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行异气──墓主特质之择抉
倘以书写对象、动机为基准，周必大碑志文略可分为几类：一为朝廷官员与其亲属，基于公义私谊而“义不得辞”[32]“义不可辞”[33]，此类作品中，周必大多将墓主及其时政治大事、民生疾苦结合并述，藉以凸显墓主个性与贡献。二为至亲家人，多因慨叹墓主嘉行懿德“不获其报”“弗偿以寿”[34]“追悼切至”，故自以“哀辞写心”[35]，浓重悲伤情怀盈满文中，令人低回惆怅。三为素不相识或罕有往来之人，因友朋请托或有感于“子孙切切显亲之志”[36]而撰，“表于金石垂劝来世”[37]常为目的之一，故较少记史、抒情，而多别有寓托，笔法特殊。四为禅师，无论基于“相识惟旧”[38]“追念畴昔，敢不诺诸”[39]，或对请铭者“愧其勤”[40]而不得不为之，文中多曾论述佛禅事理，记录墓主预知大限时日等事。四类碑志文之墓主身份、撰写缘起虽有不同，然周必大落笔前之构思、觅材似有相近处，此或与周氏对碑志之认知有关。
考碑志文肇始之初，乃因“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于世，殁则后人为之铸器以铭，而俾传于无穷”，至汉代，“杜子夏始勒文埋墓侧，遂有墓志”，“以为异时陵谷变迁之防”[41]，“其用意深远，而于古意无害也”[42]，是知“颂扬死者的功美，使其声名不朽为主要文体职能”[43]，汉代后则兼具子孙辨识之用。然至唐代，碑志文之义例、笔法、功能皆有所改变[44]，韩愈（768—824）尤为关键人物，钱基博（1887—1957）认为：
碑传文有两体：其一蔡邕体，语多虚赞而纬以事历，魏、晋、宋、齐、梁、陈、隋、唐人碑多宗之；其一韩愈体，事尚实叙而裁如史传，唐以下欧、苏、曾、王诸人碑多宗之。[45]
检阅北宋欧、苏、曾、王诸家碑志作品，确多“裁如史传”情形。而周必大曾于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兼国史院编修官”[46]，于记史、修史应有愈加深刻之体会。
乾道九年（1173），孝宗亲为苏轼文集撰序，自言：“朕万几余暇，紬绎诗书，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于轼所著，读之终日，亹亹忘倦，常寘左右，以为矜式，信可谓一代文章之宗也欤！”[47]此后，南宋文坛掀起崇尚苏轼文章风气，笔记小说记载：“淳熙中，尚苏氏，文多宏放”[48]“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羮”[49]，苏文盛行情形不难想见。同时间，有“淳熙间，欧文盛行”[50]之说。加以周必大崇慕欧阳修（1007—1072）之心理状态，凡此诸般因素，皆可能使周必大视欧、苏为学习目标，亦以史传笔法撰书碑志。
究其实，墓志铭“葬时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卒葬年月，与其子孙之大略”[51]，原即具有传记性质，“墓志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志主的一篇小型传记”[52]，言简意赅点出其本质。一般而言，世系、名字、爵里、寿年、卒葬年月、子孙大略皆为已知事实，撰述者据事直书即可，然若下笔之前并未思索如何编排剪裁，仅止堆砌陈列，便极易沦为流水账，千人一面。唯上述数据限定性颇高，作者或调动文中出现顺序，或改换部分描写字词，发挥空间有限，难能展现个人功力。至于“行治”，除早夭外，墓主数十年人生旅程，泰半可提供丰富内容，甚且繁杂多端，如何择取合宜情事，芟汰芜乱而切当呈显墓主一生重要事迹，凸显各自风采，实乃考验作者之举。
以周必大为例，百余篇碑志文，周氏以何标准选择各墓主行治加以记录？如何书写？其间有无异同之处？如何臻至“笔力益遒”境地？
就某种角度而言，作传本身“是一系列‘寻寻觅觅’的历程。研究者在追寻‘传主’的‘精神世界’，也同时在追寻自己的生命”。“为他人作传，其实是一种‘自己’与‘传记’互动、对话、精神交融的历程。”[53]当周必大拣择适合入志的材料时，极可能透过这般互动、对话，建立自设的一套去取准则，在此过程中，作者希冀“建构”的墓主形象也逐渐澄明。如此形象自然是周必大心目中认同、愿意世人知晓甚且学习的目标，而“认同”所涉及的价值评判，便会回扣至作者本身的好恶，“传记作者倾向于在传记中潜藏自我的描绘”[54]，确为事实。因此，当我们发现周必大笔下墓主经常共具某种人格特质时，究竟是那么巧合，那些人格特质都是墓主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面？还是透过周必大双眼看出去，墓主们的某种特质都被自动筛选、放大，以至有意舍弃其他特质，全力铺陈“打动”作者的那一点？而那项特质，是否也正是周必大自身最重要的特质？
墓主异于常人、言行奇特，是周必大碑志文中经常强调的面向，此现象若置于性别视域考察，愈加清晰。周必大尝引录张廷杰（1111—1176）请铭书函之语，谓：
士大夫或出或处，其行谊才猷皆可表见于世。至于妇人女子，其处也以组紃婉娩为能，已嫁则奉尊嫜、勤盥馈耳，隐德懿行微姻党有所不知。[55]
正因宋代女子深处闺门之中，隐德懿行难为人所知，兼以古来三从四德观念影响深远，以致于“妇人无才便是德，所谓以顺从为正者也”[56]成为常态。宋人墓志中之女性形象也模式化为孝女、顺妇、慈母、贤妻，描写其性情举止之常用字出现频率依序为：德、贤；柔、顺；淑、静；敏、慧四组[57]，故而确如欧阳修所云：
书其舅姑之所尝称者，以见其为妇之道；书其子之贤而有立，以见其为母之方；书其子孙之众，寿考之隆，以见其勤于其家至于有成，而终享其福之厚。[58]
女性墓志铭几皆自上述诸角度书写其人其德，然无论“勤俭静方”“四德兼茂”或“择邻储祉”[59]等铭词，实多以“经纪家事”[60]“治家有法”[61]为颂扬依据，墓主能获致“贤哉夫人”[62]之赞叹乃来自于女性对“他人”之付出、贡献，一以他人之表现、视角为评判依准，而难以识见女性墓主之独特个性、真实情感与面貌。此种限制自与古代时空背景、女子社会地位有关，所谓：
除了极少数在高层弄权者外，女子在封建男权社会并无多少可以形诸笔墨的行迹，因而她的价值是一种家庭价值而不是社会价值。而其家庭价值又主要通过夫君（或子女）实现，其价值的间接性又决定了女性的墓志只能以典语虚化之。[63]
确实道出书写女性墓志铭之困境。然以周必大之才识，应不甘为其所拘。因此其女性碑志中虽亦有符合孝妇、贤妻、严母形象之作[64]，唯其似有意显扬女性异于传统之面貌，故拣择材料、安排内容时不再停留于单一视角，而能刻画墓主特殊风采，使人物愈加立体生动，如追忆其亡姐：
御下有法度，接物极和易，与人言惟恐伤之，及临事，果断不惑，凛然有烈丈夫之风，处大利害略不动声色。平居言弗妄发，至论事成否、语逆顺莫不中理。间有请问旧事，则虽未龀时耳目所经历者，细大毕记；其道上世流风遗俗，本末曲折，使人听之洒然。[65]
严正刚烈、英武果决之意明晰，全无传统柔弱、顺服气息。学者认为此类女子被比附为男子，“不类女子”成为对女子最高称赞乃是莫大讽刺，“体现的是明显的男性优越的意味”[66]，虽有其道理，然细思周必大心情，当非源于“男性优越”而有此番书写。此举应诠解为，周必大观看墓主行事作为时，已有意识关注其特出面向，甚且欣赏某种“奇”趣，如孟媪（？—？）其人，周必大记曰：
方外家隆盛时，金帛填委，同辈皆厚自殖，媪视之蔑如也；顾独喜博，负虽多，欢然无吝容，胜亦散之，未尝有所贮积。戊申己酉岁，江浙大乱，吾家转侧兵火中，而先君不幸。后十年，先夫人复谢世，盖多故矣。人为媪戚戚，媪自若也。遇博辄抽簪质衣，一笑为乐。……人有不直，亦嫚骂弗恤，其人愧服曰：“媪言是，吾不怨。”[67]
藉由孟媪与他人对照之小事数件，鲜明描绘孟媪“忧乐不能移，物我不能二”[68]之修为。文中，周必大甚少透露孟媪乳育幼主情景，然自“齐述反，某与亡弟子柔夜挟媪出城，得舟下庐陵，寓永和镇之本觉院”[69]一段，可察知周氏兄弟与孟媪之深浓情感。
照常理，孟媪应亦为“有恩劳”[70]之乳母，周必大却无只字片言记录、感念其“工巧勤俭”“颓然顺善”[71]之类品性，反一再强调“独喜博”“遇博辄抽簪质衣”之好博行为，甚且“嫚骂弗恤”，似毫无温良恭让、仁恕情怀，而别具豪爽直率性格，迥异于一般墓志铭中之乳母与女性形象。周必大此种笔法，既使墓主形貌立体而活灵活现，又可突出其人与众不同之处，避免沦为套式。因此，孟媪之“奇特”绝不仅在于身后“顶骨如雪而舌不坏，舍利缀属无数”[72]，而更在其心不起尘劳，其行不拘常规。如何书写孟媪，清楚显示周必大撰著碑志文之态度。
人生乃由诸多红尘俗事串连而成，生活片段亦有诸多可供立传写史者采撷编辑之例，作者选此去彼之过程与结果便已揭示其好恶，某种书写目的亦蕴涵其中。所谓“墓志以隐恶扬善为原则”“时常只透露‘部分’而非全部的真相”[73]，洵为实情。然，何谓“善”？何谓“恶”？每位撰述者恐有不同定义。
以前引二文为例，周必大亡姐“凛然有烈丈夫之风”及孟媪“遇博辄抽簪质衣”作为，应不合乎传统期待女性顺服之要求。周必大于篇幅有限之碑志中选记其事，证明其“善”之标准已有所变更，恐非一以儒家德行为依规，而转以墓主真实个性为主，其中又以某种奇气、义举最吸引周必大书写，如：
轻财重义，济人之急，家无余赀。[74]
才具恢闳，轻财重义，赴人之急甚于己私。[75]
脱人于阨，却其饷谢，率以为常。[76]
与《史记·游侠列传》书写朱家之精神、文字颇有近似处：
鲁朱家者，与高祖同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阴脱季布将军之阨，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77]
“赴人之急甚于己私”与“趋人之急，甚己之私”雷同度极高；“脱人于阨，却其饷谢”可谓“阴脱季布将军之阨，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之浓缩，亦为郭解“厚施而薄望”[78]之批注；而“轻财重义”堪称朱家及所有游侠之共同特质。周必大尝于碑志文中追思欧阳修，而云：
昔公常自云喜传人事，尤爱司马迁善传奇伟，使人喜读，欲学其作。厥后著《五代史》，辞气遂与迁相上下。若予者爱公之文如公爱迁书也，特不能学公之文，如公之能学迁耳。[79]
虽自谦不能学欧公之文，然周必大“喜传人事”、爱“奇伟”之心，恐与欧公相同，因而于拣选墓主事迹入传时，有意无意取其“侠”气纵横之例，如：
公才雄气豪，身长六尺余，音吐洪畅，饮酒至数斗不乱，谈辩滚滚，遇事迎刃辄解，盖伟人也。[80]
恍惚似有游侠陈遵（？—？）“长八尺余”“容貌甚伟”“赡于文辞”“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废”[81]影迹。而张卲（？—？）“天资劲伟，遇事慷慨，酒酣耳热，悲歌愤激，常以功名自许”[82]，又若有荆轲“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83]之激昂，二人彼时素志不遂之处境亦相似。
上举数例皆与《史记》游侠、刺客有关，以此重新检视孟媪喜博情事，似亦与剧孟（？—？）“好博”类似[84]，难免引发联想。
简言之，前自数位墓主皆有异于侪辈之处，独具某种“奇”气，而周必大碑志文中确好言及墓主之“奇”，如：
大夫一日梦至潭上，见巨鲤跃出，惊波汹涌，震动矶石，旁有伟衣冠人笑曰：“发矣，发矣！”未几生公，因以为名。……公游襄汉夔峡间，数以奇策撼将帅，独落落无所合，乃复事科举。[85]
“巨鲤跃出”“惊波汹涌”“震动矶石”三组词汇，画面时刻处于剧烈摇晃状态，鲜明灵活，惊心动魄，震撼十足，既攫取读者注意，亦产生期待好奇，未知将发生何事。其后，周必大以“伟衣冠人”笑语“发矣，发矣！”之景象收束，连结墓主李发（1094—1174）诞生一事，奇异场景令人难忘。以此续言墓主“奇策”“落落无所合”际遇，与世不谐形貌自然突出。
再如郭弥约（1097—1178）、周葵（1098—1174）二人，周必大书曰：
惟公才甚高，学甚勤，志甚大，惜命之不副。方少时读书为文，已卓然不群，意富贵可唾手取。既龃龉无以自发，则画兵机数十策往撼岳将军。将军奇之，奏以官，历三任咸有绩可纪。已而叹曰：“徒劳耳。”挂衣冠而去。[86]
当是时，言路固多名臣，其视力轻重而为向背亦或有之。惟毗陵周简惠公以乙卯岁赵、张并相之日，四月入台，八月进殿中侍御史，在职仅两月，言事至三十章，太抵谓自治其国，乃能成功，今外有强敌，内有群盗，不可事虚文、贻实祸。历条时政二十余事，指宰相不任责。上变色曰：“赵鼎、张浚肯任事，须假之权，奈何遽以小事形迹之？”公徐奏：“陛下有过，尚望大臣尽心。今臣一及大臣，便为形迹，使彼过而不改，罪戾日深，非所以保全之也。”上改容曰：“此论甚奇。”最后连章极论赵子淔，语侵赵公。又论张公大举北伐，繋国存亡，坐是不得其言而去。[87]
二位墓主皆有报国大志，皆不畏强权，以奇策、奇论引人另眼相看，原应大用，无奈未能遂其愿，“卓然不群”形象鲜活，亦令人惋惜慨叹。
周必大笔下，多位墓主皆“怀奇负气”[88]，故“时犹未冠，人皆奇之”[89]“忠简奇之”[90]“皆奇之”[91]“右史张公来居宛丘，一见奇之，授六经、杜诗”[92]“诏百官条时弊，公举十事，极论文具非所以为国，执政奇其才”[93]“人皆异之”[94]“阖府嗟异”[95]之类词语屡见不鲜。然，世人既“奇之”“异之”，自也暗示墓主异于常人之才华性格，若无明主赏识，时运配合，“数奇”[96]命运恐难以避免，“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97]似为常理。