永嘉人）曾在晩唐体最流行的时候表达过不满，认为晩唐诗的弱点是“格卑而气弱”，虽然在修辞方面具有美感和技巧性，但在思想和心情描写方面不够理想，对此叶适认为是值得听取的意见。
[14]《全宋文》卷七六七五，第333册，第252页。
[15]《全宋文》卷六八三九，第300册，第36页。
[16]《全宋文》卷七二一五，第315册，第82页。
[17]《全宋文》卷七八七八，第299页。
[18]《全宋文》卷八○○八，第440页。
[19]《刘克庄集笺校》卷一〇九，第4131页。
[20]《全宋文》卷八一三四，第351册，第447页。
[21]《全宋文》卷七九○七，第342册，第343页。
[22]《全宋文》卷七八七六，第341册，第246页。
[23]《全宋文》卷八○七八，第349册，第301页。
[24]《全宋文》卷八二一四，第355册，第62页。
[25]《全宋文》卷七六九四，第334册，第168页。
[26]《全宋文》卷八一六一，第353册，第2页。
[27]《全宋文》卷八一一○，第351册，第14页。
[28]李修生：《全元文》卷三八四，第1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页。
[29]《全元文》卷二一四，第7册，第136页。
[30]《全元文》卷二一七，第7册，第205页。
[31]《全元文》卷四一八，第12册，第123页。
[32]《方是闲居士小稿序》，《全宋文》卷六八一九，第299册，第137页。
[33]《题周简之文集》，《全宋文》卷六四七四，第285册，第199页。
[34]戴复古：《戴复古诗集》附录二“序跋”，金芝山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23页。
[35]脱脱等：《宋史》卷一五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30—3634页。
[36]《历代诗话续编》上册，第341页。
[37]可参照笔者以下两稿：a.《宋代士大夫的诗歌观──从苏黄到江西派》（沈松勤：《第四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242页）；b.《宋代士大夫的诗歌观──从江西派到江湖派》［张高评编：《宋代文学之会通与流变》（近世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之一），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29—55页］。
[38]南宋中期诗坛上，杨万里是唯一的例外，他直言不讳地对晩唐诗予以了高度评价。因此严格来说，在叶适以前，杨万里才是引导晩唐体流行的先驱者。
[39]《二妙集》《众妙集》的南宋刊书棚本现已不存，不过赵师秀晩年与陈起交往密切，这二种选本在陈起书籍铺刊行的可能性最大。
[40]本稿开篇注1中列出的a、b、c、g四篇论述了相关的问题。
[41]篇末附录的一览表将张宏生列出的138人按照社会阶层进行了重新分类，可供参考。
[42]《瀛奎律髓汇评》中册，第840页。
[43]《全宋文》卷八二二八，第356册，第285页。
[44]奥野新太郎：《举子业における诗——元初の科举废止と江南における作诗热の勃兴》（九州岛大学中国文学会：《中国文学论集》第39号，2010年，第58—72页）中曾论及元初作诗热的高涨。
[45]《全宋文》卷八一六二，第353册，第16页。
[46]《全元文》卷四一八，第12册，第122页。
[47]《全元文》卷四一七，第12册，第118页。
[48]《全元文》卷六一〇，第19册，第566—567页。
[49]笔者前文中推算了应举者的人数，不过当时推算宋代应举人数的平均值为四五万左右，而有几位宋史研究者曾指出南宋的人口超过十万。
[50]戴表元：《桐江诗集序》，《全元文》卷四一七，第12册，第109页。
[51]《全元文》卷四一七，第12册，第107页。
[52]《全宋文》卷八一一○，第351册，第10页。
[53]《跋余好问丙申丁酉诗稿》，《全元文》卷二一七，第7册，第221—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